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检讨和反思。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孙中山在这种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涉及以下问题：一、孙中山为何要建构辛亥革命史？二、孙中山是如何建构辛亥革命史的？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有何影响？透过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伟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当革命还在进行且结局尚难预料的时候，就已有苏生所编《中国革命史》出版，② 这是最早的一本有关辛亥革命的史书。民国建立后，以“辛亥革命”为题的著述不断涌现。③ 这些著作或资料汇编，制造了“辛亥革命”这一名词，也确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现代性”。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均可视为彼时的当代史。
孙中山一向重视“历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挖掘资源来宣传革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意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国史编纂机构，编写民国开国的历史，以“炫耀宇内，昭示方来”。④ 不过那时民国初建，百业待举，孙中山的注意力还在政治建设与实业建设，编纂一部“革命史”，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脑中的设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修改之前他有关革命的记忆和叙述。他通过演讲和著述，逐步建构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促使孙中山建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原因就是他对“革命”的话语权可能丢失的担忧。民国建立后，各种有关革命的书刊不断涌现。孙中山认为，如果放任这种书刊流传，可能会损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国日报》笔政陈春生，将1895年来所搜集之革命史迹，辑成《革命史稿》，由兴中会老同志容星桥转请孙中山代为印行，遭到孙中山拒绝。孙中山认为，“陈君春生虽久主笔政，然对于革命仍是门外汉，其所收藏不免街谈巷语，挂一漏万，殊不足为革命之史料。”⑤ 显然陈春生笔下的革命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张相文因编纂《国史前编》，致函孙中山，提出要将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会党，同样遭到孙中山反对。孙中山认为，“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恉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⑥ 孙中山不愿将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会党，显然意识到了会党与革命的“现代性”不相容，他担心若上溯至会党，可能会损害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所具备的“现代性”。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了革命党与会党的不同，他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明朝的遗老组织天地会，亦叫做洪门，在我们中国南部亦叫做三点会，长江一带又叫做哥老会。他的宗旨在反清复明，光复汉族，本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不过他们只主张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们的革命，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⑦
正是出于对“革命”可能被“误读”的担忧，孙中山开始撰文建构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写于1919年的《孙文学说》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写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在“有志竟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动机说，“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⑧ 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他开篇即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挈纲要述之如左。”⑨ 可见孙中山有意要构建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确立他对“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同时他希望他所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能成为今后国史的“干骼”。⑩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实际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意识到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别注意其主义的宣传，特别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转变。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显然是与其对三民主义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孙文学说的一部分。孙中山反复强调，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宣传真正的革命思想，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确立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之基。(11) 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及帝制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各种乱象，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仍然需要“继续革命”。为此，他需要建构一套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借以强调革命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如孙中山在1921年所说，“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之坚定与人心之团结。”(12) 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就成为孙中山宣传主义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环。
二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
关于革命原起，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写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13) 在这里，孙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认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有关革命事由的叙述，也没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事实，却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谈革命”的情景，随后详述了武昌起义前他所经历的“十次”失败。(14)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再次强调他自乙酉中法战争后，即有志于革命。随后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兴中会。会员稍稍众，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15) 这样，孙中山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就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发展的一条主线。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两天后才从当地报纸中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随后他赴英、法寻求外交援助，然后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时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里，孙中山这样描述了他与武昌起义的关系：“自广州一役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澂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瑞澂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事领袖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持，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按武昌之成功，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16) 孙中山所说的罗氏即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17) 之前孙中山确曾与侯耀有过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两次与孙中山有过会谈。侯耀也确曾意识到“孙逸仙和革命党人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法国作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南方各省邻邦，与这个运动首先有着利害关系”。(18) 但是，关于武昌起义后领事会议席上力主不干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报告中从未提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文档里也未见有关于此事的记载。(19) 相反，武昌起义后侯耀的报告中多次要求增派军舰，随时准备武力干涉。(20) 可见，孙中山实际上是凭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建立起他本人与武昌起义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21)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革命方略，当然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层面，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唯一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他反对的只是革命党人的一党专政，并非是要取消革命。(22) 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制革命，就是不拥护三民主义，其后果就是中华民国被官僚武人摧残，最终导致革命失败。(23) 因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成功之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背离了他的革命方略。
