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中日都要感谢野田首相，这么快就从石原慎太郎手中接盘，迅速将钓鱼岛“国有化”闹剧推向最后的高潮。尘埃落地，日本政客们节约了惺惺作态之表演的气力，中国观众省去了等待“另一只靴子”放下的折磨。而借助大幕拉下，我们也趁热打铁盘点一下这部闹剧。
剧本的构思真够曲折的。野田佳彦之前的主角是石原，这位东京都知事折腾了半年，吵着要购买钓鱼岛，于是石原背后又出现一个所谓的钓鱼岛“岛主”栗原家族；而栗原家称钓鱼岛是在1972年从古贺家族手中买来的；于是，关于钓鱼岛的日系版神话由古贺家族的商人古贺辰四郎拉开了帷幕，据说是他在1884年“发现”了无主地钓鱼岛。
仔细思量，这样的编排并不新奇。历史神话的大门总是需要安排一位拓荒“英雄”来开启，那么我们解析日本钓鱼岛神话的工作也从这里开始。
古贺辰四郎，日本军国主义遮羞布
时间先定格到1970年8月，当时的日本对尚处于美国托管状态的钓鱼岛正式提出主权主张，紧接着在9月17日由琉球政府出面抛出《关于尖格列岛的领有权》的声明。这份声明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历史根据，是代表日本立场的最早、最详尽的文献之一。
按照这一声明的说法，1884年之前，钓鱼岛是无主的无人岛，直到古贺辰四郎的横空出世。古贺氏要求在岛上开办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和海产物的事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冲绳县知事才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九月二十二日首次呈报内务卿，建议树立国标，同时提出以出云号进行实地勘查”。
这出开篇剧目的精彩“看点”就在于，钓鱼岛最早是通过民间拓荒的方式进入日本政府视野的。主角古贺氏是一位出自经济动机与和平利用目的的普普通通一介商人，而政府的管理显然“落后”于拓荒者的步伐，为了管理需要，不得不实地勘查，着手建立国标工作。
然而，在情不自禁要为这出剧目的精彩编排“叫好”之前，还是不得不向日本发问：蒙上这样一层温情脉脉的非暴力面纱，就能遮蔽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历史事实吗？
首先，作为日方逻辑的起点——“钓鱼岛是无主岛”的论断已被大量历史文献所证伪。近期，央视对这些历史证据连续作了曝光。可以说，经过中外学界多年的联合发掘，从明清多位出使琉球使节所留下的系列文献到明海防名将胡宗宪等人编纂的海防图及其清代编纂的诸多中央和地方志图，从法国、英国编制的相关地图到琉球和日本自身的历史文献等，中外古今文献汇集在一起，已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证据链。笔者在此处不多啰嗦。
其次，这出由古贺氏担纲的剧目中，最高明之处或曰最让人容易上套的地方在于，它偷偷地抽离了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开启了蚕食、侵略亚洲国家近百年的历史大背景。要知道，在这一大背景下，所谓的民间行为往往充当了日本政府侵略行为的急先锋。有关于此，相信熟悉日本侵华史的人们会记得，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等这些民间的商业、文教机构当年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钓鱼岛问题上，如出一辙，被推上前台的古贺尽管被塑造成拓荒“英雄”，但也不过是一张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行径的遮羞布。
1952年，解密的日本相关历史档案已证明了这一点，当前中国学者就此注意不够，而日本京都大学井上清教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撰文披露过相关内容。在此，笔者列举几则核心史料。
一则是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向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报告。本文前引的1970年日本《关于尖格列岛的领有权》声明中也提到这一报告的内容，由此两个报告正好可以做一对比，看看日本是如何歪曲事实的：
内务卿山县有朋钧鉴：
关于调查散布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屿问题，已遵照先前在京授与本县森本大书记官的秘密指令进行调查……
……此等岛屿与前此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与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不能不怀疑是否即系《中山传信录》（是指清代徐葆光所撰的琉球国史书——笔者注）中所载之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同一岛屿。
果系同一岛屿，则不仅为清国册封旧中山王使船所熟悉，且复各有命名，向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此事甚为明显。故此次援大东岛之例勘查之后立即树立国标，实恐未为妥善。
……
明治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冲绳县令西村捨三
比较这份报告与1970年声明，可以清楚发现其中存在的严重冲突：1970年声明中所说的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冲绳根据古贺开拓钓鱼岛所引发的“形势需要”，首次向内务部建议树立国标；而上引的冲绳县令报告原件表明，其内容是冲绳奉了内务部的“秘密指令”对钓鱼岛进行调查，然后作出的情况汇报。讲述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正好颠倒。在对待钓鱼岛问题上，不是冲绳县向内务部建议树立国标在先，而是内务部指令冲绳县勘查钓鱼岛在先，而冲绳县经过勘查后，在当时已意识到钓鱼岛隶属中国，怕引起纠纷，因此反对内务部立即树立国标的决定，主张暂缓推行。
至于古贺之事不仅未见此份报告中，而且本身有许多疑点。例如，1970年的声明和一般的日本官方说法都指出古贺于1884年“发现”了钓鱼岛，而古贺自己在1895年提交的《租借官地申请书》中说他在1885年才到达钓鱼岛。尽管两个说法仅差1年，但是问题的实质很关键，因为这关系到到底是谁先“发现”钓鱼岛的问题？所谓的“发现”钓鱼岛，是政府的蓄意勘查，还是民间的无意拓荒？
