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以来，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部分人士就中国是否存在拉美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讨论甚至引起争议，并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刚在英国做了一个月学术访问，在接触和拜会中国问题和拉美问题专家学者时有意识地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些交流，同时，也查阅了一些资料，旨在就拉美化问题谈一下个人想法。
是否存在“拉美化”这个说法或概念？
在英文中，拉美化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比较相对固定的用法，除将之比喻为两极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它拉美国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导致的包括音乐等美国文化艺术的拉美化倾向和就业结构的种族分层化现象，例如相当底层垃圾工作岗位由拉美移民来充填等；另一类是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在用于后者时，拉美化、拉美陷阱、拉美病等概念之间的含义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它们混淆替代使用，所指问题的范围比较宽泛，仅是一种或多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的描述：从专制独裁到周期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到外资外贸甚至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等，都被统统概述为拉美化。
例如，在谈到周期性危机时，一些东亚的经济学家说韩国应防止陷入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之中，警告韩国经济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再例如，在谈到金融系统的腐败导致坏账增加时，有些西方学者警告中国金融系统不要导致拉美化现象。还有，美国近期的《洛杉矶时报》刊登一篇题为《美国应当为拉美制定“马歇尔计划”》文章，作者是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半球事务研究员安德鲁 · 雷丁。文中的提法也是将拉美化也看成两极分化的代名词，认为委内瑞拉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美国与拉美一样，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明确提出“美国正逐渐拉美化”，并警告说，美国税收负担被转嫁给那些最没有承担能力的人，事实上也出现了大致相同的两极分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笔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据了解在拉美国家普遍使用的这两种语言中也存在拉美化的说法。牛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索普教授是拉美经济史专家，她操西班牙语，据她对拉美经济史几十年的研究，认为在西文语境中拉美化这个词肯定是个贬义词，其含义主要是指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上，即更多地是集中在社会政策上，而指经济政策的语义不强。在我接待拉美学者中，听到的也基本是这样，例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大学普罗科比奥教授认为拉美的确存在“拉美化”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贫困化的代名词，是个贬义词，主要指贫富差距扩大，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困即出现阶级分化。
如何看待转型经济中的“拉美化”？
拉美化的提法多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经济发展过程相伴，并往往与这些概念连在一起，即拉美化问题一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时经常使用。但90年代苏东巨变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与拉美相比较，近年来不仅我国而且俄罗斯甚至世界银行等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使用拉美化这个概念，在俄罗斯，拉美化这个词已经很普及，很盛行，在政界、媒体和学界已经广为流传，“俄罗斯正在拉美化”的警告声不绝于耳，它们对某些转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正在进行全面地反省和检讨，这个趋势大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下面仅举两个例子。
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在评价俄罗斯经济转型甚至在研究俄罗斯20世纪百年经济史的时候用拉美化这个概念将其全方位地与拉美进行对比。2001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俄罗斯改革之悲剧：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民主主义》的著作通篇认为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之后的整个90年代在诸多领域正在逐渐拉美化，并对俄罗斯与拉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诸多相似性逐一进行对比排队。该书首先将俄罗斯休克疗法之后一直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与拉美相对比；俄罗斯通胀即使在最低年份1997年也高达11％，而70和80年代通胀是拉美的一个顽疾，只是进入90年代才开始稍有好转。其次，他们在比较经济结构时认为，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始终占较大比例，进入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善，1990年与2000年相比，从66.9%下降到41.7％，工业制品从33.1%提高到58.3％；俄罗斯经济结构本来就不尽合理，休克疗法之后就更加扭曲，例如，2000年与1990年相比较，轻工业的产出只及其18％，机器制造业只有其50％，食品加工业只达到其61％，钢产量和石化只分别是其71％和72％，电力和天然气是76.5%和89.5％等。再其次，对贫困化进行比较，拉美的贫困率1980年是35％，1990年是41％，200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绝对数大约还是2亿人口左右，但由于人口基数变大，比例从41％下降到了35.3％。而俄罗斯的贫困人口比例在1996年是22％，到2000年上升至29.1％。最后，在就业方面，拉美的劳动供给相当一部分被非正规部门甚至非法部门所吸纳，在整个90年代非正规部门的城市就业年增长率是4.2%，三倍于正规部门。俄罗斯的情况很相近，低收入部门和地区占全部就业的70－75％，且收入差距越来越大，90年代人均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比率是24.8%，而秘鲁是22.3％，墨西哥是24.8%，阿根廷是34.1%；俄罗斯的一个特征是，许多新富和巨富几乎都卷入到犯罪之中。还有人说俄罗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高达30：1甚至40：1。
再例如，去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拉美的今天：俄罗斯的明天》认为，“俄罗斯拉美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它是对俄罗斯当今改革的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检讨，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批判，是告诉人们俄罗斯正在被“世界体制”边缘化的一个警示。该文认为，在一两百年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欧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他们是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核心。第三梯队是亚非某些国家。俄罗斯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同属“第二梯队”，他们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半内生半外生”的性质，其内在基本原因根植于他们独特与相近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现代化改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但从那时起，俄国走的是一条“帝国现代化模式”，即转型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加强军事工业。如果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像是一个巨大的转动“方形轮子”，他们走走停停，很不连贯的话，那么，俄国的情况与之非常相象，也完全可以将之用“方形轮子”来形容；直至今日，拉美和俄罗斯的“方形轮子”都没有成功地转变成“圆形轮子”。从1980年代开始，拉美和俄罗斯都同时陷入到“现代化陷阱”，而俄罗斯从那时起就开始出现拉美化的苗头。1990年代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方面加剧了拉美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民权利平等”等核心原则予以认同，从而使“经济人”这个概念变成了“绝对自私人”的代名词。该文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俄罗斯是一个稳定因素，如果俄罗斯进一步边缘化，欧盟东扩就会遇到困难，因为一个落后与不稳定的俄罗斯对东欧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它在“世界体制”中必将削弱西欧的地位。所以，俄罗斯拉美化不仅是个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个全欧洲的问题。
