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时常将读者带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化水乡。我们曾经论述过，是刘仁前、毕飞宇、庞余亮、刘春龙、谷怀、顾坚等作家为兴化这片广阔的地域（实实在在地讲，应该说成水域更为恰当。因为，围绕着兴化的那一派汪洋恣肆的水域，在滋养了兴化儿女的同时，也将读者们带进了那片神奇的充满水上风情的梦里水乡）打上了文化版图的标志。一个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兴化儿女，在读到《香河》这篇优美的长篇小说时，必然会欣然神往或沉醉回味于刘仁前所描画的那片熟稔于心、萦绕梦中的水乡风情。那芦荡里的红蜻蜓、野鸡野鸭，那河汊里的菱角、水浮莲，那每个村庄都有的像香河村里的那条龙巷和龙巷里蹲着吃饭、拉家常的乡亲们，那让游子们回味不已沉醉其中不愿走出的兴化方言，那种乡场上放电影、水港里打粽箬、北小街的集市的场面描写，那用来抽水灌田的水车或者洋车，那熟悉的水乡民谣和高亢的劳动号子，那插秧时节拔秧、栽秧的情景，那水域里垛田间的男女情爱……

可以说，如果作者仅仅描写了这些水乡风物与风情，便足以使一部长篇小说立起来。然而，刘仁前显然并没有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借助这样的水乡特色，刻画出了众多的香河人物。《浮城》则在《香河》的基础上，加快了叙事节奏，以香河第五代人柳成荫的官场沉浮为主线，叙写出了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香河儿女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

香河之水滋养人性、润泽生命的大德与大爱，就这样在《香河》和《浮城》所叙写的岁月里，成功地为书中人物烙着上了那种在血脉里便已形成的文化底色。

因而，我们可以说，沿着“描绘水乡风情风物——刻划水乡儿女似水柔情与圆融人格——揭橥水乡文化基因与传承——繁衍一代代水乡优秀儿女”这样的文学脉络，刘仁前以自己的方式再一次揭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

这样看来，刘仁前是以对这一文学母题的无限趋近，来进行其小说写作的。作家以两部长篇展现出兴化水乡泽国对这一方人的润泽与淘洗，以小说的方式展现出兴化人“以水润德，如水柔情”的“德”与“情”相交融的精神世界。恐怕，在兴化文学现象作家群中，刘仁前做得非常到位了，刘仁前也以此确定了自己在“兴化文学现象”中的崇高位置，并因此在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刘绍棠、孙犁、赵树理、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之后，在中国文学界占据了一席位置。

一、悲悯笔意下的圆融人格塑造

当然，客观上应该看到，《香河》的意义是多层面的。

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图。《香河》中，像打场、插秧、踏水车也即“洋车”（包括怕被拐打着而“吊田鸡”的细节）这类的农事，甚至盘藤、翻藤这类农事中的细作，游走于乡间的货郎担子、扎匠篾匠等小本商人的经营，甚至包括杀猪点红这样的手艺活儿，均被作者捕捉到并写入了书中。看得出，这些事，之所以事无巨细，一一被写进书里，一方面显示出作者浓厚的怀旧心理，其二也表明着作家对这些物事一一逝去的悲悯意识。

刘仁前经常会停下情节主线，以旁逸斜出、摇曵多姿的笔黑，来书写兴化乡间的婚丧嫁娶（甚至包括像抢风头、还碗等民俗细节）、家长里短等极具乡土气息的民风民情。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刘仁前不可能不明白这样的闲笔与兴致之笔会对情节带来一定的破坏。但一个成熟的作家如此叙事，我们只有这样认定：作者乃是试图通过这一本书写方式，将香河的民俗民情全都展现出来，为兴化水乡这一方水土保留一份文化标本，同时也借此表明，世世代代水乡泽国的灵魂，就是这样淘洗出来的。因而这里暗含的主题，也就非常庞大了，譬如，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有没有丢失了什么？兴化这一地域如果打造水文化，是否是以丧失水文化最本真的底蕴作为代价的？