真相的细节到底是怎样的，也许我们还要发掘更多的史料来进一步证明，但是现有的史料足以透露出：被推上前台表演的古贺氏不过是一个牵着线的木偶，其背后是已被军国主义绑定的日本政府蠢蠢欲动、企图染指中国领土的魔爪。日本所谓民间商人“发现”钓鱼岛的说辞背后是军国主义政府的蓄意侵占。
圈占钓鱼岛：“抢”还是“窃”？
日本在“发现”钓鱼岛后，又是如何圈占钓鱼岛的？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部发表的《关于尖阁群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中，有这样的说明：
明治十八年以后，政府对尖阁列岛曾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在慎重地确认了该岛屿等不仅是无人岛屿，而且没有清国的统治权达到这里的痕迹之后，才于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在现地设立标桩的决议。
这又是一份冠冕堂皇的充满谎言的文件。日本声称，从1885年到1895年，日本经过多次实地调查，然后“慎重”确认是无人岛，且排除清国统治的痕迹后，才决定设立标桩的。
然而，我们再对照一下日本档案，就会发现日本所谓“慎重”确认相关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1885年10月9日，在接到前述的冲绳县令关于钓鱼岛与中国关系的汇报后，内务卿、也是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政策最狂热的推动者山县有朋不以为然，为此致信与外务卿井上馨磋商，在信中，他蛮横地说，即使这些岛屿和《中山传信录》中所载之各岛屿相同，也只能为清国船只“指示航路之用，别无任何归属清国领有的迹象”，于是主张在实地勘查之后立即树立国标。
但是，山县有朋的主张遭到外务卿井上馨的反对，他在回信中说：
关于对散布在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屿即久米赤岛（日本对钓鱼岛的早期称谓——笔者注）等三岛由冲绳县进行实地勘查，然后树立国标事，已接到本月九日发甲第八十三号文前来协商。经熟商后，认为此等岛屿既靠近清国国境，与日前勘查完毕之大东岛相较，方圆亦小，而且清国报刊对我政府抱有猜疑，屡屡刊登我政府已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之岛屿等等风闻，促请清国政府注意。当此之际，若贸然公开树立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应待他日相机行事。
这两件档案明确反映出，1885年，围绕是否立即圈占钓鱼岛的问题上，日本政府高层有分歧。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主张是，立即圈占钓鱼岛，但是遭到外务卿的反对，他提醒山县有朋注意，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已经被中国知晓，并且在报刊（当时的《文汇报》、《申报》都有相关消息）上发出警告，贸然公开树立国标，会引发中日纠纷，于是建议“待他日相机行事”。
1885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经过实地勘查后，再次向内务卿呈文，并请示：
树立国标的问题，如上次呈文所述，与清国不无关系，万一发生纠纷，颇为不便，故应如何处理？请予指示。
1885年12月5日，内务卿和外务卿就此连名发出指令：
关于书面请示的问题，目前无需建立，应请注意。
这就是所谓日本慎重确认的事实，真相是日本调查的结果认为钓鱼岛“与清国不无关系”，而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虽然国力大增，但是尚未与庞大的大清帝国正面交过手，对清尚存忌惮心理，所以“慎重”考虑，暂时将圈占钓鱼岛的冲动按捺下来，以待他日。完全不是其 1972年声称的慎重确认了钓鱼岛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
时间来到1894年12月，第一次中日战争已经进入尾声，中国军港旅顺口被占领，北洋舰队残存的兵舰被牢牢封锁在威海卫，日本已取得压倒性优势，清朝败局已定。
日本觊觎钓鱼岛十年，终于等到时机。日本档案文件表明，12月27日，内务卿给外务卿发文，称“当时与今日形势不同”，建议将圈占钓鱼岛问题重新提上内阁会议讨论。1895年1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日本作出了在钓鱼岛设立标桩的决议。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直至1952年3月，围绕钓鱼岛的一系列档案随着《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出版得以公布之前，日本是何时如何取得钓鱼岛的，对外界包括日本国内也是一个谜团。因为，日本从未就钓鱼岛何时并入本国作出公开的说明，这与日本在宣布小笠原岛、大东岛等一系列海外孤岛并入日本，并就其所在的经纬度、地理概况进行公开的公示是不同的。
日本如此偷偷摸摸的举动，致使当古贺家族在上世纪上半叶公开在钓鱼岛活动时，人们认定钓鱼岛是作为台湾附属岛屿随同台湾在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中被日本割去的，日本这种行为可以定义为“明抢”。
不过，从上述档案看，钓鱼岛是日本在《马关条约》之前，已暗自决定圈走的，在清国战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台湾已经不保，根本无力讨价还价之际，于是顺手牵羊，明着拿走大的台湾，腋下还藏了小的钓鱼岛。这样，日本圈占钓鱼岛的性质，还可视之为“偷盗”或者文雅一点的“窃取”。
从本质上讲，无论说“明抢”还是“偷窃”，本身差异不大，都是将中国的钓鱼岛拿走占为己有。但是，日本外务省在1972年的关于钓鱼岛的“基本见解”中很在意这一点：强辩钓鱼岛不包含在《马关条约》中，不是随同台湾割让，以为借此能混淆视听，逃脱《旧金山和约》的关于归还台湾的第二条规定。但是要知道，“偷窃”不比“明抢”有更多的合法性，如果说“明抢”至少有一个中国与日本缔结的“城下之盟”的话，那么“偷窃”只是日本单方面自说自话、偷偷摸摸炮制了一个内部决议，长期未向国际社会说明，更没有告知它的主人中国。这样“窃取”的方式，打从娘胎起就没有合法性。
神话重复多了，讲述者也迷失了
