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刘学伟先生的文章，不少观点值得商榷，其中有两处很明显的硬伤，一是作者说中国犯不着为了一个“无产无人”的“小小钓鱼岛”，而“耗费大量的军力财力人力物力”。这一说法，让人十分怀疑，作为一位历史学博士，难道不知道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保钓运动历史，难道没有读一读此次自钓鱼岛之争激化以来，中方做出的无数次表态，以及随后发表的多份文件？如果在日本政府“购岛”之初，有少数人（当然不应该包括刘学伟博士兼研究员这样的专家学者）一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事到如今，竟然还将中方的反应看作是小题大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另一处硬伤是，作者认为，中国“迫不及待”的当务之急，是和平崛起，因此，不能为了“小小钓鱼岛”这样的“边缘利益”，而“毁了和平崛起的这盘棋”。也就是说，在和平发展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之间，二者不可兼得，作者明显倾向于不能为了“小小的钓鱼岛”而影响和平发展。这一主张，客观上是正中了日本的下怀。日本以至背后的美国，以及某些在南海混水摸鱼的小国，都是做了这样的误判，认为中国忙于和平发展，而顾不上“小小的钓鱼岛”以及南海那些小小的岛礁。本人在初次读到刘先生的这篇文章时，当即所做的点评，用的标题是《钓鱼岛“小”吗？！》，那次由于篇幅所限，只写了寥寥数语。现在觉得言犹未尽，于是再写一篇，便想到了另一个标题：《和平发展与捍卫主权，不是个只能二选一的问题》。后者字数多了，还是用短一点的吧。
下面言归正传。
日本政府非法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全世界华人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应如此强烈，让以野田为代表的日本政客们始料未及。而就在此时，法国某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的特邀研究员刘学伟先生，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钓鱼岛之争：善远谋者赢天下》。文章一边批评日本政客“缺乏远见”，目光“短视”；但与此同时，也提醒中国，绝不能为了一个“无产无人”的小岛，而“卷入到日本政客的豪赌中，成为其拉动选票的筹码”；更犯不着“耗费大量军力财力人力物力”，“为了小小的钓鱼岛，毁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这盘棋”。
表面上看，刘先生似乎是出自一番好意，对中国做出如此警示。然而，对照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和民间所所做出的种种反应来看，作者无疑是在批评中国。即：在“无产无人”的“小小钓鱼岛”问题上，政府和民众尚缺乏作者那样的深谋远虑，正在落入日本背后的黑手美国“坐收渔利”的陷井之中。由此可以进而推断，民众的游行示威和种种自发的理性抗议都过了头，政府在外交、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是“杀鸡用了牛刀”，香港保钓人士的登岛壮举、大陆渔船千帆竟发、以及日前台湾渔民和海巡部门同日方的狭路对抗更是多此一举。相信作者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他对此次中方（包括港澳台）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此强烈反应的感受，居然同日本的某些政客如出一辙。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他居然只字不提，钓鱼岛是中国的东大门，也是中国走向深蓝的必经之路，一旦被日本永远霸占，后果不堪设想。丢掉了钓鱼岛，中国政府不但无法向民众交代，更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正有鉴于此，中国官民才万众一心地大声疾呼，国家领土主权，一寸也不能让，半寸也不能让！
可是，刘先生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避免和周围邻国”“为一些边缘利益真正交恶”。
请注意，我们把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的领土、领海主权，看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作者却认为，这些不过是“边缘利益”。对此，作者自有一套表面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那就是“中国自身发展迫不及待”，需要尽快地“和平崛起”。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为发展经济营造睦邻友好的和平环境。但这绝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当初，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还提出了“要有所作为”，到万不得已被迫需要打仗的时候，那就打完了再继续建设。可见，国际形势迅疾多变，不会完全按照你的主观意志发展，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定要早作预案。此次钓鱼岛危机，完全是日本一手造成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犯下的侵略罪行一直没有认识，近十多年来，右翼乃至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另一方面是美国自二战后，一直在支持日本，将其作为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友，前不久又提出战略东移，进一步将日本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如果不看清这一形势，时时保持应有的警惕，只幻想关起门来搞什么和平发展，简直是天方夜谭。