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在FT中文网2012年度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大衰退：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常态”》的主题演讲。此演讲稿根据论坛文字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倒台，触发全球经济进入从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2008年9月份突然爆发的危机，马上引起全球股票市场普遍下滑超过40%。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崩溃的程度超过50%，而且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贸易量下降差不多达到50%，全球出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全球的经济负增长。在那个过程当中，各个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且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著名公司也申请了破产保护，包括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等。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中国沿海地区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掉就业机会。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各国政府吸取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上，一致决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首先是发达国家出手援救它们的金融机构，避免银行大面积崩溃垮台。第二，20国集团会议一致决议，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启动它们的消费。第三，20国集团一致决议，即使国内的失业率增加，就业减少，但是不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保持自由贸易的原则。
在这三项措施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避免了最糟状况的发生，尤其是中国，从2008年底开始，推行了4万亿元人民币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了需求，启动了消费，启动了就业，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就开始恢复增长。整个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2010年达到10.4%，2011年增长率仍然高达9.6%。巴西、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发达国家在2009年的下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也恢复了增长，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还是不稳定。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普遍失业率还是非常高，美国还是在8%左右，欧洲国家普遍超过10%。不仅失业率高，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政府的债务很高，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不断此起彼伏。在欧元区内，出现了第二次探底。而中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从2011年年初开始到现在连续七个季度增长率的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就跌破8%，第三季度增长率只达到7.10%。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经济将会何去何从？出路在什么地方？我想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用《全球经济大衰退》作为主标题的第一点原因。现在国际上关注的焦点是欧债危机，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国家，能不能及时从欧洲中央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短期的援助来解决他的债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南欧国家如果不进行能提高生产力、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吃止痛药一样，能够缓解一段时间，但是三个月、六个月，顶多九个月以后，同样的问题会再来，而且来的时候严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轮严重程度还高。
结构性改革非常必要，这是发生危机的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共识。但是，结构性改革在南欧国家目前的状况之下非常难推行。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这样的措施固然在中长期能够增加这些经济体的竞争力，以及提高它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是这些措施短期内都会减少需求，减少消费，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增加失业率。在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是非常高了，像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3%，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再要他们进行结构性改革，让失业率更是增加，肯定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跟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因此，虽然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之下，结构性改革非常难推动。
这种状况在过去当然也发生过，例如在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解决过去危机的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是三项措施，“三管齐下”：第一是要求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它们中长期的竞争力；第二，要求这些国家的货币大量贬值，促进出口的增加，由外需来对冲因为结构性改革导致的内需下降；第三，这两项措施产生作用要有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给一笔援助，来帮助这些国家走过短期的空档。
这个措施目前在南欧国家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货币，因此没有办法靠货币贬值来给它们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当然欧元是可以贬值的，靠贬值可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的限制条件是，日本、美国同样有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家也在讲美国需要结构性改革，可是由于同样的理由，美国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破灭以后，大家也在讲日本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增加整体的竞争力，但是日本过去22年来一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日本、欧洲都是发达国家，它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要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去增加它的出口竞争力，拿走的就会是美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就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日本的失业率，而美国和日本失业率高企的状况之下，如果欧元区货币贬值，必然引发美国、日本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对冲。
这实际就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当欧洲中央银行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宣布无限制购买这些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债的时候，美国马上宣布QE3，日本同样马上宣布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发达国家国内经济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债务会急剧增加。日本1991政府累积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60%，是OECD国家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过去22年疲软的经济增长和高企的失业率，日本现在累积的政府债务已经高达GDP的230%。与此类似，美国及欧洲国家现在普遍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超过100%，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摆脱不了这个状况，它们的政府债务也会像日本那样不断地迅速积累。
为了降低这些政府还债的利息成本和举新债的成本，这些主要国家都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保持在零的水平，实际上日本从1995年以后到现在，它的利率一直都是接近零的。美国现在的利率也是接近零，欧洲是同样的情形，这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国际宏观环境。
在这么一个低息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必然会鼓励很多短期的投机和套利。这种接近零成本的状况，会鼓励大量资金流进这些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然后把股票不断地往上推。比如像美国，现在的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国的实体经济是非常差的，但是股票已经达到2008年的、当时已经有泡沫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这些投资家心里是没底的，他们知道这是有泡沫成分的，因此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跌。
而且这些短期的投资基金不仅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会有不少基金流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像石油、原材料、粮食市场上面去，就会推动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同时这种高涨会有泡沫的程度存在。因此只要有信息说，哪个地方减产，哪个地方增产，都会造成这些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的上涨。
这些资金也会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表面上比较好的新兴工业体、新兴经济体。大量的资金流入会推高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泡沫、股市泡沫。同时大量资金涌入，也会推动这些国家汇率的升值。当这些国家汇率升值以后，出口竞争力降低了，实体经济面就会变坏。等到实体经济面变坏以后，这些国际炒家马上会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大量的资金可能又会流出，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就会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可能就是未来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里国际经济的新常态，也就是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风险非常巨大、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失业率非常高的新常态。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之下，中国经济从2011年年初到现在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也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出现的情形。因此在国际上唱空中国、“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推断中国在2013年会出现崩溃。在国际市场上这种论断还是相当有声音、相当有影响的。
到底中国经济的态势会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为什么2011年中国经济出现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速度的下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非常疲软，尤其是欧元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它的经济是在萎缩。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当然会下滑，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这架马车是在减速的。
第二，中国从2008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到现在，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大部分的项目不是已经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投资的增长速度也会下滑，所以第二架马车速度是下滑的。再加上中国政府为了防止房地产的泡沫和通货膨胀，还主动地进行了一些宏观调控，这会加快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
第三架马车是消费，消费在中国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三架马车当中有两架减速，就有一架还是按照过去的速度增长，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会减速。
但是我认为中国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的。就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是非常多的，投资项目很多。同样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首善之区，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这是在东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情形。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十万亿元的贷款，加起来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仅是政府有钱，我们的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更重要的，我觉得中国还要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知道在媒体上和学界内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阐述。
