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能力”是《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提出的重要命题，该命题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的提升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扬弃了以往“综合国力”概念的模糊性，将国家客体的矛盾性及建立在其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重要因素注入“国力”概念，使静态的国力和动态的国家目标之间、静态的国家资源和动态的国家管理层为实现国家目标运用这种资源转化国内外重大矛盾的能力之间有了必然的逻辑联系，并将后者视为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战略能力尤其是国家战略能力主要不是在学府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血与泪的实践中熬出来的。国家战略能力涉及的多不是学理层面而是实践及其经验层面的事。学理不同于事理，学理不入事理，其学无用。只有贴切事理的学问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笔者青年时为文写书多凭才气彰显学理——学理只需要形式逻辑完备，人近天命之年方知学问当贴切事理——事理则需要经验尤其是生死经验的过滤。经验是事理化的学理，学问是学理化的事理。现实生活中的“求是”或“致知”更多地要靠来自“实事”或“格物”的经验，是逻辑与经验、进而学理与事理的统一，而连接两者的媒介就是实践，故无实践则无学问。
能说出新颖观点，那叫才气，而能用经验特别是历史经验证明出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前者是学问形成的必要条件，后者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研究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问题的解释可有千万种方案，适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则只有少数几种。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有用的解释就剩下几种乃至一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能解决问题的文章才是好文章。1962年年初，正值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到很晚，负责服务的吴连登同志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毛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困难时期，离开老百姓饥饿的经验，其工作就会脱离实际，其政策制定就不能对症下药。
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无经验介入，则苍白无力；教育尤其是人才教育，若不与生产劳动经验相结合，则事倍功半。所谓“不争论”，是说理论仅靠逻辑是争不清的，因为在吃饱的时候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逻辑。理论需要经验过滤。在家庭生活中医生的话总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多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则多关乎感情。这说明在经验，特别是生死极端的经验面前，人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路上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拼到了约3万人 时，党内对于是否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有许多时候，战略理论和目标的学理论证是成立的，甚至是完美的，但如果对国家资源与战略目标间的匹配关系以及所获战果与国家对其“消化”能力间的匹配关系考虑不周，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俗语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前者是自己被敌人所打倒，后者是自己被本人所消灭。而不管“撑死”还是“饿死”，对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不主张用“鸽派”或“鹰派”的比喻来分类中国战略学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形象概括，笔者同意“龙派”的概念，可以说中国战略学研究最需要的既不是“鹰派”也不是“鸽派”，而是“龙派”。龙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能屈能伸，且收放有度。“龙派”就是实事求是派。历史上看，国家战略制定中过猛或不足都是战略能力贫乏的表现，其效果都是不好的。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哲学关乎方向，没有方向的战略只能沦为玄学；刀剑是实现战略的利器，只有正确方向而没有实施战略的利器，这样的战略绝无实现的可能。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做秀只能在极次要的问题上产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这些“花活”则必败无疑。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一定是要带刀子的，刀子是用于解决敌我矛盾的工具。当前的中国战略研究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 。只有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才能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敌人即满眼都是“战略伙伴”的战略则一定会遇到缺少盟友的尴尬。共产党早期的战略只有共产主义纲领，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敌我判断，结果在蒋介石“四一二”屠杀中近乎全军覆没。此后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真得不能绘画绣花，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
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在这方面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 ，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的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实施的。
但是，这些的道理对处于巅峰时期的国家来说，则容易被忽视。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 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 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 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 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 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战略设计可以凭学理在纸上任意纵横，而对国家资源支撑力度的认识则需要“居家过日子”的经验。能够把握目标和资源间的合理配匹关系以及扩张战果和国家消化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关系，是国家战略能力及其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爬坡最难下坡处，在相当多的时候，下坡所用的力量和资源要比上坡更大，这与消化所需的体能要比吃饭更大的道理一样。
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国际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心血来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戏而不能为政，更不能为战。19世纪末中国文化人中的新锐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风 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们将变法及其首领人物光绪皇帝推向前无下山道路、后又无路返回的险峰时，却发现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推行他们纸面“改革”的现实力量，结果留在他们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20世纪初的沙俄新锐人物别佐布拉佐夫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初通，其运输能力远未形成的条件下，力主沙皇进取远东，最终导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由此引发沙俄帝国在数年后的解体。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列宁说，“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为了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能力，1920年，列宁还专门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书。戈尔巴乔夫不信列宁的这些经验之谈，沉湎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轻信西方的和平承诺，对苏联政治体制按西方标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苏联瞬间解体。苏联解体不久，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 看到赫鲁晓夫因战略能力低下出现的忽而冒险主义、忽而又机会主义的外交错乱，1964年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与此同时，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972年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 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像别佐布拉佐夫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我们目前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宋朝和明朝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的先例。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占有的结果。占有权决定分配规则及由此规定的财富流向。要改变规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力而是将事理和学理统一到目标与资源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实践经验中的国家战略能力。“细节决定成败”，确切地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最后，国家战略能力的根本性提升终归要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撑，这就是人民而不是“精英”创造历史的观点。失去人民的支持，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济无事。这里说的“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本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而非少数“精英”。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最早大规模推行以牺牲工农为代价的拉美式发展政策的人。为了获得工农的支持，开始时国民党也重视工农问题，但北伐稍有成绩，蒋介石就反转压迫工农，1927年在工农问题上了反水：他依赖外国资本势力而非本国劳动者，通过官僚买办体制大规模地引入外国资本，牺牲工农的利益以满足向国际资本让渡了巨额利益的国内少数资本精英，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利。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越发展工农经济状况就越恶化，最后整体性地走上“格瓦拉”式的道路。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可以这么说，那时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蒋介石依靠买办压迫工农的政策自燃的，大规模引进外资更是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中国革命的燎原大火。中国与曾经历过完全殖民地历史的印度不同，中国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因此，在中国政治中，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和照顾到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失去人民，我们就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基础，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