中国正在“拉美化”？
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和工作论文以及俄罗斯国内学者如此使用拉美化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与比喻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当学者和媒体在使用拉美化这个概念来描述和比喻俄罗斯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面积经济社会问题时，尽管某些提法和对比可能有些勉强甚至不当，但在学术上却没有受到同行的质疑，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这个概念逐渐受到认可。第二，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之后丧失了几乎50％的工业能力，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面对这个事实，无论如何使用“俄罗斯正在拉美化”这个比喻来描述俄罗斯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运行的结果和表现，似乎都不为过，这是因为，“在世界近代史上俄罗斯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在一夜之间就夷平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的具有发达教育社会的主要工业国家之一”。第三，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的情况与俄罗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同意有人将俄罗斯休克疗法看作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又一个失败试验场的话，那么，那么新世纪初国际上出现的关于“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与之是不同的，不是俄罗斯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尽管“北京共识”是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内容还在探讨之中，参与讨论者并不一定对其理论基础都予以接受，甚至还不能算作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改革因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上的优越性而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第四，虽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能说不存在问题，也不能说不存在类似俄罗斯的拉美化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中国的拉美化问题，或说，中国首当其冲的拉美化到底是什么?
在笔者开来，中国的拉美化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首先应该是分配问题，而不在别的什么其它领域。
作为转型国家，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国内年初展开拉美化的媒体辩论和争议之时，一些西方学者也纷纷加入进来，撰文评价和研究中国的拉美化问题。但是，与国内的辩论相比，西方学者对中国拉美化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们更多地是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方面，而较少集中并涉及到经济政策领域。例如，牛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交谈中说，十几年以前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政策非常重要，但现在应该将某些社会政策协调起来，因为目前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城乡之间、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城市发展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在交谈中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直言道，中国当前的问题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措施，把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防止贫困化的延伸，现在已经到了非治理贫困化不可的时候了，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惯性就很可能导致积重难返，将来失去治理的机会，陷入恶性循环，即使能有成效，也必将付出很高的成本。如果说防止拉美化，中国首先应该警惕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
在近几个月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发表的文章中也同样将中国拉美化问题集中在这些领域。例如《中国是下一个拉美吗?》就认为“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巴西”；认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不一样，他们的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使之成为小康阶层；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只要现在采取措施，就有理由认为中国可以避免陷入拉美陷阱。再例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拉美化”吗？》长文认为（见后面“附录”），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在城市化进程即“圈地运动”中必然出现土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丧失治理的机会，就有可能使日益庞大的穷人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有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如何理解中国的“拉美化”？
根据上述了解和阅读，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拉美化”和拉美化这些命题的界定，第一，它属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一种经验性的现象描述和比喻，而非严谨的学术语言；第二，最初只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进入90年代以来更多地是用来比喻转型经济体；第三，英文文献与西语和葡语语境中的含义略有差异，前者使用的范围较宽，而后者较窄，含义相对固定并约定俗成；第四，由此我们有理由将拉美化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之别，即拉美问题专家学者的理解以及西语和葡语的语境含义主要将之视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代名词，可以称之为狭义，而英文文献中超出这些范围的比喻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理解；第五，从年初以来国内对拉美化问题的讨论中和一些国外拉美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在谈到拉美化时所强调的主要是广义的角度，而有些人则更多地是从研究的角度，将其含义相对固定在拉美研究的范围内，是一种狭义理解的结果；第六，如果采取广义的态度，像西方有些学者用来评价俄罗斯那样来对待和比喻我国，这显然不太符合目前我国的改革成就和经济现状。我国目前拉美化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第七，广义的理解和无限制地延伸我国拉美化的比喻范围和描述清单，甚至将之作为一个筐，任何问题都往里装，不仅不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而且对我国来说其潜在结果和客观效果都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政策制订者具有一定误导作用，对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和大方向会产生误解，对全社会将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甚至混乱。第八，虽然目前我国拉美化的凸显问题是狭义的，但并不否定企业界人士广义拉美化的讨论对政策制订者所具有的警示作用，例如，FDI可能带来的国际收支风险、环境成本、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寡头垄断等问题，这充分说明，我国企业家正在走向成熟。
