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且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成绩的取得与前一阶段的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十年来在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常修泽：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基调性部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此部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比较具体的安排。这十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操作的。就改革的进展而言，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农村类体制改革。十年来，涉农体制改革方面成绩是明显的，特别是“少取、多予、放活”三条。首先，“少取”。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中国自商周以来，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何时有过农民不纳“皇粮国税”?虽然，据测算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人均减负一年只有140元，但全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达1250亿元，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其次，“多予”。十年来，逐年较大幅度地增加涉农支出，特别是对农民的种粮补贴，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再次，“放活”，特别是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动刀”，如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民采用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我到山东滨州老家调查，乡亲们对“少取、多予、放活”是开心的。

第二，民生类体制改革。伴随着发展理念的更新，民生方面的体制改革推进较快，尤其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则，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二则，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则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则，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除上述四项制度建设外，国家还明确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此外，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也很明显。这方面的改革，能够起到为市场经济提供“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

第三，资源环境类市场化机制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不容忽视。人类应对环境和资源的严峻挑战有四条路线：技术路线，结构路线，政府路线，市场路线，包括产权制度路线。这四条路线中，过去对前三条路线比较重视，但是对后者比较陌生，近几年，开始关注“市场路线”。如推进矿业权有偿取得、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探索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等。虽然我在《广义产权论》讲的“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尚未建立，但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市场化机制改革已经有了好的苗头。

第四，金融类体制改革。这方面也有一定进展，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农村新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金融机构，推进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也有一定进展。

此外，在促进对外开放、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经济参考报》：十年来改革成绩辉煌，有目共睹，但是同时也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改革还不到位的现象，您认为在哪些领域还有继续改革的空间?

常修泽：根据个人的调查和了解，我对改革的判断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当然进展是主流。但是，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几个方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仍然滞后。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缺位”，需要认真反思。

《经济参考报》：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您提出过许多改革思路，比如“五环改革”思路。针对当前情况您有什么改革建议?

常修泽：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提出了这种整体改革思路，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的思想。近年来，在探讨和撰写《中国第三波转型论》过程中，从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也得出了“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的结论。

“五环改革”，包括五个方面，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

“经济转型”，重点推进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三位一体”之转型，这是“五环改革”的基础。但“政治变革”，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至于“社会共生”更值得关注。因为，不管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出现分层的雏形，且由于较明显的代际间资源传承机制，或曰代际间资源流动性不足，有阶层常态化之苗头，但尚未完全固化。在此情况下，如何寻求社会各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文明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的精华与西方文明的精华之融合。而“天人合一”，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环境人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故单独提出，与前四项平行。

因为这种“五环式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五方面，所以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当前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要素价格改革;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建议可以从垄断性行业的“破垄”切入。

垄断性行业改革怎么推进?我认为应坚持四化：经营环境商业化;市场竞争平等化;产权关系多元化;市场监管科学化。关键是产权关系多元化。这涉及一个深层理论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问题。我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前言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倘若垄断性行业改革能够突破，经济体制改革可望出现势如破竹之势，但恰恰这是利益博弈的焦点。

第二，社会改革。当前中国社会领域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在国民收入内部，不论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滑趋势。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尚未理顺，劳动力价格扭曲，中产阶层远未形成，收入差距已经临近警戒线。

针对这一问题，应将分配改革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第一切入点。分配改革方案酝酿八年迄今没有出台，人民群众对此翘首以盼。为此，中央可把出台分配改革方案作为“重大战役”来打，而要这样做，势必涉及资源产权制度、财税制度、要素价格制度、政府管理制度以及垄断性行业改革等诸多方面，必须作为系统工程进行操作。

除此之外，还应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方面有几项重要内容，如培育和创新社会组织、推进城乡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用“对话”替代“对抗”等。在具体推进中，建议能够设立“社会管理创新试验区”。

第三，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问题。建议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推进“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两种文明的融合，避免两个文明的冲突和碰撞，这是下一步国内文明融合的焦点。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还带来不同区域文明的融合和国际之间的文明融合问题，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第四，天人合一。建议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要认识到，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同时特别注意绿色事件苗头。

第五，政治方面的改革。正如前不久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躲不过的”。这方面的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就是说既要稳，又不能停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