此次日本不顾中方的一再警告和抗议，在钓鱼岛问题上步步紧逼，直到完成对钓鱼岛的“国有化”，严重触犯了中国的底线，中国政府和民间忍无可忍，才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烈反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在给日方留着回到谈判解决争端这一正确轨道上来的余地。可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看到日方有任何积极回应，还在继续玩火。那中方只有奉陪。因此，刘先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钓鱼岛虽小，但却密切关系到中国崛起的大局，中国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崛起的，也不可能允许别人关上我们的东大门和南大门来实现崛起。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实际上也有自相矛盾之处，那就是，作者一面说，“‘自古以来’（此处的引号为刘先生所加，似乎他不太同意我们所公布的种种历史佐证）拥有的领土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来划分所有权”，“钓鱼岛以及其周边海域实质上一直由日本在经营管理，按照国际领土争议的解决惯例来讲，只要日本再默默地对钓鱼岛进行开发个十几年，基本上我们也就不要去想再把钓鱼岛要回来了”。但作者同时又说，“日本作为一个典型“不服理只服力”的国家，要让它对中国心悦诚服，首要前提是中国在各个方面超越日本。中国现在还仅仅是在GDP、竞技体育、国际政治地位和整体军事实力等几个方面超越了日本。但一提到人均收入、高科技、高端工业品、高等教育、文化输出等方面，中国便难以‘硬气’起来。但按照中国的未来发展规划来看，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必定能够超越日本”。这就怪了，按照作者的估算，中国超过日本需要二、三十年；可是“按照国际领土争议的解决惯例”，再过十几年，钓鱼岛就真的成了日本的了。如此，作者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这样的位置上，即，中国可以在丧失领土、领海主权的情况下，搞什么和平崛起。毋庸赘言，读者都可以看出，刘先生的立论是多么可笑，不堪一驳。
文章中，还有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当仁不让的领导者”（姑且不去讨论这一断言本身是否属实，首先就与作者在文中特别引用的邓小平“不当头”的观点相矛盾）。紧接着，作者主张，“出于东亚结盟的长远战略外交目标的考虑，中国应该避免和周围邻国——也就是自己将来的核心盟友——为一些边缘利益真正交恶”。（可见，作者的确是将钓鱼岛及南海诸岛都看做了中国的“边缘利益”）。作者继而又指出，“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个真诚稳健的东亚联盟去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需要实力强劲的盟友共同维护东亚发展格局，而日本显然是中国最具战略价值的盟友”。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作者仍然意犹未尽，还要进一步发挥说，“中国要形成东亚同盟，必须得到日本的配合。如果把日本拢不过来，这个亚盟必是空谈”。 笔者孤陋寡闻，时至今日还没有见到，国内有哪位专家或学者设想过，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盟友”。40年前，中日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做出了邦交正常化的决断，结束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40年来，中方为了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得到的回报，却是今天这番摸样。刘学伟先生作为一位历史学博士，不知专攻的是哪方面的历史；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对日本有起码的了解。从中国政府和民众应对钓鱼岛危机的一招一式，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同今天的日本打交道。相信大家不会为刘先生的种种奇谈怪论和不合实际的建议所干扰。
行文至此，还不能不就刘先生多次提到的“和平崛起”这个话题再多说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溢美之词远多于忧虑。比如，文章提到“有人老说今天的中国贪官污吏在往国外跑，富人能人也在往国外跑。可是这些人并没有看见如今的中国每年有7500万百姓出国旅游，99.9%以上的老百姓都会高高兴兴地回到被某些人形容为‘水深火热’（这个引号又是刘先生自己所加）的祖国。”仅此，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尚属“隔岸观火”，同国内广大民众的感受相差太大。更不用说，作者对目前的“中国政体”、“中国道路”十分满意，因此，只字不提改革。其实，今日中国，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崛起就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有什么如作者所说的，到时“一定会有的朋友”以至“盟军”。当年的八年抗战，美英俄功不可没。今天，如果万一不得不同日本打一仗，中国还会有谁会同你并肩作战吗？我们动不动就吹同谁谁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都是纸面上的。俄罗斯卖给印度以至越南的武器，都要比卖给我们的先进得多，何况还要在越南的金兰湾重建海军基地，这样的“战略合作伙伴”靠得住吗？作者作为拿着法国博士头衔的特邀研究员，连这一点国际视野都没有，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