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或少作的现象，在世界各个文明的历史中，似乎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跟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类似，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技术性条件的限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比如我们可以设想：生活在遥远的古代的人们，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今天多数人的写作，主要是以在电脑上打字的方式进行。技术上的便利条件，似乎使写作成为一项简单的事情，今天随便在大街上拉住一个人，可能都已著作等身。
但在我这里，主要想说的，还是指观念层面的东西，即人们对写作之重要性的不同理解。在苏格拉底那里，在做一个让诗人歌颂的英雄和歌颂英雄的诗人之间，存在一个选择上的难题。人们对苏格拉底的述而不作有种种不同的解读，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典时代，选择做一个英雄是如此之重要。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英雄，这或许就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那里，他可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选择做一个行动者，做一个真正的英雄，比通过自己不断地写作本身，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因此而获得荣耀，也更值得追求。这种看法本身，可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比较普遍的。只是在浪漫主义观念兴起之后，诗人才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通过不断地书写活动，以赞美人类的名义，来歌颂作为英雄的自己。而近代以来普遍平等观念的出现，则意味着人人都可能是英雄，当此之时，自传体写作才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现象。如此看来，人们对自我的描写本身，基于一个相当任意的“理由”。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和描写，永远都不可能抵达“客观”。维特根斯坦对此谈到：“没有人能够客观地描绘自己，正是鉴于这一点，总有这么去做的动机。但伴随着你的描写，动机会改变。这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一个人愈想变得‘客观’，他就会愈发留意到渗入其中的变化着的动机。”
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对写作的看重，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观念。这里既有外在条件的制约或刺激，比如在学院内讨饭吃的人，为保住自己的教职，有时写作就成为一种必需。还有，在一些人眼中，通过写作可以传播某些重要的观念，从而实现更多人的自由和解放。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写作的重要性，有其内在的理由，比如在部分人那里，写作本身能超越一时一地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不朽。不过，尽管写作在现代社会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但一些最顶尖的思想家，依然我行我素，并不特别看重“著述”。陈嘉映解释说，真正的思想家追随着思想的脚步，深深地沉浸其中，以致没时间和兴致来整理或写作。在这方面，索绪尔是一个例子。
维特根斯坦呢，一生公开发表的作品极少，写过一些笔记，但与更多著作等身的职业学者相比，总量上少得可怜。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哲学研究》在其生前，已大致整理完毕，但直到其去世后才得以出版。刘云卿对此解释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尽管写下的每个句子都完美无缺，“但面对上帝，它们微不足道。”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弟子们，细心地写下不少关于其谈话的记录，成为后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作为二十世纪的思想英雄，享受了类似于古代先哲的“待遇”。鲍斯玛的这本《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就是其中的一种，大致勾勒出了晚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肖像。总体而言，跟许多与此类似的谈话录一样，记录者在书中扮演着“学生”的角色。正如该书编者J．L．克拉科夫特和伦纳德·E．哈斯特维特在“引言”中所言，“有一点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是老师，鲍斯玛是学生。”
伟大思想家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提供一些现成的思想果实，而在于其能开拓出一种思考的方法。晚年的维特根斯坦，虽身体状况不佳，但在鲍斯玛的笔下，他仍然忠诚于哲学思考本身，并努力拓展着思考的边界。本书编者在“引言”中指出，“维特根斯坦始终在思索，是艰苦卓绝的思索，哪怕针对的是细小之物。”这里对细小之物的思索，并非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芜杂或琐碎，而展示着一种思想的风格。
在晚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他特别看重用图像和类比的方式，来思索哲学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康奈尔，鲍斯玛在初见到维特根斯坦后写道：“他时刻准备着用例证和想象的情景来廓清表达式的使用，这一点让人印象最为深刻。”这里的“例证”和“想象的情景”，即可能构成一种“图像”或“类比”，用以清晰地思索和说明问题。图像具有指示功能，“旨在显示人们如何切入某个特定的主题。”而且即使在一些小的方面，图像也非常有用。比如当我说“导致”这一语词时，即意味着一种严格的因果性，用图像的方法显示，则犹如一个台球撞击另一个台球并使其运动。用图像的方法来指示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类比，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则意味着分享，即能让人从某种思想的惯常轨道之中抬起头来，让思想的果实以某种可理解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不只是所谓哲学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刻而有力的启示，它使思想得以清晰和显明。对此，编者在“引言”中评论说，“对于一个极力达致理解的人来说，正确的类比或图像一如黑暗中的光芒，或苦痛中的解脱。那是一种经久不灭的印象，一个正努力思考以廓清哲学问题的人必定会对一个有能力创制此类图画的人印象深刻。维特根斯坦称得上精于此道。”
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有相当多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反理论的“哲学”。从一个意义上看，这大致不算错。不过应该清楚的是，维特根斯坦对理论的“反对”，并非一种情绪性的姿态，而是建立在细微、有力的工作基础之上。这在鲍斯玛的笔下，亦有不少记载，这里只能拣几个小例说说。
