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绵绵不断，民族生生不息。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生机勃勃地开创灿烂的未来。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程中，有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为探讨中国之路如何命题，如何定义，如何创新，如何为国人造福、为世界多做贡献，专访了胡鞍钢教授。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玛 雅：在建国60年之际，你写了《中国之路（1949-2009）》一文，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的背景是什么？
胡鞍钢：“中国之路”这个命题，西方人提得比较多。国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将近十年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和推测，从费正清的“伟大建设论”（1987）、尼克松的“巨人苏醒论”（1988），到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以及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到后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伯格斯腾的“中美共治论”，即所谓的“G2论”，马丁的“中国统治论”，等等，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所以形成新的国际学术热点和争论点，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乐观地宣称，历史以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专制而“终结”。但是后冷战时期世界发展的事实证明，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呈现；相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却在2008年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惊恐和忧虑。2010年，对比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德在《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一文中写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信心，像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已经上升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保持威权独裁体制的同时，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为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以中国为代表的“成功的威权体制”，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了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最主流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斯特凡·哈尔珀2010年在《北京共识：中国的专制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中认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自中国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威胁，都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来自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破坏独裁主义，而是在事实上鼓励了独裁主义，让一党专制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他们的领导人渐渐不以实行西方自由市场（政治）民主模式为目标，而是学习中国，先对外开放投资，允许国内私营部门发展，但是执政党控制着政府、司法部门、军事和信息。这会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哈尔珀认为，美国和中国不是伙伴，而是“政治对手”。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
由此可知，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从而对长期统治世界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形成巨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之路”的国际背景，也因此，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玛 雅：那么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6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我们提出中国之路这个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朝向哪里？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这三个问题，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七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这里，邓小平首先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这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玛 雅：作为一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你对中国之路如何理解？如何定义？
胡鞍钢：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我的观点集中反映在《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这三个因素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追赶、教育追赶、科技追赶、信息通讯技术追赶等。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比如人民公社、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我把这称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公益性产品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没有它，所有的人都受损。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理念概括为“八个社会、一条道路”，即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安康社会、开放创新型知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以及民主法治社会；一条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我称之为中国之路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中国自觉，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觉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从贫弱中国到富强中国的成功之路
玛 雅：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同毛泽东时代相比，你认为，中国今天的国情特点是什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证明中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
胡鞍钢：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这一国情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甚至达不到日本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的改变。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和今天相比，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方法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
那时的中国也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目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用电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现代育种等——使用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总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多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确定了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科研课题，包括导弹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到现在，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业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技术出口第一大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研发中心、世界科技大国，将会提前实现2020年主要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成为一个世界创新型大国。
以上是从主要经济社会的总量指标同美国等世界大国比较，来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从人均量或个量指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这里我采用一个追赶系数，即以美国为100%来比较。1950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追赶系数仅为4.7%，到2010年已经达到25.6%；1950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11.9%，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73.8%；19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60.3%，到2010年上升为95.2%；1950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为29.1%，到2010年上升为77.9%。
