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为纪念严复论文集撰写序言。上次是在1993年,福州市第一次举办严复思想研讨会,着重对中国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总的分析和评介。而这次的论文集则突出严复科学与爱国这一主题,通过多侧面地阐述与探索,较全面地论证了这位先哲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8世纪中叶,由于蒸汽机应用于工业,引起英国产业革命,从此,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拉开了近二百年的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之下,腐败的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中法越南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蚕食瓜分的对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挺身而出,高声疾呼,投入救亡图存斗争之中。他高举科学与爱国两面大旗,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己任:一方面,“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先后译注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等十余部西方学术名著,内容涉及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以图师夷制夷,疗贫起弱;另一方面,以高度的爱国热忱,针砭时弊,抨击封建专制,鼓吹变法维新,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以警醒国人,企求“治国明民”之道,挽救民族危机。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最近,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由刘桂生、朱育和、蔡乐苏、王宪明、张勇等教授倡议设立“严复研究中心”,遵循“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对严复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本人对此甚表赞成。今受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和清华大学之托,谨序,并藉以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
此文为《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序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