总之，孙中山通过修改或增加记忆的方式，对革命原起、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从而建构了一套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
三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及其对革命史的追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这种影响在孙中山去世以前表现得尚不明显。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亚泉编写的《辛亥革命史》。(24) 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该书关于革命原起，虽然也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讲起，但并不局限于兴中会，对光复会、自立军等团体的革命事迹也均有提及。对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北迁，也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相反却认为这是“谋共和之幸福、跻中国于富强”的前提。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迫切需要塑造、建构孙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25) 辛亥革命史的编撰也成为塑造孙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径。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得以形成。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国民党为正统；写领导人，则以孙中山为中心。在这一主线下，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完全被边缘化或附属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史家基本上是用孙中山对革命的记忆和追述来建构辛亥革命的历史的。1926年贝华所编的《中国革命史》就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该书“凡例”称：“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该书最后附有孙中山所撰的《中国之革命》（即《孙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该书就是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书的扩充。该书在叙述革命缘起、革命之成功与失败等，均采自孙中山本人的相关言论。如关于武昌起义后各国宣告中立一节写道：“初革命军之起事，各国领事疑有排外性质，乃开领事团会议。法领罗氏，为同盟会首领孙中山旧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橥中山之名，称中山命令而发难者。罗氏于是在议席上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乃赞成之。同时军政府宣告各国领事，所有汉口外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保护。领事团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26) 此处作者只是将孙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以孙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史家对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也影响到其他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34年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该书成于1931年1月，内容大部分系取之于作者在复旦、大夏所授《中国现代史》的讲义。而其体例和观点，受孙中山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至为明显。该书叙述辛亥以前革命运动的经过，始于兴中会的成立。中及乙未广州之役、孙中山伦敦被难、由乙未到庚子年间的革命活动、惠州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防城镇南关及钦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庆革命、庚戌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来叙述。书中对华兴会，只在谈及甲辰（1904年）长沙马福益事件时提及一次，对光复会则未置一词。该书主要参考书为《孙文自传》和《伦敦被难记》，内容中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关系一节，也完全采自孙中山的回忆，其文如次：“当革命军初发动时，瑞澂闻炮即逃汉口，请某国领事命兵船开炮轰击。某领事以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各国领事皆无成见，惟法领事乃力言此次革命军之发难，系奉孙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义和团可比，不能加以干涉。俄领也赞同此说。于是瑞澂之计不售。”又关于孙中山回国及当选大总统经过，也系采自孙中山个人自述，其中有言：“当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时，孙文尚滞留美国。孙文以为他可以为革命尽力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觉得当时列强可以左右中国大局的为美法德俄日英六国，美法两国是表同情于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的态度不一定。所以当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胜败存亡者，厥为英国，假如英国能赞成革命，则日本不足为患矣。……”(27) 此段叙述，也基本上是把孙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称改为了第三人称而已。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观同样影响到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我们试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例。(28) 李鼎声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原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29) 但关于辛亥革命的经过叙述，仍是以兴中会——同盟会为主线。比如谈到同盟会的成立时，李鼎声说，“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在一九○五年后由孙文带到了欧洲的留学生中间。孙文先后在不律塞、柏林、巴黎开会，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响应人数甚少。孙文返日后，革命党派开始实行联盟，如黄兴、宋教仁等都愿与孙文合作。因是在东京有革命同盟会的组织。”(30) 在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声关于辛亥革命的结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孙中山的观点。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虽推翻满清政府，但并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务，反动之封建势力于资产阶级尚未巩固其战线时，即乘时反攻，于是造成日后军阀之割据局面。”(31) 这与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为官僚武人所摧残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声由此引申的意思与孙中山不同。由于强调“封建势力”的反攻，原本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清室的反叛，被描绘为一种投机革命的活动。(32)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编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总之，孙中山所建构的辛亥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不同政治派别对孙中山“革命史”话语的接受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应该承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有意识的对历史编纂的控制和操纵，乃至利用和滥用，学者如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有可能会歪曲历史。清理辛亥以来关于辛亥革命的各种记忆和想象，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走进那段历史。
注释：
