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把"交谈"称为民众的镇静剂，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就发现，每一种形式的交流都有与其对应的社会群体，并形成某种"意见领袖"。在出现大众传媒之前，演说是一种面对众多"听众"的直接说话，演说的话语力量使得演说者成为意见领袖。后来，有了报纸，报纸是对无数的"公众"说话，也有了不同的意见领袖，那就是时论评论员。

塔德还发现，人们交谈时采用的身体姿势反映了他们谈话的语调和内容。说话者坐着进行的交谈是分量最重和最严肃的。而当他们的姿势十分放松的时候，如罗马人在环绕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懒洋洋地躺着进行交谈，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这种交谈非常流畅也非常从容。希腊人喜欢走来走去地交谈，这有利于他们敏捷而活跃的思维。

谈话的空间和场合同样重要，希腊人在公共广场和哲学家的学院里交谈，罗马人在家里交谈，在参议院辩论。富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专用于交谈的房间。是否有一个房间专用于交谈，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阶层是否文明的一个特征。从16世纪起，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复兴了古代交谈的传统，开始创办沙龙。这本是贵族阶级的一个发明，但通过中产阶级而变得大众化，即使是在最小的公寓里，办个沙龙也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时尚。在社会的低层，人们的交谈大部分是在户外的咖啡店、小酒店以及类似的地方进行。 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交谈甚至"说话"的地方，这是社会交谈衰落的一个标志。

当受激情驱使的人群涌上大街，横冲直撞时，他们似乎找到了"说话"的地方。不过，说话不等于交谈，交谈也不只是说话。大街不是一个交谈的地方，挟裹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人们挥舞着拳头，除了口号和呐喊，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候，他们的身体姿势本能地绷紧而亢奋，显露出对抗和战斗，而不是交谈的姿势。这样的姿势和空间有它自己的话语形式，那是一种由"带头"和"跟随"形成的语言。它首先是带头者的命令、警告、威胁和谴责。之后，经过重复和模仿，变成了追随者的赞同、欢呼、重复和奉承。 它的作用便是宣泄，虽然人多势众，但并不形成真正的舆论。

交谈语言的目的不是发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听从，而是通过共同的理性交流，形成舆论。舆论是交谈出来的，不是呐喊出来的。交谈限制了绝对的权力，而宣泄呼唤和依仗正是不容说理的绝对权力。交谈产生的舆论，它的重要作用是保护自由。塔德写道，"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在报纸出现以前，交谈是对政府的唯一约束，也是所有自由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交谈开创了自己的名声，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威力。它的目的是通过让参与者感到大家都一样，从而使所有参与交谈的人都感到平等，它通过使大家直言不讳这种手段摧毁了等级制度。"在失去理智，高声呐喊的人群中，个人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自由，也没有谁胆敢直言不讳。

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 ，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研究群众的《群众与权力》中记叙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亲身经历了维也纳群众焚烧正义宫（司法部）的事件。当时，他夹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觉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间，一点也不觉得群众放火是违法的行为。当时的场面铭记在他的心头，他后来回忆道， "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铭心。那是我经验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对人群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丝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个人思维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彻底消失。

只有在交谈变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才真正有理由呐喊。然而，即便如此，呐喊仍然不能代替交谈，呐喊的目的应该是坚持要求公民交谈的权利，这样的呐喊才是既激情又理性的。公民交谈只有在宪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的交谈才会是冷静智慧的。理性要求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自我把持，对群众非理性行为，我们需要的不是谴责，而是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它朝理性的方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