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是贯穿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思考。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鲍斯玛记载了这样一条：“快走近汽车的时候，他问我是否认识摩门教徒，他们让他着迷。他们是信仰何为的绝佳例证：心醉神迷。要理解他们！有必要去理解某种特定的粗钝。一个人只有变得粗钝才能去理解。”心醉神迷，全身心投入，这是维特根斯坦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不要提问”，不问为什么，对宗教信仰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必需。在当年的八月二十二日，鲍斯玛记下维特根斯坦关于宗教信仰是否需要论证的看法：“显而易见，一个人没必要去论证他的宗教信仰。纽曼这么做了。一旦去做就要论证清晰并让人信服。不过，一个人可以投入信仰而无需论证。”问为什么，或者是论证，均基于理性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宗教信仰其实跟是否理性毫无关系。由此，至少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建立某种理论的做法，就完全是错误的。
维特根斯坦亦反对伦理学理论，他甚至认为，教授伦理学是不可能的。对此，鲍斯玛有这样的记载：“他的确讲起过哲学家们在伦理学中造成的全部伤害。当一个人以深沉的严肃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哲学家们所做的一切何等地虚妄不堪。”这就是说，在伦理的领域内，哲学的工作方式，是极为虚假和无用的。有关做哲学，维特根斯坦评论说：“有些人热衷于体系，其他人热衷于祈祷。”我们知道，体系的骨架，必定要用逻辑来支撑，但问题在于，由逻辑支撑起来的体系，永远停留在某一平面上。对此，维特根斯坦不可能满意。而祈祷则不然，它指向高处，不在任何一个平面上挣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是一种祈祷。
作为祈祷的哲学，意味着绝对的真诚，不屈不挠的严肃搏斗和冒险。在回答鲍斯玛的提问时，维特根斯坦说，探寻哲学“需要的是一种激情洋溢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哲学家是那个满脑子问题的人。”不过，光有激情、求知欲和问题是不够的，真诚是绝对必要的。维特根斯坦在肯定罗素、怀特海和赖尔早期工作的同时，严厉批评他们后来对哲学的态度，他认为他们是在玩哲学，而这是不可容忍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怀特海后来堕落为江湖骗子，罗素在停止思考之时，仍在写作和出版著作。]而真正的哲学思考，只是对困惑的消除。鲍斯玛曾记录下这样的观点：“哲学连同对它的研习，不过是思考的一个过程——廓清困惑。一俟困惑被廓清就应该考虑换一份工作。”这就意味着，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困惑消除之时，即哲学终结之日。在哲学终结之后，一个人如果沿着既有惯性，继续从事所谓哲学的研究和讲授，则只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装腔作势，更是一种可耻的欺骗。一个欺骗自己的人是可怜的，而如果以哲学的名义来骗人，则意味着愚蠢和堕落。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一种高度的诚实，与高度的智力水平有关；在哲学思考中尤其如此。因为高度的诚实，首先就意味着对自我和问题本身的清晰认识，这涉及判断，而判断与智力水平和思考习惯密切相关。这里的思考，对我们讨论何为真诚的问题，有相当大的启示。一种关于真诚的流俗理解，认为一个人只要愿意反观自省，即可做到真诚无欺。但这正如邓晓芒所批评的：“自以为真诚是不可靠的，甚至正好就是不真诚的标志。”在真诚与自我的关系上，在更多情况下，真诚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这是极为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冒险。
从上述理解出发，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做一个严肃的人，而“一个严肃的人就是那个能够承受冲突和挣扎的人，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些问题。他搏斗过。”不过这里的“严肃”，并非某种狗仗人势的装腔作势，而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朴实。而从反方向看真诚，则真诚的最大敌人，在有些时候，并非虚伪，而是骄傲。关于骄傲，维特根斯坦曾说：“在任何个人的生活中，骄傲通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人会独自骄傲。骄傲寄身于不同的旨趣和其他人的语境之中。正是在这个整全的处境中，骄傲为恶所浸。骄傲就像传染病或者发烧。它不像拇指疼痛那样只居于某个特定的位置。发烧遍于全身。骄傲也一样。”
作为思想家的维特根斯坦，尖锐，清晰，激情饱满。这个锐利的思想家，在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上，却是一个地道的老派人。从美学的意义上看，他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根据鲍斯玛的记录，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曾有那么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简单质朴，一幢房子，一个地方，些许工具，野兽，以及围绕着你的人。人们在这种简单性和稳定性中依存于一种有限的环境。这给予生命一种特定品质——根（roots）。现在不仅人转瞬即逝，邻居也不再同一。我们与我们的环境相连的方式不是那种感伤的方式。我们所拥有的和使用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被其他的东西替换。”从这段充满伤感气息的话中，维特根斯坦对过往生活之稳靠性的追忆，意味着他对当代生活的不适和不满，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无根的生活。的的确确，维特根斯坦属于一个更老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乡野生活中，一切都是简单的。而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生活，过于复杂而多变，亦相当外在。维特根斯坦质问说：“城市是外在行为的生活。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指引。但城市以外会有自然之野性，会有欲望和情感，现在我们该怎么做？难道城市不是一个肤浅的所在吗？”
鉴传今曾批评说，在我们当下的研究中，作为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已是一个不断在复制着的神话。的确。与此同时，作为先知的维特根斯坦，亦成为不少人崇拜的偶像。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在鲍斯玛的笔下，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不过，即使如此，他仍有其内在的虚弱。鲍斯玛说：“不管怎样，他有他内心的挣扎。”“他也害怕变老，他的虚弱，以及他糟糕的身体。”但这个挣扎着的，深陷疾病的人，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本身的尊重。这里的尊重，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生活在生活之中，对生活有所知，而不只是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但在对生活有所知的同时，尊重生活还意味着对生活之复杂性和神秘性的敬畏，意味着对未知的东西保持缄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纵有对生活的种种抱怨和不解，甚至是批评，但无论如何，都应该认识到：“在否定的意义上言说某物是容易的。不过，除此以外还能说什么？”
（[美]鲍斯玛（Bouwsma，O．K．）：《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刘云卿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于哲学小屋
【本文发表于2012年10月号《文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