显而易见，中国6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贫弱的中国变为了富强的中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长期因素和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重大挑战，同时还处在全面追赶美国的加速阶段。要想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障碍要排除。
玛 雅：前面你谈到，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统治论”。你对中国60年多来的发展历史以及可预见未来，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的论证？
胡鞍钢：针对国际上各种不同看法和争论，我通过十几年的研究总结，逐渐形成了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是中国之路创新论——不只是技术创新，它更是一种理念创新、一种制度创新、一种市场创新。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创新。所谓理念创新，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八个字，江泽民、胡锦涛又相继发展成为十六个字，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就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充分结合和利用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两种优势。所谓市场创新，就是说，中国最大的潜力是十几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大的优势是巨国市场，有了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就会激发出更大规模的市场创新，最终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后一个才是技术创新，中国要成为世界创新型国家，成为一个世界R&D中心。
第二是中国机遇论。1995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时提出“机遇与挑战并存论”。2003年我又提出“机遇大于挑战论”。2007年在《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中，我又提出“天时地利人和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和支撑“中国机遇论”。现在我又有所发展，把它定义为“一个大有希望、大有作为和大有贡献的战略机遇期”——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亚洲的机遇，还是世界的机遇。
第三是中国贡献论。邓小平早就提出中国对世界的和平贡献和发展贡献。从发展贡献来看，1995年，我在《胡鞍钢集——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要对世界发展做出四大贡献，即增长贡献、贸易贡献、减贫贡献和发展经验贡献。尤其是发展经验贡献，这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从未来来看，中国还要做出三大新的贡献，即绿色贡献、知识贡献和文化贡献。这是中国发展的外溢性、正外部性，将会大大超过欧美日国家对世界的贡献，还能避免他们对世界的负外部性——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国际霸权等。中国将成为“全球公益性产品”的最大提供者，尤其是在世界“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方面。
玛 雅：你有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来支持“中国贡献论”的观点？
胡鞍钢：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表1显示，中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一直处于较快速度增长状态。以PPP计算，2008年-2020年中国的贡献率占到1/3；以不变价格的汇率法计算，这一贡献率占到近20%。但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研究，2009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对全球新增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贡献率还会更高。所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十分突出，只不过很多人在心理上尚未准备好。
数据来源：PPP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2010. 汇率法数据来自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CD-R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以及World Bank 数据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 2008-2020年数据系作者估计。
从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中国的贡献也是越来越大。表2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两国分别占世界总量的9.6%和9.0%；中国进口贸易额超过德国，居美国之后，两国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2.7%和8.7%。我曾在2007年研究认为，到2020年，中国的进口可能不会超过美国。现在看来，可能不用到2020年甚至到2015年，如果进一步降低关税，实行更彻底的贸易自由主义，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9）数据计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对全球减贫的贡献。1981年-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成为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贡献最大的国家。印度减少了2960万人，占4.5%，中国和印度合计为99.6%。2004年在世界银行和中国财政部于上海召开的全球减贫高峰会议上，我提供了一份中国减贫和国际援助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减贫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国际援助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的内部改革和发展政策才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有好的发展政策，国际援助所取得的成效就越好。2000年联合国明确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其核心是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而事实上中国在2000年就提前15年实现了这一目标，所以说，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中国之路是共产党和人民的集体创新
玛 雅：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的主流看法是“自由市场经济 + 一党专制”。这是西方概括的“关键词”。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之路的关键词是什么？你前述三个核心观点中第一个是“中国之路创新论”，“创新”是中国之路的一个关键词？
胡鞍钢：我们党把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成功视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为两个关键词，一是改革，二是开放。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2007年十七大报告又重申了这一点。邓小平尤其强调开放的意义。1985年7月他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乔治·迈克尔·钱伯斯时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比较快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生产力。
从我的研究来看，中国的成功有三个关键词：改革、开放，还有创新。我是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来解释中国的衰落与崛起。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衰落绝不是偶然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创新，而不僵化、不停滞；能否持续创新，而不中断、不夭折；能否比它的竞争国更具创新力，而不骄傲、不落伍。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就在于不能创新，压抑创新，以致在面临冲突和竞争的过程中丧失发展动力。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中国的兴衰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把影响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动因归结为“创新”二字，既包括国家创新，也包括地方创新、企业创新和人民创新，我称之为全面创新。那么，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中国之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顺应世界潮流、主动应对国内外挑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也是中国人民的创新，是党的创新与人民的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创新，从而共同完成了这一创新。
从国家生命周期来看，中国的创新之路大概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1977年，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这个阶段主要是模仿创新、封闭创新；既有创新成功，如1949年-1957年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有创新失败，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即经济起飞与迅速崛起期。这个阶段的创新是开放创新；是引进创新，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理念引进；是加速创新，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是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大规模创新。这几大创新构成了中国今天的崛起。
