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翻译：川sir

原载：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3日专栏文章

转自：微信公众号“世界在变”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但是，那个遥远时期与现如今有着重要区别。那时的美国如此有忍耐力，是出于国家的根本性原则。当前，（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国家，则需要有效率和有远见的政府，以便克服前所未有的障碍。维持公众的信任对社会团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国家机构能够预见灾难、阻止其带来的影响、并恢复稳定。然而，当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机构将被视为失败。这个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是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现在争论已发生的事情，只会使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向人类发起袭击。它的传播是指数级的：美国的病例数每5天就翻一番。就在撰写本文时，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医疗供应也不足以应付不断扩大的病例数。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边缘。检测量不足以确定感染的程度，更不用说逆转其蔓延。成功的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

美国政府在避免即时性灾难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但最终的考验将是是否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以及通过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否维持公众对于美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无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多么巨大或者必要，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过渡到“后冠状病毒”秩序（the post-coronavirus order）。

各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应对这场危机，但新冠病毒对于社会破坏的效应则无视边界。我当然希望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能够通过单纯的国家努力战胜这种病毒。解决当前的问题，最终必须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我们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项目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必须在三个领域作出重大努力。

首先，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过去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和根除天花方面取得了医学胜利，或是产生了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等新技术奇迹，这些医疗技术进步使我们陷入了危险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开发避免大量人群感染的传染病防控技术和相应的疫苗。地方政府也必须不断进行前沿科学研究、合作和探索，从而始终如一地为保护其人民免受流行病之害做好准备。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已经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与所有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病毒都不同。隔离、关闭学校和公司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则正在加剧经济阵痛。政府应寻求改善即将到来的（社会、经济）混乱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

第三，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是一个由围墙所包围的城市，被强大的统治者保护着，有时统治专横、有时仁慈，但始终强大到足以保护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国家在于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而个人则无力保有这些。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已经引发了过时主义（anachronism），在这个社会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时代，由围墙所包围的城市正在复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持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权力平衡”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将使社会契约在各国内部和国际上瓦解。然而这个亘古问题不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得到解决。各国应该在内政、外交中保持克制，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

我们从突出部战役进入了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不断提高的世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各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建设未来的同时应对危机。一旦失败，世界将陷入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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