① 相关的研究有谢文孙（Hsieh, Wonston）：《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5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苏生：《中国革命史》，上海，辛亥年九月出版。该书叙述了自川省抗路风潮至辛亥年九月初四日为止的革命经过。该书“例言”称，“中国革命自古有之，惟在本朝以今岁为烈。三月二十九日有广州之革命，八月十九日又有武昌之革命，而川省抗路风潮亦与革命有至大关系。本书将革命缘由一一叙明，而以八月革命为主，故记载特详。”又说，“此次革命甫越数星期，响应之地已非一处，国民对于此事莫不十分注意，故亟编印第一册，所记载事以九月初四日为止，余俟续行编订印行。”
③ 最早以辛亥革命为题的史书是渤海寿民于1912年编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该书算不上是史学著作，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剪报辑录而成。此外民国元年还有草莽余生编写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也系当时的史料汇录。
④ 孙中山：《批胡汉民等呈》（1912年3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48页。
⑤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964页。
⑥ 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页。
⑦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2－473页。
⑧ 孙中山：《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页。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曾自称加入了一个旨在以和平方式改造中国的团体——少年中国党，而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修正的，正是这一事实。关于此事之经过，冯自由的事后追忆可供参考。冯自由称在读了《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后，“深为诧异，乃向总理请示如此措辞之理由。总理曰，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立此言。”又说，“自民国建元以后，中外文士以此向总理质疑者，大不乏人。总理久欲追述往事，据实修正，以释群疑。以劳于国事，无暇执笔。直至民国七年广东军政府改组赴沪闲居时，始抽暇撰成《孙文学说》一书。书中第八章首段即声明否认《伦敦被难记》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郑重修正”。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72、473页。
⑨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⑩ 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页。
(11) 孙中山：《复蔡冰若函》（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孙中山：《复于右任函》（1919年9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6页；孙中山：《复唐继尧函》（1919年9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4页。
(12)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1921年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51－452页。
(13) 孙中山：《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29页。
(14) 孙中山所说的“十次失败”是：1895年10月广州起义、1900年10月惠州起义、1906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有意思的是，前八次，孙中山都称为是“予之失败”，后两次则称之为“吾党之失败”。
(15)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64页。
(16)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3页。文中所说某领事，是指驻汉德国领事。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55页。
(17) “罗氏”，原名Ulysse-Raphael Réau，生于1872年，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910年10月1日起代理汉口法领事馆务，1911年2月22日任汉口法国二等领事，后升任头等领事。参见李书华：《法国罗氏的原姓名及其经历》，《传记文学》，第15卷第1期，第17页。
(18) 《与孙逸仙的谈话》（1905年2月9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9) 有学者认为，罗氏在事后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力主不干涉一事，“正所以说明一个深沉而老练的外交官的审慎做法，也足以反映法国友人或同情或协助中国革命的尴尬处境。”陈三井：《孙中山革命与法国友人》，《近代中国》第17辑，第46页。
(20)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0月11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喇伯第致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先生》（1911年11月13日），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第231页。
(21)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6页。
(22) 参见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林启彦等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2005年，第198页。
(23) 孙中山最早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批评是在1911年底。是年12月30日，孙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制订《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内谓：“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页。）之后，孙中山多次批评这一观念。直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仍然认定这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大原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6页。）
(24) 高劳：《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杜亚泉此书是在他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参见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9期，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行；高劳：《革命成功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发行。杜亚泉此书关于革命源流的叙述与苏生《中国革命史》一书中的“叙论”在文字上多有重合，有可能苏生也是杜亚泉的笔名。此处存疑。
(25) 有关国民党是如何塑造孙中山的政治形象的，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潘光哲：《“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载《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陈蕴茜：《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26) 贝华即王子澄。该书最早由晋新书社1926年出版，1929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第8版。后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本文所引，均以沈云龙所编为依据。
(27)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第27、48、75－76页。
(28)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至1941年10月发行第9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有存书悉被日寇禁黜焚毁，抗战胜利后，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据的是光明书局：1949年7月胜利第七版。
(29) 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8、208页。
(30)(31)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1、203页。
(32) 孙中山对黎元洪的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中山曾多次讲到，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因害怕革命，躲入床下，后被革命党搜出，用手枪逼迫他做都督。（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7、266－267页）据居正所载，关于黎之出任都督，当时有三种说法，“有谓刘赓藻引导蔡济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挟出者；有谓马荣自其床下挟出者；又有谓自其参谋家挟出者”。（参见居正：《辛亥札记》（写于辛亥年），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第45页）孙中山采用了第二种说法。黎元洪本非革命党，其出任都督确为受逼而出。据他本人说，“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黎元洪致萨军门函》，载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7页。）黎这段话是在写给萨镇冰的劝降信中所说，大概黎是想用现身说法，来打消萨的疑虑，应该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