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之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同样可能是一个矛盾突显的时期，因为这是一个各种利益的矛盾及摩擦加剧的历史时期。中国要避免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后因社会矛盾浮现而开始停滞不前，防止出现拉美化。
社会保障制度如何防止“拉美化”？
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成就举世公认。很显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与其它经济转型国家相比，由于改革路径的不同和改革效果的徊异，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对立、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导致的危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拉美化。例如，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超过了俄罗斯，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的1994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在短短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得如此之快实在是世所罕见，似乎只有拉美国家可比。
在我的阅读与交流中从未发现有任何人用拉美化这个词来形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欧洲没有拉美化？即使在美国，拉美化概念的使用也仅限于文化和就业分层化等非常有限的几个小领域。这是为什么？
除了成熟的市场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结构等许多其它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这些新提法尤其是关于城镇化的新提法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看到了并试图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近些年来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并逐渐成为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指出了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尤其对我国来说，完善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拉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再分配功能很弱，几乎是零，但财政可持续性较强。在这个制度下，如果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下来转移到市场和个人之后，其它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及时有效地递补上去，就会产生社会分化；而欧美大多数国家是现收现付制，具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其缺点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较大。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即部分积累制，在理论上讲，其优点是兼顾到了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二者的优势和平衡。尽管这个混合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统账结合这个部分积累制的模式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不能动摇。至于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大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要确定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如果将社会福利模式大而划之，分为“普救式”（主要是北欧和西欧）和“补救式”（主要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两大类的话，那么，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版图辽阔、发展水平层次不齐的客观条件下，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我国是不可能采取“普救式”福利模式的，因为其福利标准的设定是以中产阶层为基准，以其为核心，吸引社会底层向上团结与攀登，其中只有某些“合作主义”的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所用。英语国家的“补救式”总体来看适合于我国，即国家将福利目标和重点设定在社会底层，社会底层靠国家，中产阶层靠市场；这样，国家就可以同时赢得两个阶层的共同支持，即中产阶层支持的是经济制度，社会底层支持的是其政治制度，他们合起来构成了社会稳定的主体。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就是“补救式”的本质所在；而对于中产阶层，国家给予的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保证而已。在我国，中产阶层规模有限，“撒芝麻盐”做法分散了财力，中产阶层不以为然，社会底层杯水车薪，是“两头空”，两个阶层的支持都缺位。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制度是防止拉美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第一道屏障，是保障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制度安排，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制度体现。
第三，补救型福利模式有利于扩大就业。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就业路径具有相当的反作用。导致贫困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创造就业能力具有很大的反作用。“普救式”福利制度下社会服务业和休闲服务业就业增长缓慢，“垃圾职业”极少，相对的“过剩人口”存量比例较高，整体就业水平一直徘徊不前。而补救式福利制度下劳动市场弹性较大，对“好职业”和“坏职业”都具有刺激作用，他们得以同步发展；其中，“坏职业”成为吸纳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一个主要“市场”，例如，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始终低低于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总就业人口中，“垃圾职业”的比例高达8%，而欧洲只有4%到5%，从而使美国几乎成为一个效率很高、运转速度很快的“就业机器”。
第四，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来。总的来说，除了社会保障的完全积累制改革比较成功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他们获得的只有一个阶层即中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且他们只是对其经济制度的认同和支持；但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并且是对其政治制度支持的缺位，从而必将加剧社会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政党轮流上台和垮台，等等。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总之，在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门槛这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期，能否选择一个“正确”的福利与社保制度是我国能否防止拉美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 研究员 ）
修改于2005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