玛 雅：也就是说，中国60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胡鞍钢：对。中国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之路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创新，特别是几代党的领导人的不断创新，也包括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
毛泽东是中国之路的首创者，他的创新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他是先成功，后失败，晚年时期失败多于成功，然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邓小平既是中国之路的继承者，又是再创新者。他不是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创新，而是继承这一创新；他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是坚持这一政治方向。他的创新也是有成功，有失败；总体成功，局部失败，成功更多于失败。这是因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
玛 雅：你在《中国之路》一文中谈到中国之路的1.0版、2.0版和3.0版，还提出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发展战略？这三个“软件版本”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指三代发展战略？
胡鞍钢：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在《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国情报告中提出，中国领导人有两代发展战略。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需要第三代发展战略，就是“以人为本”的知识发展战略。其背景是为制定“十五”规划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2005年我和王亚华在《国情与发展》一书中谈到，从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看，大约25年、30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型。我们进一步说明了第一、第二、第三代发展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发展观、工业化道路、发展手段等13个方面的不同之处。这三代发展战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它们的相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继承性，不同点表现为发展战略的创新性。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当然，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局限性。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第三代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之路的三个“软件版本”。他认为，在“匮乏阶段”和“温饱阶段”，中国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和2.0版，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小康阶段”，需要创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3.0版。受他的启发，我对这三个版本的评价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开创了中国之路1.0版；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升级至中国之路2.0版，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了2.0版；胡锦涛又升级至中国之路3.0版，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集60多年中国之路之大成。可以预期，今后的领导人将在这三个版本的基础上不断地升级换代，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中国之路”。
玛 雅：俄罗斯媒体最近发表文章称，对比俄罗斯与中国20年发展机遇和变迁，是成功的发展战略助中国迈上了“上坡路”。
胡鞍钢：中国正处在第三代发展战略时期或3.0版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例如，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平衡等突出性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7·23”讲话中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这就是说，未来时期科学发展观仍然是社会主义3.0版的关键词、主题词。对此，我在刚刚出版的《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书中又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这一科学发展观的五大支柱，即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共赢发展。
玛 雅：请你谈谈这五大支柱的具体内容。
胡鞍钢：第一，创新发展。“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创新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中国改革不竭的源泉，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创新发展是发展观及发展道路创新、制度建设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文化文明创新的有机统一；制度建设更加依靠原始创新，经济发展更加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发展更加依靠自主创新，文化发展更加依靠自觉创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创新”。创新发展要求我们提高创新自主性、自觉性和原创性，继续开创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全面创新道路。
第二，绿色发展。“天人合一，天人互益”。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黑色发展截然不同，绿色发展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受益自然、利用自然、反哺自然”，旨在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是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节约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气候适应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建设绿色中国。
第三，协调发展。“极高明而道中庸”。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要正确认识和统筹协调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改革发展中的稳定协调、城乡协调、地区协调、中央地方协调、经济社会协调、经济文化协调、经济国防协调、国内国际协调、个人集体国家协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和谐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
第四，共享发展。“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共享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十几亿人民共同拥有发展机会，共同提升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地区共同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同创造各种财富，各得其所，共同分享社会福祉，和谐共处，共同构筑幸福安康社会。
第五，共赢发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赢发展是科学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体现。共赢发展就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互利发展。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友好合作，求同存异，平等互信，对话协商，扩大共识。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特别是对最不发达的国家，更要如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利益、命运和发展的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和谐、绿色的世界。
总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科学发展观的“五大发展”。这是中国之路的原创，自觉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刻总结了中国实践的宝贵经验，充分体现了时代的新趋势、新特点。
能够赶超美国，说明中国制度优于美国
玛 雅：国际社会用miracle来形容中国的巨大发展，你这里提供的事实和数据表明，中国60多年来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些成就的取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制度优势，保证了中国之路的成功？保证我们在走了弯路后能够及时纠偏，回到正确的方向？