从古贺家族到栗原家族，在钓鱼岛上演的第二部剧目，剧情单薄得像一部白纸。从解构学角度考量，叙事上的苍白、接续手法的单一，背后往往是无法粘合的断裂和难以说明的事实。二战的失败，终止了日本对于钓鱼岛的长期非法占有。饮下军国扩张主义酿制的苦酒，结果是将长期侵略亚洲国家的领土一一“吐”出来。然而，二战后，国际社会的矛盾迅速由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在这种国际形势的急剧转换下，钓鱼岛没有及时归还中国，反而被资本主义领头羊美国强行纳入托管范围。
即便如此，在1972年，美国宣布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日本之前，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钓鱼岛根本不在日本手中，日本自己也无权决定钓鱼岛未来的归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古贺家族对钓鱼岛的私有权名存实亡。
到1972年，美国不顾中国反对私自将钓鱼岛“施政权”给予日本，但是同时表示主权问题由当事国协商解决。就算按照美国的逻辑推演，日本接手后的钓鱼岛，仍是一个主权没有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承认的岛屿，并没有完全的处分权，但是日本依然罔顾事实、我行我素，又支持栗原家族来接替衰败的古贺家族，以延续钓鱼岛“岛主”的角色，制造持续对钓鱼岛有效占有的假象。
2003年1月1日，日本政府按捺不住，跳到台前，决定“租借”钓鱼岛直接管理，租期至2013年3月。2012年，随着钓鱼岛租期结束的临近，石原慎太郎跑到美国宣称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于是挑起了自4月以来的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在此过程中，石原和野田一唱一和，上演红白脸双簧，不断撩拨和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终于将中日关系推向目前的“冰点”。钓鱼岛从古贺拓荒到栗原接手再到日本国有化，日本始终是自娱自乐，一厢情愿，编制着自我证明的历史神话。然而，神话重复多了，讲的日子久了，讲述者也迷失在自我的谎言中，一步步变得歇斯底里，甚至拒绝直面历史问题。
事实上，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中国长期以来以极大的耐心、保持着最大克制力，希望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方针，能迈过历史的一页，进而通过和平开发，实现两国的双赢。早在1972年中日两国进行的建交谈判中，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搁置争议”的口头协定，于是9月29日中日正式建交时，按照约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钓鱼岛问题。1979年6月中国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7月得到日本外相园田直的响应，并向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建议，但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牵制和搅局下，此议搁置，错失了双方和解的机会。
此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推动下，中国的善意没有得到日本的正面理解，反而利用中日关系整体向好的有利时机，不断在钓鱼岛搞小动作。
进入90年代，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钓鱼岛问题进一步激化，日本开始公然否认曾和中国达成“搁置钓鱼岛主权”的约定。进入新世纪，日本愈加心智迷失，愈走愈远。2010年，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公开宣称，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领土争议。
2012年3月，冲绳县知县借日本公布钓鱼岛列岛岛屿名称时再次表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不存在领土争议。从否认中日建交时双方领导人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到变本加厉不再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议，这一历史进程表明，日本沉溺于多年来自我编制的历史神话中，患上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忘记了百余年前钓鱼岛是如何被自己处心积虑阴谋窃取的，更忘记了军国扩张主义必遭惩罚的严重后果。
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美国要将钓鱼岛“归还”日本之际，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在对钓鱼岛进行历史学考证后，作出“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明确结论。他的这一举动并非袒护中国，其出发点是为了日本。因为他担心日本某些势力借助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虚假神话，“在日本人民中间重新煽动起假爱国主义、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狂热”，最终的后果是毁了日本。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井上先生的担忧，不得不说他并非杞人忧天。借助多年来钓鱼岛神话的演绎，借助炒作一波又一波的钓鱼岛危机，日本政界中的右翼势力正在积聚力量，变“自卫军为国防军”的竞选言论，“修改和平宪法”的步步行动等等，都在警示着这股曾经给亚洲和世界带来灾难的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正在将日本拖向一个必遭严厉惩罚的危险前景。
（本文原载《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