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联想控股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希望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近期目标是发展精英民主，未来目标是实现大众民主。他所讲顶层政改和精英民主的主要措施，可以概括：渐进改革、顶层设计、民生公平、法治权威、精英选举、有担当的政治家等。如果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坚持民生至上、公平优先的民主化原则，那么，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理性并可行之路。
渐进推进政改，通过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
柳传志说到，我原来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因此，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于是，他希望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他自己多次表示，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推进。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而且，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如果企业家们真心希望和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发展，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柳传志坦陈，中国走改革发展之路是为了要避免再搞暴力革命。他特别强调，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如果相反，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实际上，他这一是从保护经济精英群体以及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暴力革命的，因为，中国现代的暴力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二是担心中国再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不希望中国再走暴力革命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希望“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其实，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国不渐进的推进政治发展改革，必然会被逼上暴力革命的绝境，这就是中国历代没有逃脱的“政治周期率”。
柳传志政改希望的核心之点是，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方向是民主化，是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他多次强调，“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如果从民主的主体与方式来看，在一个国家，如果由全国公民中的一部分被称之为“精英”的人投票选出政治领导人，可以称为“精英民主”，而由全国所有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按照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原则选出政治领导人，可以称为“选举性大众民主”，那么，由全国公民依法通过诸如全民公决和全民复决、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它监督方式行使民主参与权的，则可以称为“参与性大众民主”。以此来看，柳传志所讲的“精英选举”就是精英民主。而他所讲的“一人一票的大民主”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说法，因为，特别在中国，“大民主”有特定的含义，即是指群众运动或者“文革”式的大呜大放大字报等具有“暴民政治”特色的政治运动。所以，“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不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性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如果说，柳传志“一人一票的大民主”的本意是指“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那么，他就是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发展，应该是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果真如此，这也不失为一理性并符合实际的中国政治发展发展之路。
通过顶层设计与改革，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对于走向民主的中国政治改革，柳传志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有一个总体设计，要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通过这种顶层设计与改革，以便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柳传志所希望的中国的顶层政改与良好的政治体制，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能照搬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二是要有目标，即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关注民生公平。他的理由是，现今中国的人们还有诸多不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为此，改革的动因和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要走向普遍富裕。他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他甚至从新加坡的案例说明，需要先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1986年他访问新加坡的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基于这些理由，他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的确，中国所要推进的政治改革发展，的确应该坚持民生至上、公平优先的民主化原则。
三是要树立法治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柳传志认为，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因此，他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基于此，他希望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加强人民对官员的依法监督，应该按照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所指出的，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还要建设法治社会等。不错，政治的法治化，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重要目的和内容，但现状却很不让人乐观。
四是坚持精英选举，党内民主选举先行。柳传志非常担心和害怕“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他说，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因此，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这里，可能由于他将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与“文革”式的群众运动等同的起来，于是，他预言，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由此，他希望改革，但希望在当下的中国，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要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而且，根据他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应该承认，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通过民主、法治和公开的方式选举产生，不搞黑箱操作，即使是精英民主或党内民生选举，也是一种进步。实际上，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民主，最初也是从一部分公民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等有权选举政治领导人开始的。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深入，西方各国才逐渐地由精英选举民主扩展到大众选举民主以至大众参与民主的。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超越西方民主化的渐进发展之路。
有良知有担当的领导人引导中国发展
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是通过顶层设计推动的，因此，柳传志就希望有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来担当改革重任，引导中国的发展。他说，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当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没有人可以监督，就不好说了。
对于这种有良知有担当、能够引导中国发展的政治领导人，柳传志希望应该具备如下一些条件和素质：
第一，政治领导人应该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二，政治领导人在利益得失上应该能够超越自我。他说，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第三，政治领导人应该有共识。他说，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他特别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如果真正做到意见一致，步调一致，中国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发展。
第四，政治领导人不应该是无法无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的“可怕的强势人物”。他们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
第五，政治领导人应该像邓小平那样有担当有作为。中国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对此，柳传志指出，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废除终身制——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碍，解决了终身制问题。还有1992年的“南方讲话”，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他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邓小平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现在的政治领导人也应该拿出勇气，启动改革。
符合这些条件和素质的政治领导人，在柳传志看来，“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其实，中国民众一直期盼着有良知有担当的领导人能够出现。
企业家和人民大众应该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
政改的共识有了——企业家、人民大众和学者们都要求改革；政改的方向内容有了——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政改的主持人有了——有良知有担当能够引导中国的领导人。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
在这个问题上，柳传志将改革的主持人与改革的动力等同起来了，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他期望，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如果被动地应对，往往千疮百孔，捉襟见肘。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不愿意改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光有希望就能行吗？
对此，柳传志一方面表现出了作为企业家的中国经济精英的“软弱”和“经济人”性格。他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当然，如果从现实来看，中国的经济精英（企业家群体）相对于民众弱势而言，是富强群体，但相对于政治精英（政权力量）强势而言，的确又是富弱群体。他们这种双重地位和处境，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柳传志又不相信甚至惧怕民众的力量。可是，如果作为经济精英的他们都是按照“经济人”性格和“鸵鸟心态”行为，不履行公民的社会公责，中支持民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和和平民主理性的政治表达，那么，在财富、权力和地位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民众，又会如何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呢？第一种可能，就是“小岗村”方式，民众的底层改革试验在得到顶层政治领导人认可后得以推广，但近年来的中国底层民主试验“已经死亡”，顶层又无改革动力，改革发展陷入困境。于是，第二种可能，就必然是民众被逼到走“革命”的道路，重复中国历代的“政治周期率”。很明显，这两种情况，对企业家权益地位的保障都是不利的。
由此可见，要发展精英民主，要通过精英选举出有良知有担当的领导人引导中国，作为经济精英的企业家，也必须要发挥推动作用，也必须要有所担当；不能只享有经济权利和选举权利，但又不承担任何公民责任。在经济利益方面，企业家们应该发挥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作经济人，不能只要求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自己也要“为富且仁”。如果这样，民众也会认同支持企业家的。在公民责任方面，企业家们不能只消极地希望“好的政治环境”、坐等“清官明君”，或者“积极支持”；不能坐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关系的对立化，以致“暴力革命”的发生；更不能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为借口，只“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其实，企业家们如果能够理性的、有担当的、依法地履行公民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恰好能够避免暴力革命，能够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能够在“希望”的基础上推动精英选举，能够选出有良知有担当的领导人来引导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包括企业家群体都有利的并且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在政改动力方面，企业家们应该看到，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即使从同盟者的角度，也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如果像柳传志所说，“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那么，人民大众也不会支持主要由经济精英得利而自己被完全忽略的精英民主和精英选举，因为，不能只让人民大众当“出头鸟”和“牺牲品”。说到底，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
总之，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理性之路。只要精英们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有良知有担当，新的领导层有引导中国改革发展的共识，并且，企业家和人民大众，都发挥政治改革发展推动力量的作用，也许（我们非常希望）这条渐进民主化的政改之路能够走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