胡鞍钢：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富裕国家今天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设计出了能够使人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的制度。富裕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能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受到更好的教育，想出更多能促进生产力的点子，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是因为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那个社会中的那套制度，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全经济体范围内的要素积累，包括机械设备、运输设施、技术、卫生、教育、理念以及理念所带来的成果。这种生产资本的积累只是经济繁荣最直接的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正是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要进步得多、富裕得多、长寿得多的制度原因。通常西方学者都是把美国作为最成功的例子，并且在理论上从制度方面加以解释。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制度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并且追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一个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弱国发展成为举世瞩目、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制度显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这一制度的最大特征也是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有效地加速了现代化因素的积累、扩散和普及，从而加速了现代化的追赶，不仅能够追赶一般的发达国家，而且能够加速追赶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的论证方法很简单，就是既然中国能够追赶美国，将来还会超过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优于美国。这也是我为什么采用追赶系数来做比较，例如中国GDP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见下图），而且我们还可以对不同时期中国领导人的绩效做定量评价。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我们有几个重要发现和证明：第一，总体上看，中国成功地追赶美国，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更有优势。第二，从不同时期看，有一些差异性——每当中国领导人决策成功就会加速追赶；反之，每当中国领导人决策失误就会影响追赶速度，例如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并不会改变追赶的根本趋势。第三，从国际比较看，以苏联和俄罗斯改革为例，当他们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时，就出现了“大倒退”，GDP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明显下降，尤其是叶利钦时期，下降幅度最大。这种倒退，正是他们最大的对手美国所希望和乐见的，从凯南、杜勒斯到老布什、克林顿，都想在苏联的失败中实现“历史的终结”。
中国、前苏联及俄罗斯GDP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
（1950-2008，A-M数据库，1990国际美元，美国=1.00）
玛 雅：《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最近一篇文章说，多年来，俄罗斯人反思自己国家转轨失败的教训，总有人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本应该像中国人那样遵循小步走战略，但我们却采用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转轨”。
胡鞍钢：苏联和中国改革的不同结果，有点类似于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周朝和秦朝的评价：“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这里的“制”是代表一整套制度。秦朝开创了郡县制，取代周朝以来的分封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古代国家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上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这里的“政”是代表一整套政策。因为许多政策是过激的、过度的，使国家财力不堪重负，人民无法休养生息，秦朝就成为“短命”的古老国家。后来的隋朝也是类似情况。
借古喻今，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于他所创立的现代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在于他所实行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的过失。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不是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失败，而是他决策的失败。而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却在制，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解散了苏联共产党，摧毁了整个苏联，而且是无可挽回的毁灭。他的失败所造成的既是历史的大悲剧，又是历史的大倒退。对此，不论是俄罗斯人民，还是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人民都深有体会。
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学西方的迷梦
玛 雅：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也反衬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改革的底线是不搞西方政治体制，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改革的底线，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现在从官方到民间，从高层到基层，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很多，在学界，普世派甚至成为主流声音。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
胡鞍钢：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条路没多长，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一是现代化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因素，三是中国因素。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地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我最近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交谈，专门谈及“中国道路”这个主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们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新书，书名就叫《人间正道》。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受西方思潮影响，中国党内的确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之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在讨论新中国的国名时有三种提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建议采用第三个提法，他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不必再重复“民主”二字了。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的，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因此中国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玛 雅：习近平副主席今年6月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他说，回顾我们党91年的光辉历程，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就能团结统一，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不断前进；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甚至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相比西方民主制度，如何理解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胡鞍钢：民主集中制本身就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又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民主制度。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旨在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执政党、国家领导制度，还是基层政权和组织都是普遍适用的，只是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这就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他们多了“一条腿”，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或者两大支柱。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先民主，后集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再民主，再集中。这样一来，各方参与者就成为可重复、可检验的政治博弈关系，有助于“求同存异”，激励合作，达成共识，既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办全国大事，也可以集中本地力量办本地大事。这种优势已经为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到基层的实践所证明，是最有效的制度和方法。