因而，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正是这些正在消逝的物事被作者一一写出来，使这本书中隐藏着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浮出水面了：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保留一份文字上的记忆，也为那些正在逝去的唱一曲无尽的挽歌。

大凡一个伟大的作家，其最为动人也最为永恒的正是他的悲悯意识。

我们因此看到，作家刘仁前对其笔下的人物极为厚爱与悲悯，叙写坏人，并没有坏得见心见骨；叙写好人，也必定写出好人的狡猾与促狭。

譬如，香元这个支书，可以说，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坏到家了，但是却在让社员把房子搬到新庄基这样的大事上宁可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丢掉自己的官位也要顾及社员们的身家性命与财产安全。这样的人性底色，就让香元这个人物显得非常丰满而又非常感人。

像柳春雨，这个作者备极喜爱的人物，作者也写出了他在田垄间与琴丫头的第一次交合以及他在琴丫头和杨雪花这两个美丽姑娘之间的犹疑与举棋不定。虽然我们不能怀疑他与琴丫头的铭心刻骨的爱情，但在美丽的杨雪花那番痛彻心肺的爱情表白面前，他确实显示出某种动摇。

至于像陆根水、黑菜瓜、阿根伙这些多少有着负面性色彩的青年人，祥大少、谭驼子这些极会算计的人精，也并非人们所理解的坏人，他们有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都是香河的子孙，如水柔情与以水润德的感情与道德抉择、碰撞、较量，其实在灵魂深处刻未止息过。

而像二侉子和香河第五代人柳成荫这样的人物，属于真正走出去接触到异质文化品质的人，则更是作者精心着墨然而却跃然纸上的立体的人。二侉子是那种骨子里荡漾着两种文化血脉的年轻人，有情有爱，心有所系，魂有所依，似水柔情与豪气干云，都被作家刻划得非常精彩。《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以自己的行走方式，雕塑出新一代香河儿女那种如水之德，则更让我们看到了刘仁前在文学伦理与文学深度上的挖掘之深。诚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柳成荫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这样的水的品德与水的哲学。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刘仁青深潜在香河世界里二十多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为人们奉献出这一系列香河人物图谱。

人们应该记得，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87年，年轻的刘仁青就写出了《故里人物三记》这样的让人们如饮醇酒如品佳茗的短篇佳构，论者一致认为有汪氏（曾祺）之风，著名作家陈建功在《读后信笔》里给予极大推崇，很多评论家也一时好评如潮，1988年，这个其实只是三篇微型小说（笔者认为，刘仁前的《故里人物三记》还多少具有笔记体小说的风格）组合而成的短篇被当作江苏省文学界的重要事件而谱江苏省文学志《1949年-1988年短篇小说》。

细心的读者如果愿意做一些回望性的梳理工作，就会发现，长篇小说《香河》巧妙地将这三个人物嵌入到了作品中，再一次让我们在新作里重逢故人。虽然，到了“《香河》时代”，这三个人物的主要位置实现了让渡，然而，这三个人物与其他众多人物一起，建构起了性格复杂、丰富多彩的香河人物图系。

1990年以后，刘仁前写出了《翠云》《水妹》《琴丫头》等一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这些美丽的女性，再一次在《香河》里复合。

正是这些人物，正如我们前此所指出的，把以水滋养的“德”与“情”完美融铸在一起。至此，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与她们，盘桓在作家的心中可谓时代久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已经不仅仅是刘仁前笔下的人物，而是刘仁前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里的伙伴，用刘仁前自己的话说：“打开家门便能见到《香河》里的‘谭驼子’、‘ 二侉子’、‘ 祥大少’们，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便看到他们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胡萝卜粯子饭，还有苋菜馉 、螺螺蚬子之类，蹲在家门口吃的有，串着门子吃的有，边吃饭边谈天说地，南说江北说海。看着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样子，似乎皇帝老儿的御膳也不如呢。实在说来，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乡亲们。我把他们请到我的笔下，塑造成了小说中的形象。”

