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平反复职后，扭转了毛泽东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中国国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干革命在国内可以解放手脚，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为祸全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邓小平却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北方潜在威胁未去，南方边境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击之势，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邓小平则像要求严苛的伙伴。
危险当前，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对中美关系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中国不再向往为世界革命奋斗。邓小平官复原职后每次谈话中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计划，用以对抗苏联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尽管中美协商日益紧密，但是美国仍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北为中国的首都，这一反常现象仍然存在。中国南北边境上的敌人可能会把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误解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吉米.卡特就职后，关系正常化成为中美议程上的第一要务。1977年8月，新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初访北京，然而此次访问却并不成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华盛顿启程时觉得，在巴拿马问题（指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移交运河的管理）处理完毕之前，触及和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不太明智，除非中国人全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出于政治的原因，我准备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极端立场我并不指望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尽管最后可能得放弃这个建议。
美国关于台湾的建议中，涉及一系列有关美国在台湾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内也曾经提出，但遭到了拒绝。现在万斯再次提出，邓小平再次拒绝，说这是后退。一年后，卡特总统决定给予对华关系高度优先的重视时，美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就此结束。苏联在非洲和中东步步紧逼，使卡特这位新任总统相信他应该迅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寻求与中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给他的指示是：
你要强调我认为苏联和美国虽然也有合作的方面，但实质上是竞争的关系
简而言之，我担心苏联军力日益增强但政治上短视，再加上大国野心的驱使，它可能会通过利用（特别是第三世界）当地的动乱和恫吓我们的友邦来寻求政治优势，最终甚至获得霸权地位。
布热津斯基还得到授权，重申尼克松1972年对周恩来阐述的五项原则。一直强力主张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布热津斯基积极稳妥地执行了指示，他抱着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中方对他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邓小平迫切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好与美国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通过他所说的“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的进逼。
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身陷战略险境，但他们分析时不谈本国的关注，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纵观全球形势。“天下大乱”、“连横战略”、“三个世界”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的广泛理论，不涉及具体国家的观念。
外交部长黄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出惊人的自信。中国的处境尽管极为困难，但黄华丝毫不显得有求于人，而是像授业儒师一样，谆谆教诲来宾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先从大处着眼，论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与苏联谈判的徒劳，以及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阁下提到苏联面临很多困难，确实是这样。谋求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遇到很多挫折，但它决不会放弃它的野心。
黄华提到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的战略研究人员特别是在传统战略思维中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时候。如果以核武器作为威慑，这种威胁就不会被真正付诸实施：“至于说苏联害怕西方的核攻击，所以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相情愿。据此制定战略不仅危险，而且也靠不住。”
在中东这个“欧洲的侧翼”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来源”，美国没能阻止苏联的前进。它和苏联发表了关于中东的联合声明（请区域国家共同商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因此为苏联进一步对中东渗透敞开了大门”。美国使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的“大胆行动”“造成了对苏联不利的形势”）陷入险境，让苏联“趁机在阿拉伯国家间造成严重分裂”。
黄华总结当前局势时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他说，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联合一致对它施加压力必将奏效，因为苏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
讲完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大背景，黄华谈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早在10年前就已虑及此点。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背后有苏联撑腰”。河内已经控制了老挝，在那里驻军，“在老挝各级政府部门都派有顾问”。但是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对它进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不只是边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场“可能会持续很久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否则“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对黄华的意思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说，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15年的军备控制协议使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均势，和苏联进行贸易等于是“美国在帮助苏联克服它的弱点”。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
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作好准备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战争爆发，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
大西洋联盟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先发制人行动，也没有哪个成员表示过准备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行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也更冒险。他们要执行的是前面章节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其特点是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国即使在危急时刻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和美国联合行动，这表明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从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开始，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一贯而又明确：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载的中国立场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尼克松和福特都强调美国注重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要继续向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门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使得他们没能履行承诺。