我们知道，长期经济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靠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成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就以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像欧洲或者北美，他们在18世纪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进入到18世纪中叶以后到19世纪中叶，平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平均每年0.05%变成平均1%，也就是说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为70年。18世纪下半叶以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平均的增长速度每年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70年降为35年。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出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400年降为70年，又降为35年？因为出现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这个技术创新不仅是现有产业的生产率提高，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所以可以把资源从附加值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地往附加值比较高的新的制造业、服务业的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在18世纪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跟上这股工业革命的浪潮，所以它的经济发展就停滞了，或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速增长，所以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
但是要维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这个道理对任何国家都是共通的。发达国家从18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长是2%，再加上人口增长率大概一个百分点，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和潜力是3%。可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的增长是靠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种创新和产业升级都代表新知识的使用。对发达国家来讲，这种新知识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成本非常高，失败的概率非常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是创新，但创新的含义不只是发明。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发明，因为它们有全世界最边缘的技术、最边缘的产业前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要在下一次生产当中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新，就是创新，而这个技术可能是别人用过的成熟的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三倍。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全世界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达到经济增长每年7%或者是更高，维持2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绩效。当然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那13个经济体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2年每年9.9%的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加速了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并且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对中国未来发展会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这样的“后发优势”怎么来衡量。
衡量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这个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代表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这个国家平均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和各种制度效益的水平。
最新数据是2008年的数字。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平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台湾地区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5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台湾利用“后发优势”从1975年到1995年维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而韩国从1977到1997年，利用“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都是我前面提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后发优势”来取得超过7%的增长持续超过25年的国家和地区。
以同样的“后发优势”跟同样的发展轨迹，如果东亚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可以维持20年7.6%到9.2%的平均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从潜力来讲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然要进行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要改善收入结构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十八大以后下一届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社会会继续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把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
当然，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目前的世界来讲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是要对全世界出现“新常态”来讲，中国一国的快速发展是不够的。要走出这场危机，必须帮助这些发达国家走出目前结构改革的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的增长。
但是怎么来做呢？过去当危机只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时候，尤其这个国家自己有货币的时候，它可以靠货币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如果它要进行结构改革，也必须有空间，也就是说能有一个外在需求的增加，以对冲国内因为结构改革导致的需求减少，然后维持一个可以坚守的就业增长率。
在目前这种国际状况之下，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对发达国家在当前失业率很高的状况之下，政府不能无作用，因为政府至少必须给失业人救济金，不然社会肯定不稳定。比如像西班牙，当有23%失业率的时候，政府的债务负担肯定减不下来，因为失业救济金要增加，经济增长率放缓，政府的收入要减少。正因为这个原因，西班牙尽管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不少结构性改革，但是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还达到8%，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个情况的反应非常负面。
既然政府一定要花钱，与其花钱来做失业救济，不如花钱来搞投资。尤其这个投资不是传统意义上、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挖一个洞、补一个洞，而是消除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瓶颈环境项目。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就业，会创造需求，会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这样的投资从长期来看会提高增长力、竞争力，政府的财务税收会增加，政府的财务税收增加以后，可以偿还过去的债务。
通常情况下，政府花钱搞投资，创造就业，创造收入，人们可能预期将来要还债的时候政府要增加税收，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节俭，也就是说政府增加支出，老百姓增加节俭，总需求并没有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但是“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什么？“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是政府的开支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失业救济不会增加经济的增长率，如果政府的开支是开一个洞、补一个洞，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但如果政府开支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将来由政府收入的增加来偿还政府的开支，因为对老百姓税赋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会有就业增加消费，这是中国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轮宏观调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
1998年中国遇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的态势跟2008年那一场的冲击是非常相似的，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的积极财政政策用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上构成瓶颈的交通基础设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全国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积极财政刺激之下，中国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样的投资过程当中，当然政府的债务是会增加的，中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轮的投资给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空间。从1979到2002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那一轮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瓶颈被消除了，所以从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七八年两位数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加快了，税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数放大了，中国政府的负债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带来的结果。这是当前的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发达国家固然基础设施相对是比较好的，但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50－100年前建的。比如我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交通距离是220英里，现在坐铁路需要时间是2小时45分钟，我们现在国内高速铁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这样可以大量提高效率，提高经济回报率。再看其他国家。英国地下管道普通是150年前建的，非常的老旧，效率非常低。根据美国工程协会的估计，美国在未来五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美国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2.2万亿美元，当中一半没有列入预算。而根据欧盟的研究，从2011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入达到2.1万美元－2.8万美元。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些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项目，就可以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当然，这场投资还不只限于发达国家，也可以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更大，投资回报率会更高。以印度为例，从2011到2015这五年间，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大约需要1万亿美元，但是它自己国内的资金只有5000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种情形。
所以现在对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来说，都面临抉择。一个选择是，大家都可以根据国内经济过去的经验来做，这样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不断积累、靠宽松的货币给不断增高的政府债务埋单的“新常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让他们恢复到经济的正常增长。
如果以这些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话，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新新常态”。全球经济大衰退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在五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新常态”，只要我们思路对头，可以使得这种“新常态”变成“新新常态”。
对于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充分按照它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我有两本书，一本书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是《繁荣的求索》。不管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这些方面都还需要理论创新。所以我还有一本书，关于方法论，叫做《本体常无》。这几本书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好的解释，也欢迎学界的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商榷。谢谢。（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