《香河》，就是这样一幅长轴画卷，有如《清明上河图》般，展现了里下河地区香河流域生生不息、各具性格形貌、各具灵魂特色的众多人物。

二、另一个重要人物

细细考究一下，我们发现，从《香河》到《浮城》，刘仁前的一枝笔写了五代人（有论者认为是三代人，其实谬矣）：

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这一代，是为刘仁前文学视域中香河最老的一代。

中年一代如香元、谭驼子、祥大少一代，这里包括那些与香元有过瓜葛的同龄女性如香玉、来娣子等。

年轻的一代如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

更年轻的一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作家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已经远离了香河，而是被作者安排到了县城。

第五代人则是在《浮城》中开始崭露头角的柳成荫的儿子柳永。

你不得不惊叹于刘仁前的视野宏阔，也不得不惊叹于刘仁前手中的笔何以能够触及如此宏阔的背景与如此层面众多的人物。

刘仁前显然是想用一种广角镜视角来映射里下河水域里的香河风情与香河人物的，但是，这五代人相继登场的背景，或者说，给出五代人水情与水德的“香河”，自然也应该是《香河》这部书里的重要角色。

每一个作家，都可能有自己的文学版图的梦想。人们熟知的福克纳如此，其实，国内文学大师如孙犁、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也莫不如此。笔者曾经论说到同是兴化籍的著名作家毕飞宇，凭《地球上的王家庄》这一杰出短篇，以哲学的方式，重回兴化陆王庄，且在《叙事》《楚水》《祖宗》《武松打虎》《怀念妹妹小青》《蛐蛐》这些非凡的作品中，成功地再现了兴化的底色。甚至早期的《是谁在深夜里说话》也刻意安排了兴化建筑工程队的出现。然而，我们要看到，与毕飞宇不同，刘仁前一直以扎根的、坚守的姿态书写着香河。毕飞宇曾这样论定《香河》：“刘仁前以一个很低的姿态，把目光紧紧盯着脚下这个小地方，然后全面的、特征性的把它呈现出来，这种自觉和努力，值得尊重，值得学习。把地方特色、区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几十年来，“香河”已经成了刘仁前的重要标志，成了兴化里下河一道可观的文化风景。刘仁前极有耐心地书写着香河人人性的挣扎和命运的躁动，叙述沉静，收放自如，蓄势饱满，节奏的把握不动声色，呈现了最佳的文学品质。

可以这样说，着意地将背景作为小说角色来进行文学呈现的作家与作品，可能，在当代中国作家这里还不是很多。一部《白鹿原》堪称杰作，史诗般地展现了白鹿村50年的变迁，然而，从文学语言上讲，虽然陈忠实堪称伟大，然而，就形式与内容的天衣无缝的对接上讲，似乎，刘仁前用香河语言来写香河人，写香河村，写香河间的垛田与香河之水，可能便胜于其他作家多多了。刘仁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造出了“香河文学世界”，从而在“兴化文学现象”作家群中占据重要地位。

笔者是持文学有机本体论的，认为小说一旦形成作品格局，就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这个世界。E•M•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里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如此一来，作品之高下，确实是一种无法考量与比较的事。最近，笔者与作家谈歌也聊起过这方面的话题，谈歌的话非常有意义：“作家这行当里，从来没有什么‘庞然大物’。所谓庞然大物，或是作家自己腾云驾雾，总觉得比同行高一头。或是媒体炒出来的，为热卖什么而作的广告词。说句实在话，作家是个体劳动，相互之间可比性不大。好比土豆与茄子，都是蔬菜，能比较出个高低上下么？再说一句会惹人不高兴的话：只让人记住名字的作家，从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只有能让人记住其作品的作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从这个角度判断，《香河》之中，水乡风物、民俗民情已经深深的刻印在读者的心中，它们已经成为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或谓之，《香河》里隐藏着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香河”。

