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暂住证！”这是发生在许多年前北京冬天深夜的故事，几个朋友侃大山累了想到北大东门外吃一碗泡馍，那时的成府路还在四合院的胡同里弯曲，昏暗的路灯下，父亲在低头掏火，板车上睡着一个约5、6岁的女孩。当瑟缩在廉价军大衣下的我们接近泡馍摊时，没等开口，女孩骤然惊醒跳起来喊道：“我有暂住证！”惊恐而稚嫩的声音、那无助而绝望的眼神，犹如彗星划破寂寂的长空，瞬间即逝的眩目却永驻于我的记忆。孩子误当我们是纠察队了，那是北京时不时清查盲流的季节。德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而如果一个城市让一个幼年的孩子都担惊受怕，该是不是这个城市的悲哀？

从北京到深圳，户籍制改革由呼声到实施，因此在深圳，我没有经历过如北京那个寒冷深夜的触目惊心。深圳城建立在一片“特”来的时间“特”来的空间上，将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的嘶喊“特”在了区外，而特区内要营建的是别样景观。刚来深圳恰遇满城映衬的是李云迪捧着奖杯的笑逐言开，似乎深圳无须过问来人曾经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冶炼，深圳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朋友告诉我：深圳有作为移民新兴城市的优点，为吸纳人才，它的户籍一直声明要向优秀与成功敞开。李云迪尽得特区的恩惠，也以辉煌回报了这份所得。深圳本为吸纳一个钢琴老师，因了老师的要求接纳了李云迪，解决了他母亲的户籍。这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一个城市怎样能在自我的开明中获利。当李云迪抱回的奖杯在深圳熠熠夺目之时，深圳不只以一个移民而来的孩子的成功为荣；更当为自己城市品格为傲。因了这样的凝聚力，各方优秀纷至沓来，孩子较移民父母更能与这个城市相合相契，因为他们更少羁绊更多向往。可以说他们的骨骼与这个城市的机理组织一起相生相长。这是深圳城得天独厚之处，相较它的比邻香港，要在70年代之后，当土生土长的香港孩子成长起来之后，方有可能谈论香港意识，因为孩子的长辈移民到港，从来不把香港这片“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当成自己的家园。深圳的移民不同，从他们迈入这一片“特”中之后，借助划出的“特区”特殊的优惠力创奇迹。如果是一人来寻新大陆的，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有一天能带上全家在这里落地生根；而已经将孩子带进这片土地的，是打算以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成功来光宗耀祖，因此深圳意识几乎是轻而易举便在这份发奋图强中凝成。应当说，对于想到生活别处练练身手的人们，深圳的另一别名是机会，因此这个城市与移民的关系无论成或败都是共谋。

如果说城市为个人的特殊才干提供了市场，占整个城市人口95%的深圳移民在压力和无时不在的危机中努力争取在这个城市谋得一席之地，孩子耳濡目染，过早地明白了利益的价值和竞争意识。所以有人说，深圳的孩子过早地失去童谣，但我认为过错不在深圳而在这个时代。越出深圳，又能在哪一片天空中寻得童谣？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自进入应试教育的那一天开始，童谣就随仙女飘逝于天空。“我有暂住证”的嘶喊在多少移民孩子中转换为“我有某城的户籍”，因为户籍的不同能在高考中划定你的前途。对这不平等的控诉已罄竹难书。

深圳户籍随着城力高涨含金量越来越重，有趣的是在深圳还有5%的原居民，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建立，他们一夜间由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拥有的土地拥有的房屋让他们自然地拥有了财产，可是他们与城市却有万千隔膜。他们的缺失恰在于太优裕、优裕到无法懂得“暂住证、户籍”的嘶喊，因为这份不懂得，使得他们缺少了与城市的亲和，渐渐地他们成了特区中的“印第安部落”，他们的孩子成了“四不少年”。本来一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会不同程度的烙上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是在此意义上才有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wald 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书中的言论：“农民同其家舍的关系，就是现今文明人类同城市的关系。农舍有农舍的各种神祗，城市也有城市的守护神，有自己本地的先圣。城市正象农民的农舍一样，也植根于土壤之中。”深圳特殊的文化形态忽略了这份土壤而使其成为了真空，真空中的孩子成了异类，如果我不幸在深圳再遭遇孩子梦中的惊喊，那一定是“我不是原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