谢朝平被抓，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反映渭南移民资金被当地政府挪用侵占，移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抓他表面的理由是“非法经营”，其实渭南方面内心也不这么认为。在政府的上下级通气中，他们必定说，移民资金已经投入了什么什么工程，如果书被移民看到，移民知道有移民资金，向政府要，政府拿不出，他们闹事怎么办？他们到省城到北京上访怎么办？一牵涉到稳定，即使谓南当地政府抓人不对，不合法，谓南的上级，甚至北京的高层，也会保持沉默，予以默认。问题是，抓谢朝平，引起全国震动，尤其在知识份子中引起震动，作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发文表示不满，这可能形成更大的不稳定。此稳定不同彼稳定，两种稳定相权衡，最终把谢朝平放了。抓也为稳定，放也为稳定。公平正义，法律规定就这样被置之度外。

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人上访，如果这些人都到北京去，北京难以承受是表面理由，可能潜伏着政治风波的危险，则是深层焦虑。虽然有的上访者自缚双手表示不暴力，但政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指示和政策，正是出于稳定中央的考虑。而很多上访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侵犯公民权力造成的，指望地方政府解决访民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地方政府保护北京，保护中央，保护上级就是抓打访民，围追堵截，设黑监狱，送精神病院，办法制学习班等等，种种非法非人性的手段层出不穷。如果说水深火热是形容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访民，现在确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灾难首先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滥权，次生灾维则源于维稳。而且次生灾难比之原生灾难，因为源于维稳，官员可以不用担责，权力表现出更无人性，更没有道德法律底线，更凶残狠毒。一旦网上或煤体爆光，则最容易激起网民和人民的愤慨和怒火，形成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这会不会影响稳定？当然会。政府还得出面，处理几个“临时工”或下层官员，以平民愤。抓访民防止了北京可能的不稳定，地方政府却在人民的心中成了黑政府，带来全国范围内的不稳定。按下葫芦浮起瓢，如何进行权衡？

为了维稳，中央党校举办种种学习班，比如公安局长学习班，信访局长学习班等。学什么？我猜想就是此稳定与彼稳定的权衡术，表面上则谓之为执政能力。其实公安局长的执政能力，除了一些业务知识（这不由党校来传授），最重要的就是依法办事，没有犯法不能抓人，应是常识。为了维稳，不该抓的人抓了，该抓的人却没有抓，或这人是因为维稳被抓，却要安上另一种罪名，这就把简单的管理复杂化了。当公安局长的工作是按领导指示抓人，却要自已去找抓人的理由，并且要看起来合理时，这个岗位的工作说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这已经不是执政能力，而是一种权术了。再说信访局长的能力，也不是需要那么高。访民诉求的问题，对与错，很多老百姓就可以判断，何况官员？国务院原信访局长就谈到中国的信访问题有80%是应该解决并可以解决的，说明判断和解决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工作中一旦加入维稳，问题就复杂化了，简单的用常识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瞻前顾后：是否会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是否会影响领导的中心工作？是否会影响党的形象等等，一句话，是否会影响到更深层次的稳定？结果信访局长无法把握，只能一推了之，有什么能力不能力的。中国不是有退休副省级高官用专车带失地农民上访，反受体制官员批评的事吗？农民失地，没获补偿，要求公平，天经地义，对与错，常识就可判断，帮助农民，是人正直善良优秀品质的体现。为何反受官员批评，批评道理何在？我猜想就是些稀奇古怪的维稳逻辑。维稳的思维正在消洱官员的正义感，如何能做到“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个人身边”？总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我看没那么复杂，每一个具体问题都用常识，用良心，用规则去解决，何来复杂？是维稳把中国的问题复杂化了。那些管理官员天天考虑维稳，反倒不知道怎么去管理了。稳定之间的权衡术学得越多，执政能力越差。

维稳从字义上理解，也很简单，就是维护秩序和防止暴力。上访合符秩序（有信访局），也非暴力，如何成了维稳对象？按照宪法，即便游行示威，只要没有发生暴力，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也应允许。所以稳定的边界，很好划分，就是非暴力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维稳，与国外根本不同，它植入了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内容，这使稳定从简单的治安问题转变为复杂的政治问题，维稳压倒一切，就是维稳的政治压倒一切。