事实上，刘仁前也确实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河流。

香河也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标志与文化图标。评论家朱小如说《香河》是一种记忆性的小说。 我们认为，这确是一语中的。但值得引发开去的是，香河也是有记忆的。刘仁前未尝不是想写出一个地域的记忆与沧桑。虽然，朱小如是从《香河》尚带着公有制、集体化的标志与痕迹这个角度谈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仁前其实是远离政治的。虽然，作品中有“难过三分钟”这一类的“政治笑话”，然而，对刘仁前作品的认定，我一直持这样的价值立场：无论写什么时代，刘仁前都极重人性。写文革时期，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人物没有沦为政治动物，写改革开放时期，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同样没有沦为经济动物。这是我在《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关于刘仁前的两篇新作》给出的论断。 事实上，《香河》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像作品中的香元、大队会计谭会计，在那个噩梦般的年代，没有沦为一种政治动物。也是在这部书中，发了财的陆春耕，同样柔情似水，回报桑梓，没有沦为一种经济动物。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浮城》，柳成荫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与官场历炼的情形下回到楚县担任县委书记的，他与陆小英的爱情因为再度重逢而重燃生命之火，他的开发黑高荡工程虽然有政绩与政声的追求，但也确实是为改变几千年来里下河人的自然运命的一种努力。但为此付出离任的代价，他竟然就那样从容接受、从容面对了。柳成荫，同样没有沦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政治动物。

为什么香河人都有着这一种可贵与可爱呢？《香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香河，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淘洗着她的儿女，她熔铸着儿女的品性，她以自己的柔情与品性，浇铸着香河儿女的德与情。

这样论定之下，我们不得不认为：香河，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

所以，就刘仁前来谈刘仁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把《香河》放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进行比较分析，各各言其特点与特色，也才是一种文学评价。

三、《香河》结构与第四代人童年人生的巧妙互嵌

我们看到，在《香河》里，从开头到杨雪花第二次出场之前，情节如香河水一般静静地流淌。但在杨春花诈称将死哄骗柳春雨见面后，小说的节奏渐趋繁密，同时故事的走向也出现了极大的逆转：小说中两对重要的年轻主人公，一对是柳春雨与琴丫头，一对是水妹与陆根水，他们的爱情故事，一下子呈现出山重水复、扑朔迷离之态。

同时，三奶奶与王先生的爱情悲剧，李鸭子与二侉子的感伤爱情（其中包括二侉子与东北姑娘的消逝了的爱情、李鸭子与阿根伙的借种欢爱），水妹的守望爱情和无奈婚姻、柳春耕与兰姑的婚姻，香元与包括自己女人在内的众多女人的纠葛，翠云与王志军的婚事（包括翠云受人愚弄、翠云被王志军当作礼物送给政委享受），以及续书《浮城》中柳成荫与苏华、陆小英之间的三角爱情，煞是眼花缭乱，经由刘仁前一枝笔，花团锦簇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还有，像谭驼子、祥大少的故事，癞扣伙与母牛的故事，香元政治上沉浮的故事等等，均巧妙地分布在书中。

所以，《香河》并不是有些人所认定的不重情节，只不过这样的情节，并没有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者说，刘仁前作出了一次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他在书中设置了多元情节线索，需要读者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情节中寻找到各自的线索。问题是：如果有读者耐不住这样的对抗，那么也没有问题，刘仁前还给你的，是香河流域的子民们的日常。

从《香河》第十九章开始，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开始暗中转换，香河第四代人物开始亮相。但是，严格地说，也是从第十九章开始，小说的节奏再一次回到散淡之中，且比之于小说的开头，更加显得率性与随意。如果将第十九章以后的篇幅删除，《香河》同样成立。

也许，在这里，刘仁前有他的想法：一，这里刻意为后来的《浮城》打下的一个伏笔和作一个先导。二，这里，将香河人童年时代的岁月作了一次回放。从安排上讲，将童年放在全书的最后，倒也不失为一种匠心。这样，以童年赓续前文的成人世界，便将香河流域子民们的全部人生得到了重现。