卡特总统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周恩来作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他不受党派影响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1978年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时限。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就此作出任何保证。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化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对美国作了规劝之后，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他不肯坐等美国的决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别是东南亚努力构建他所倡导的政治框架。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调、直率、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中，向公众阐释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如果要来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分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但他也坚持说中国虽然不够发达，却并不会因此改变它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如有必要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
邓小平的出访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国贫穷与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迥然不同。没有几个中国统治者去过外国（当然，传统观念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外国”可去）。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说过需要外国的东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先访日本，此行是为了签署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表现得热情洋溢，宣布说“我心里很高兴”，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把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说苏联和越南刚签署的条约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978年11月8日，他在泰国强调说苏越条约威胁到“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这份条约不单是针对中国的它是苏联重大的全球计划。你可能认为条约的意图是包围中国。我对我们的友好国家说中国不怕包围。它对亚洲和太平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亚洲、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都受到威胁。”
邓小平在新加坡见到了该国杰出的总理李光耀，二人惺惺相惜。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社会繁荣，后来邓小平不无钦佩地说它“管得严”，“社会秩序算是好的”。28邓小平在新加坡看到了中国未来可能的景象。当时，中国还极为贫穷，它的“公共秩序”经过“文化大革命”几乎荡然无存。李光耀叙述了他与邓小平一段难忘的谈话：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恢复过来我就会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反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语。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和虚心好学表示赞扬，并借机表达了东南亚关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被中国的官僚和外交滤网滤掉而从未到达过最高层：
中国想让东南亚国家和它团结起来孤立“苏联熊”，但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想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苏侨”在领导由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叛乱，却有“华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威胁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威胁着印度尼西亚。而且，中国公开宣称和海外华人血浓于水，关系特殊，越过他们的国籍国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对中国的爱国心我建议应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是对的。除新加坡以外，别的东南亚国家对和苏联或越南对抗都十分谨慎。不过邓小平还是达到了他的根本目标：他的多次公开讲话预示着中国可能会采取行动进行补救。作为邓小平计划中关键一环的美国必然会注意到他的讲话。邓小平的战略计划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访美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启共同战略。这一战略以《上海公报》为基础，主要针对苏联。
这也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别国支持的印象，而实际上有关国家并未同意，甚至并未接到要它们支持的要求。20年前台海危机时中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1958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后炮击金门马祖，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动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甚至指控赫鲁晓夫帮助煽动危机。
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两次中国都没有要求对方帮助自己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1958年赫鲁晓夫显然不知道中国要动手，而且还因被迫面对核战争的风险而很不高兴；1979年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这两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由于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苏联在1958年无法阻止中国攻击沿海岛屿；至于越南，苏联只能猜测邓小平访美期间达成了什么协议，而且会假设对它最不利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他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所到之处的情景为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想象。1月29日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还有通用汽车的老总觥筹交错。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这位小个子副总理与哈林花式篮球队的队员们热烈握手。在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骑术表演和烧烤餐会上，他戴上宽边牛仔帽，乘坐马车，使周围的群众兴奋欣喜。
邓小平访美期间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他参观了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设施，包括佐治亚州哈波维尔的一家福特汽车组装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在那里他仔细观看海上开采石油用的钻头），还有西雅图郊外的波音工厂。邓小平到达休斯敦时，坦率地表示要“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充满希望，声称他愿意“了解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所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休斯敦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他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里流连不已。一位新闻记者报道了那时的情景：