张维迎先生说，中国的经济政策出于政治考量，何谓政治考量？就是维稳。不少党的官员一直很焦虑，认为民主化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冲击，这在党看来，就是一种不稳定，而且是更复杂的不稳定，所以必须用经济发展的绩效来对抗这种冲击。发展经济并无过错，但经济发展需遵照规律，基于维护稳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发展经济，肯定滋长浮躁。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不能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效益拉动，皆因效益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投资则可迅速见效，而“保八争十”却是政治任务。只有不断增大投资，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显示绩效，增添执政合法性。所以，只要能增加GDP，政绩工程，大干快上，经济剌激等等，虽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求，却符合维稳的要求。张维迎是一位反凯恩斯主义者，学界也有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但中国决策层没有这种理论意识，干预经济，剌激经济，只为增添绩效，巩固执政地位，并不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认识。经济变成了政治。与侵害公民权利能直接激起公民反抗影响稳定不同，为了政治脱离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对民众的伤害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早些年的这种发展，现在正在呈现恶果，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导致民怨冲天，严重影响到稳定。政府还得去“救火”，压通膨，压房价，遏制强制拆迁等等，这些也不是基于经济内在规律的政策调整，而是基于政治即稳定的要求。维稳已经使政府顾此失彼，进退失据。政治迫使经济完成政治任务，不但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被政治绑架的经济，最终会影响政治目的的实现。要想两全，难上加难。

在中国，目前所有的管理，包括经济，教育，司法，社会与文化管理等等，都处于政治即维稳的统领之下，没有那项工作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大局，考虑稳定的。问题是，用维稳来决定如何管理，必定使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它或许能解决官员眼中的某一不稳定问题，却肯定会因为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而产生另一种不稳定，这就是维稳的悖论。这种为了维稳去统领正常的管理工作，却又带来另外一种不稳定的现象，在目前中国，比比皆是。教育行政化，是政府为了控制学校，防止某种不稳定的出现（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但现在教育行政化不但使中国教育质量难以提高，还招来全民的声讨，已经成为不稳定因素；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而律师却要按司法本来的规则办事，无形中冲击司法政治化，所以打压律师也是一种维稳政治，但打压律师激起律师的反弹和民众的愤怒，难道不是一种新的不稳定？温洲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官员预想到会受到网民炮轰，产生不稳定因素，快速处理的目的就是企图减少这种不稳定，但“快速”违背事故管理原则，不惟没有减少不稳定，反倒增加了不稳定；网上屏蔽删帖是在维护党的形象，但网上屏蔽删帖不是也在损害党的形象？等等。我们不断的维稳，同时又不断的因维稳而种下了不稳定的根源。

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官员财产公开难以实行，是大多官员怕清算不同意，所以可采取公布之前的财产一律不追究的赎买方法来换得改革的推进，否则这样僵持下去，社会终究难以进步。这种分析是否准确，我持怀疑态度。官员当然担心清算不清算，财产公开受官员阻止肯定也存在。但在官民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官员财产公开是否会引起一场全国风暴，导致共产党的跨台，这恐怕才是现在中央高层考虑的问题，所谓改革有风险，意即此。公开有风险，但不公开，悖逆民意，难道就没有风险？看看网上那些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言论，便可明白。对官员财产进行清算有风险，它会影响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稳定，但不清算，党如何撇清与腐败的联系，保住自已的清白，以免被人民抛弃？同样有风险。维稳的思维不但影响政府的日常管理，还影响改革的推进。改革共识难以形成，既得利益难以放弃，都是当前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对各种各样不稳定的预想，担心和恐惧，于是改革显得暧昧：言语上要推进改革，行动上却躲躲闪闪。这正是在这种与那种甚至多种稳定之间无法进行权衡的表现。维稳正成为体制进步的障碍。

共产党的领导，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是违宪的，即便现在实行最激进的改革主张，如多党制，要在实际上构成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威胁，也必须先修宪。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宪法层面的事情。政党都有争取执政地位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私利，虽然这不是伟大政治家的目标，却也无可指责。但把巩固执政地位延伸到执政的实际过程中，并用来统领执政，那党究竟是在执政，还是在巩固执政地位？要知道，这两者不但存在差别，有时候还是南辕北辙。执政得好当然可以巩固执政地位，为了巩固执政地位去执政，却是会扭曲执政的。其实，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执政中产生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执政的改进去解决，包括改革体制，并不牵涉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出现要求共产党倒台的群体性事件。如果把人们对执政管理上或某些执政官员的不满，看成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满，并在执政过程中以维稳的名义打压，执政就失去纠错和进步的可能，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不满。

使我担心的是，这种不满达到一定程度，是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而用维稳政治来统领执政或决定怎么样执政，正是当前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凡是刻意去追求的东西，往往无法获得。也许，这才是维稳的最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