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林毅夫教授再次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表示乐观，认为到2030年都有可能保持8％的增速。在宏观经济很冷，市场很悲观，而且社会矛盾积聚，改革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这一乐观的预测引起很多争论。

这一争论的背后，是经济增长这一枯燥概念背后隐含的巨大福利含义。研究过经济增长的人，很难忘记卢卡斯的那句话：增长问题如此重要，一旦开始思考，就很难放下。倘若每年增长8％，那么9年后收入水平就翻一番，人们的日子就好过得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农业经济中最主要的产品就是粮食，粮食减产三成就会闹饥荒（1959－1961），增产三成就吃不完（1978－1984），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在工业社会，稍加留意的观察者就会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上找到增长带来的变化。经济活动看似平淡无奇，不像政治、军事活动那样富于戏剧性，然而事关亿万人每天的生活，其实没有哪件事是小事情。

一个可能存在的情况是，经过三十年接近10％的增长以后，我们对增长已经习以为常了，慢慢忽视了增长的好处，而更加挑剔增长中伴随的问题。年长一些的人，从五、六、七十年代走过，大多不会忘记当时的艰辛，因而更加珍惜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加担忧增长停滞、倒退。人们对于增长潜力的巨大关注，或许也是这种珍惜、担忧的一种表现。

那么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来自何方？熟悉宏观经济分析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么一句话：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

既然增长潜力是长期的事情，短期经济波动带来的悲观情绪是应该首先撇开的。比如这一轮经济调整，是在通货膨胀率上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显现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整，或许方式、方法、节奏不尽如人意，但是进行调整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比如说房地产，房价过快上涨，大幅增加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严重扭曲资源配置，引发过度投机，妨碍城市化进程，是一定要调控的。

当然经济周期与长期增长不是无关。短期的波动处理不好，风险放大，会伤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比如说，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严重伤害经济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大幅提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不但妨碍短期经济复苏，还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伤害长期增长潜力。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是为了对抗通胀，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未对经济基础产生大的伤害。当然，宏观调控要把握一个度，调控过了头，人为制造坏帐，放大风险，对未来的调整和增长都不利。

长期看供给的含义是，要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就要提高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由生产要素决定，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等，因而要提高增长潜力，就要提高这些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先分解开来看。劳动力包括数量和质量，数量是已经给定了的，剩下的就是提高质量，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资本由投资来累积，产业投资应该以市场为主，政府可为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能够帮助实现经济的良好运作。倘若把经济比作人体，企业和个体好比是组织和细胞，那么基础设施就好比是人体的骨架，没有好的骨架，所有器官和组织的运行都会受影响。技术进步由模仿、研发来促进，往往在生产和竞争中完成，而且往往包含在新投资当中。最后，自然资源是相对给定的，而且往往越用越少，能做的就是提高利用效率，开发新的资源。

再合起来看。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无非是这几个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大量勤劳肯干的劳动者，比如快速的投资和积累，比如良好的模仿和学习能力。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改革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得这些要素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所有的“红利”，倘若真的有的话，都根源于“制度红利”。

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取决于这几方面的要素，以及进一步的制度变革。前后左右反复看，城市化是一个链接诸多要素的关键着力点。

首先，城市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现在大量农民工是城市的过客，由于不能预期留在城市，往往是人在城里，心在农村。设想一个20岁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倘若预期留城，找个心仪的职业从头好好干，好好学，十年八年后其实就是个城里人，可以安心工作到60岁。但是倘若预期要回家，只是出份苦力攒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那么10到20年后就要回家了，这期间做事情也不会全心投入，学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考虑到劳动时间和劳动技能积累这两方面的因素，有效的劳动供给可能差了5倍甚至10倍以上。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涨很快，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分割人为造成的，提醒我们人口城市化不能再拖了。

其次，城市化促进高效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节约信息成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节约投资成本，优化资源利用。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城市内部的投资和城市之间的投资。把城市修好了，居民安居乐业，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包括城市化的健康推进，当然是有条件的。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其实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难点，比如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等。

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不是今天的事，也不是近几年的事，而是已经20年了。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个预测，是1994年在北京大学破旧的第二教学楼。当年的“老二教”早已拆得不见踪影，可是林毅夫的预测还在，而且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坚持。到今天为止，林毅夫说对了。未来不可预知，不过我想大家也都希望他继续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