有民主无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任何国家和地方的大事都办不成或者办不好；有集中无民主，就是专制主义，“成也在汝，败也在汝”。在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何成功治理是没有先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最大的民主实践，大大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及实践，既避免了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局面，也避免了专制主义、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家长制的危险。民主集中制就如同一个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走得稳，又走得远，还比一条腿走得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地追赶美国，在2020年之前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不久的将来会相当于美国的2倍、3倍甚至更多。这将验证邓小平1980年所创意性地提出的“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似乎可以把一个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奴才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在深深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玛 雅：你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三大要素，即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和中国文化因素。其中第二、第三个因素都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因素，又是中国文化因素。你还谈到，在中共执政哲学中，从先富论转向共同富裕论是“和谐哲学”的标志。现在，有些地方不再提共同富裕。据说党内有人甚至说，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这些是什么信号？如果不再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胡鞍钢：在中国发展道路的三大要素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这突出表现为“六化”，即农业现代化、新兴工业化、新兴城镇化、信息化与知识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六化”，我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六大动力，它们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
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对于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是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执政目标和政策的基点。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的道路就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我们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不仅论证了为什么要共同富裕，还专业化地详细分析了什么是共同富裕社会，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以及共同富裕社会对促进世界性的南北大趋同的全球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不仅要使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且要使世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换言之，中国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共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我们这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词。
未来中国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玛 雅：你文章中谈到，中国发展中的很多失败是领导人自己“折腾”造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以往的失败是自己折腾自己导致的，很少因别人、别国折腾我们而导致失败。中国今天如何才能做到不折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世行行长佐立克等人鼓吹中国搞西式民主化，搞私有化，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上，听信美国忽悠，从中国之路走向美国之路，这是不是折腾？是不是自毁长城？
胡鞍钢：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集体领导包括个人分工、个人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反复讲，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集体领导制根本区别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以皇帝为至尊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皇帝集最高权力于一身，皇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种专制制度从秦朝开始，至清朝消亡，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制度对毛泽东也曾有过无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这代领导人重建了中央集体领导决策制度，以后的领导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自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保障了过去30多年的巨大成功，同样也能保障未来30年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的集体决策制度也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实际上，近年来的事实已经表明，美国的制度安排也是“瞎折腾”。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所以被称为“帝王般的总统”。美国又是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自称为“世界领袖”，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国家，而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又具有最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所以又是“世界帝王般的总统”。所以，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战争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典型的美国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听信他们？为什么要跟他们走？尤其是在他们的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
前面我引述了邓小平的话，“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的结论很清楚：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玛 雅：你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乐观预期，2020年－2050年将是中国经济的强盛期。这个预期会不会出现变数，不能如期实现？中国在未来时期会不会陷入危机？什么原因将会导致中国陷入危机？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路该如何走才能不偏离正确的方向？
胡鞍钢：如何保证中国未来沿着已经走过的六十年道路继续走下去？我提出“五个不折腾”，即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折腾、社会上不折腾、生态上不折腾和国际上不折腾。
第一，政治上不折腾。这个问题，已故前国家主席李先念1981年一次讲话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启发，政治上不折腾就是不能再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错误。
第二，经济上不折腾。就是不能搞大跃进，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际上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避免了“大起大落”的经济现象。
第三，社会上不折腾。就是不要搞社会运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1989年政治风波都是瞎折腾。不能让社会折腾，这是为了保障国家的核心利益。
第四，生态上不折腾。生态折腾会给后世子代造成恶果，比如，大跃进的时候重庆所有的树都被砍来大炼钢铁，现在又开始重建“森林重庆”。
第五，国际上不折腾。正确的选择是，中国不折腾别人，也不参与别人折腾，而要坚持和平发展，推进建立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五大不折腾这一底线，就能保证未来的中国之路能够继续顺利地走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邓小平1987年提出了“中国梦”。他说，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4000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4000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15亿人口，人均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之梦”，即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我认为，实现“中国之梦”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将对人类发展做出三大新的贡献：第一是知识贡献，第二是文化贡献，第三是绿色贡献。这三大贡献不但将使中国再现辉煌，而且不止具有中国意义，还具有世界意义。其中最大的贡献将是绿色贡献，因为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形象地说，是世界最大的“黑猫”。这需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实行绿色发展，未来，中国将变成世界最大的“绿猫”，对世界做出最大的绿色贡献。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