只是，这种努力，不免使作品走向了结构松散的尴尬境地。

但我们从文学有机本体论的理论角度谈这样的瑕疵的话，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所有长篇小说都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一点，汪曾祺早就给予了答案。事实上，长篇小说的结构，从《子夜》开始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果真的落实到“无巧不成书”的境地，倒反而是让生活向文学作出了妥协与让步。所以，这样一来，刘仁前在这里，倒是显示出了小说与生活的契合，而不是着意于生活与小说的契合。

《香河》这部书无意于主体情节的构建，也不着意于如毕飞宇等作家以块状情节推进（毕飞宇长篇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有论者对长篇小说的块状推进持否定态度，著名作家汪曾祺便对此予以批评，也以自己的短篇小说的实践说明长篇小说的缺失）的小说模式。

笔者评价曹明霞长篇小说《呼兰儿女》 时，也曾遭遇过这样的小说文本。

与刘仁前有着惊人相似的是，曹明霞努力在整合一个家族世界，她试图将所有的人与事，全都纳入到《呼兰儿女》的文学版图。因而出现了后半部在写市场经济时代众多儿女各自不同的境遇时，无法一一着力，却又不忍落下其中任何一个子女的情况。这样，便使得整部作品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同时，也使后半部显得琐碎。

然而，笔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是这样论述的：

曹明霞将家族世界一一击破，让这个家族世界四分五裂，将一面完整的镜子打碎，然后，在每一个镜片中，又呈现出一个个绝然不同的世界。在曹明霞的笔下，一个小家，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世界就这样成了无数个世界的组合。儿女们各有各的世界，又各各侵扰、渗透、交叉；此外，妯娌、姑嫂、婆媳们的世界又相互交叉、对峙、对抗、对话。曹明霞在家族叙事的大格局里，忙里偷闲，又写出各自的小世界。然而，这各自的小世界组合在一起后，恰恰又是一个大世界。它们各各从一个侧面或一个焦点折射了儿女们、妯娌们、姑嫂们眼中的现实世界。这些现实世界的组合，便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缩影甚至写真。

很显然，用打碎的所有镜片各昭示一个精彩世界的方式，平凡、琐碎，甚至有时候庸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一遗漏，倒反而是曹明霞作品精彩的地方。据此，我们也可以说，这同样是刘仁前非常精彩的地方。因而，如果以环状结构来看待这部作品，我们竟然能够替刘仁前整理出整部《香河》的历史全息传承与“家族叙事”（虽然新中国以打破家族制的方式来绾结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的关系的）。譬如，就家族而言，柳家、谭家、王家、陆家等家族的历史一一被安排在书中，而每一个家族都可以有一部庞大的作品。

笔者在论述朱辉长篇小说时所提出的长篇小说的环形结构理论，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试用一二。先锋文学时期一个非常时髦的叙事理论也暗合了这一点：每一部小说都可以有一万种叙事方式，也即意味着每一篇小说，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都是一个自足的文学世界。

所以，这样看刘仁前的作品，我们不妨认定，《香河》的最后部分，开始将聚光灯打在香河第四代人身上，并为他们后面的亮相提供背景性的元素。

更重要的是，这里，提出了香河的童年经验。这样，便将香河人的人生全程作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概括。如果刘仁前接续这两部长篇写的话，他的第三部，应该是青春成长类的小说，且笔触锁定在柳永这一代人的成长角度。

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面必须提出来：在精致的长篇结构中，也许，这样的叙事方式非常危险。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一部长篇，在开头便对人物关系的设置作出暗示。同样，在一部作品中，裂缝的存在肯定是作品的硬伤。我们看到，在这部作品里，随着香河第四代的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随即又消逝了，很多人物都有点破空而来又突然逝去的突兀感。这不能不认为是作品中因为作者企图在一个广阔层面上叙事所留下的遗憾。

