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中国城市化新纪元”为主题的城市中国计划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辜胜阻指出，城镇化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动力。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推动城镇化从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智慧治理。
辜胜阻表示，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城镇化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结构转型，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当前过度依赖“土地红利”，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过高推高房价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也造成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财政部统计显示，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城市发展模式给城市可持续发展留下“后遗症”。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症”导致高地价推高房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过度透支了居民消费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土地出让金约占房价的30%-50%。如果加上税费，一些地方地价和税费占到房价的五到七成，地价成为过高房价的主要推手。另一方面，基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模式，盲目追求土地要素的简单投入造成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呈现非均衡发展。调查显示，2000-2009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69.8%、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土地的非农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2010年，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以开发强度(建设空间/城市总空间)为度量指标，北京为48%，上海为37%，广州为23%，深圳为49%，这些城市的开发强度远远超出了伦敦(24%)、东京(29%)和香港(19%)等土地非常紧缺的国际城市。受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土地财政”模式已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显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今年1-8月，全国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955亿元，同比下滑58.2%。
辜胜阻认为，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同样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半城镇化”推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不彻底劳动力转移使城镇化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在我国二元城乡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2亿多农民工所带来的巨额“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与土地要素的利用模式一样，我国城镇化对待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依旧采取大规模简单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劳动力供需结构的变化，继续依赖“人口红利”来推动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将不可持续。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之后将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同时，以“人口红利”为传统动力的城镇化模式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加剧的城乡矛盾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80%以上是非家庭式迁移，量大面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农村人口中，约有5000多万留守儿童，4000多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这种以“三代人”幸福换取的“人口红利”是一种沉重的社会代价。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变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家庭式迁移，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用而不养”、“取而不予”局面。
辜胜阻强调，智慧城市是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是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治理的新模式。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项目已达一千多个，未来还会以每年近20%的复合增长率增长。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154个，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1万亿元。针对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辜胜阻就当前智慧城市的发展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创新驱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衍生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促进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实现从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廉价“要素驱动”转向依靠知识和信息的“创新驱动”。二是“应用为王”，智慧城市的建设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运用市场法则来培育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业态，实现智慧增长。三是“智慧整合”，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整合资源，切实解决城市运行中的资源分散、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的格局和“孤岛现象”。四是“变革治理”，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推进城市管理方式的变革，建立高效协调的城市治理机制，用智慧城市医治当前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智慧城镇化。
(刘江日、石璐珊、杨建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