在美访问的邓小平表示中国热切希望得到先进技术，他今天在这里爬进飞行模拟器的驾驶舱，亲身体验了驾驶美国最新的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
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似乎为这种体验而着迷，模拟降落一次后又来第二次，最后离开模拟器时还恋恋不舍。
较之清朝皇帝对马嘎尔尼带来的礼物和通商许诺的刻意漠然以对，或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们简直有天壤之别。1月29日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见中，邓小平解释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这个政策由周恩来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提出，旨在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但与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实上的联盟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他总结道：
总统先生，您要我大致谈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苏联终究要发动战争。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迟战争。中国希望把战争推迟22年。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这个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所有领导人都具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深思熟虑的话，他们都会达成同样的结论。结盟等于多此一举，战略分析的逻辑即足以促使有关国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但姑且不论历史和地理上的分别，即便是处境类似的领导人也未必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尤其是压力当前的时候。分析取决于对事实的阐释；事实究竟如何言人人殊，至于事实具何意义就更是众说纷纭。因此，国家间才组成联盟这一正式的关系形式尽可能地保护盟国的共同利益不受外部环境或国内压力的影响。联盟是权衡国家利益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它还规定成员有法律义务在发生危机时守望相助。最后，联盟如若认真履责，可减少潜在敌人作出误判的危险，因而为外交政策注入一定的可判断性。
邓小平以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之间建立正式联盟没有必要，而且总的来说在推行外交政策时还会累赘碍事。他们愿意依靠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但是邓小平的最后那句话也暗含着警告。如果不能确定或执行共同利益的话，两国关系就会变“空”，变枯萎，而中国就可能重拾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那仍是中国的官方政策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寻找平衡。
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亚洲通过政治/军事合作遏制苏联，如同北约在欧洲的目的一样。与北约相比，这一安排并无严格的组织结构，基本上以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为基础。它的地缘政治理念也与北约有所不同。北约主要是联合成员抵抗苏联实际发动的侵略，明确避免任何军事抢占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信条完全是防御性的。
邓小平的看法是要对苏联的整个外围施加压力，尤其是它新近扩张进入的地区，像东南亚，甚至是非洲，以挫败苏联的计划尤其是在东南亚。
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决不会受协议的束缚，它只懂得实力对抗的语言。据说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在每次讲话结尾时都要发出战斗号召“Carthagodelendaest”（“必须消灭迦太基”），邓小平也有他自己的号召：必须抵抗苏联。他在所有讲话中都以各种方式警告说苏联一贯的本性是“见缝就钻”。他对卡特总统说：“苏联在哪里伸手，我们就要在哪里把它砍掉。”
邓小平分析了战略形势，告诉白宫中国准备同越南打仗，因为它认为越南不会止步于柬埔寨。“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会有不止三个国家，”邓小平警告说，“它一直是胡志明的梦想。现在的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也会把泰国包括进去。”他宣称，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不能坐等事态发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邓小平告诉卡特，他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苏联大规模干预，苏联和越南新签署的防御条约似乎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报告显示北京从北方边境地区撤退了30万平民，并命令中苏边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邓小平对卡特说，北京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作“大反应”；而且时值冬季，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全面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
战争结束一个月后，华国锋对我解释了战前的精心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到了苏联反应的可能性。第一是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他们在边境上有100万大军，但是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攻击还不够。如果他们从欧洲调回一些部队，那需要时间，而且他们就得担心欧洲。他们知道和中国作战是大事，短时间内完不了。
邓小平给卡特出了个难题是原则上的难题，也是公开态度上的难题。在原则上，卡特不赞同先发制人的战略，尤其是涉及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即使不完全同意，但也十分重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关于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影响的意见，而这一意见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他提出中国若出兵越南将失去道义上的有利地位本来中国被公认是主张和平的国家，这么一来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北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改变。现在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和联合国都谴责了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们计划采取什么惩罚行动，但它可能会造成暴力升级和世界态度的改变，从反对越南变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
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定，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拒绝支持暴力却又就苏军的动向提供情报，这给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小平关于潜在的苏联威胁的意见；或者也可将其理解为鼓励中国出兵，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对苏联可能干预的担心。
第二天，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卡特把一份阐明美国立场的说明交给了邓小平（这份说明尚未公开）。布热津斯基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当然，非正式的联手则另当别论。
根据一份记载那次（只有一个翻译在场的）私下谈话的备忘录，邓小平坚持说战略考虑比卡特所说的世界舆论更重要。最要紧的是，中国决不能被看做软弱可欺：“中国必须教训一下越南。苏联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会变成（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有这个实力。行动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为中国软弱，形势会更加恶化。”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离开美国。回程中他在围棋棋盘上布下了最后一颗棋子路经东京停留。这是他6个月内第二次访日，目的是确保日本支持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并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国的立场：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须受到“惩罚”，并保证“为了捍卫长期的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必要的牺牲”。
邓小平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
来源: 《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