然而，我们从另一面分析，如果以“新的艺术的法典”式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作为参照，《香河》这方面的遗憾也许并不值得计较。就像包法利的帽子在开头出现过后，人们再怎么期待，那帽子始终没有再出现。同样，如纳博柯夫所说的，丈夫难道没有发现每夜去会情人的妻子离开后床上留下的空缺？谁的身边躺着包法利夫人或包法利夫人躺在了谁的身边？那个流氓鲁道尔夫每天向包法利先生家的窗子投掷沙子来呼唤情人，难道一次次都没有被包法利发现？ 细节的经不住推敲与细节的毋须推敲是两回事。《香河》这里的设置作为第四人出场的引子，也许无可厚非。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刘仁前的笔下，有着些此消彼长的民俗与乡情，因而对应一些此消彼长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浮城》里，仍然是那方水土，在那些民俗与乡情一一消逝之后，新的文化元素又一一产生。同一片水土，不同的时代，一些事物正在一一消逝，一些事物慢慢向我们走来，因而用一种文本的断裂与之呼应，也许正是刘仁前的手法，何况，这里的风格与全书没有悖离与疏远的痕迹。作者在这里，巧妙地将第四代人的童年与这种疏朗的结构进行了巧妙的互嵌。这样一来，香河人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人生，便都有了落实。

何况结尾处还有柳春耕带着几十吨的大铁驳船回到香河村，要建一座大桥。另一个重要情节，则是柳安然的去世。诗人江雪认为，这些都是隐喻，意味着香河村从此要与外面的世界有一个大的沟通，要与现代化对接。而小说末尾的送葬情节，更是香河村诗意正在丧失的一个巨大隐喻。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香河的结尾，确实成就了《浮城》的开篇，香河第四代儿女将在另一个地方演绎属于自己的悲欢离愁与爱恨情仇了。

四、结语：过去与现在的对接与打通

可以预言的是，“香河”和毕飞宇的“王家庄”在成为兴化水乡两大文学版图的同时，共同构成了兴化里下河令人心迷神醉的文学大观，且香河因为刘仁前的坚定的守望姿态，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刘仁前醉心于香河，几乎所有作品都没有离开香河。这种坚持与坚守，使刘仁前获得了重要的文学价值：他是香河的书写者，但更是香河的记忆者、收藏者——本雅明说过：“在最高的意义上说，收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本雅明还说过，“同对象建立最深刻的联系的方式是拥有这个对象。”

刘仁前几十年笔耕不辍地书写香河，他已经“拥有”了香河，而且将香河描绘到如此摇曳多姿的境界。

《香河》与《浮城》，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勾勒出刘仁前“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两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前者，是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后者，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这种历史的对接里，显然已经有了作家打通历史的努力。

前一部小说，三代人被安排在“昨天”，后一部书，第四代、第五代次第亮相。而且，外部世界已经入侵到香河人的生活，它们打破了、扰乱了香河人的秩序，不可知的生活与命运在柳成荫的身上发生着，也同时在香河的子子孙孙身上发生着。这种生活与命运的不可知与无法把控，可能是刘仁前要着意表现的，而这一点，是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同时也是另一个角度对文学母题的高度趋近。前一部是着力于香河，写乡土生活的自然态与原生态，后一部则书写着外部世界入侵后的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

香河是生生不息的，刘仁前也因此获得了更为丰厚的文学意义。刘仁前和他的香河世界，刘仁前作为乡土世界的传承者与守望者，其实有着更多的言说的可能。我们论定刘仁前是乡土世界的传承者与守望者，从他的语言运用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努力与着意。他的兴化方言的使用，同样是引导读者走进香河世界的必然路径。

我在论述刘仁前的两部中篇小说（即《谎媒》和《冤家》）时曾这样界定刘仁前：“刘仁前作为乡土世界的传承者与守望者。” 但关于这一后现代文学背景中的文学命题，笔者暂时搁置。在全面论述“兴化文学现象”和对这两部小说进行再一次综论时，我会进一步阐释与演绎其文学意义与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