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新的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明确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在世情、国情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扶贫工作的任务、方法、路径等都需要重新审视，做出调整，尤其要处理好一些涉及重大问题的诸种关系。
温饱与环保的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打开，人们为了解决温饱，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快发展，尤其不顾一切的招商引资。贫困地区更是不管污染不污染，招来再说，只要能带来GDP和财政收入，捡到篮里都是菜。再加上“石油农业”的自身污染，农村环境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达到1324.09万吨、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到全国排放量的43.7%、57.2%和67.3%。据国家环保部的数据，全国农村年产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是农村的现实写照；全国猪、牛、鸡三大类畜禽粪便总排放量达27亿多吨。当前，全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环保部负责同志在2011年6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忧心忡忡地指出 “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曾经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逐渐变成“垃圾满天飞，污水到处流”的骇人景象。与日益严重的农村污染相伴而生的是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出现在我们周围。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污染让当地人受害，同时也波及全社会，在这些地区生产的农产品无疑是有害的。有报道称，中国已有3亿亩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受污染的粮食已达1200万吨，相当于广东的粮食总产量。有专家预言，长此下去，人类将在100年后灭绝。也许这样的担心过于偏激，但是，如果不高度重视农村环保问题，不知道一双只须花5分钱就能买到的一次性木筷，其生态价值高达100美元的差距，“温饱”过后迎来的很可能将是难以医治的“瘟疫”。联合国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已敲响警钟：“环境恶化趋势严重影响全球贫困人口的发展”。
在“温饱”已基本不成问题，“环保”却成了问题的今天，必须摆正二者的关系。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不择手段谋发展在情理之中，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顾一切去追求高速发展，那就在情理之外了。一是该堵的堵。一些贫困地区招商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明知污染企业，招来是饮鸩止渴，照样一饮而尽。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发达地区通过卖地开发房地产搞钱，欠发达地区通过卖山卖水卖景点卖矿产搞钱。有数据显示，10年间，发达地区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向西部贫困地区迁移了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迁移了3个百分点。守住青山绿水是当代人的道德良心，不然将愧对子孙。如果引进来的企业会破坏我们的绿水青山，即使是金山银山也应拒之门外。二是该罚的罚。污染就像是一个潜伏在自然肌体内的毒瘤，开始没感觉，一旦有感觉，治起来可就难了。污染的受体大多是土地、空气、水等一些公共物质，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排污的人总想“搭便车”，而其他的人又认为不关自己一个人的事，没必要出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公地悲剧”就形成了“公共悲剧”。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英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实行“反向激励”。只要是造成了污染，政府就要毫不姑息，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实施惩罚，杜绝一切污染行为。三是该补的补。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据建设部2005年10月《村庄人居环境现状与问题》调查报告，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9个省43个县74个村庄的入村入户调查显示，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产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事实上，全国4万多个乡镇，约60万个行政村，绝大多数缺乏环保基础设施，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也严重供给不足。有人测算，全国有20万个行政村迫切需要治理，每个行政村治理需要100万元，中央和地方各投资50%测算，中央财政就需要投入1000亿元。目前国家投入仅几十亿元，实为杯水车薪。当前，政府应该拿出真金白银，尽快补齐环保设施和监管能力欠缺的短板。四是该给的给。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为生态保护区，“有树不能伐、有药不能挖、有矿不能采、有兽不能打”。由于国家给予的补偿微乎其微，一亩林地的补偿金不及偷砍一棵树所卖的钱，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环保自觉性和积极性。政府应从环境的外部性去考量，逐步按照科斯定理的理论，借鉴国际上“碳交易”的做法，要求发达地区掏钱向生态保护地区买空气和水，而不是象征性地搞一点施舍。
实践证明，环保和温饱并非“你有我无”的关系，只有重视环保的“温饱”才是可持续的“温饱”，进而跳出“温饱陷阱”，实现脱贫致富。浙江滕头村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富最美的村庄之一，就是因为该村17年前就成立了环保委员会，刚刚温饱就抓环保。
口袋与脑袋的关系
在贫困地区的村头巷尾，“治穷先治愚”标语早已褪色，但仍依稀可见。曾几何时，对于“知识创造财富，脑袋决定口袋”的原理，贫困农民深信不疑。然而当下，“重口袋轻脑袋”的畸形观念正逐渐侵蚀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新的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地区有所抬头。
现实中，一些大学生一毕业即失业，一张大学毕业证换来的往往是贫困人口登记证。有的即使就业了，微薄的工资待遇在城市解决生存都难，谈不上生活，更谈不上发展，巨额的学费成本不知何年才能收回。有的农村家长无奈地发出黑色幽默，“读书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一些有钱的暴发户，或者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初中没有毕业照样活得风光无限。有人总结，好大学不如好爸爸。人们不禁要问，知识与财富到底是什么样的函数关系？读书真的有用吗？在这种读书无用论的指导下，弃考现象愈演愈烈。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人。贫困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一些偏远山区村头的宣传标语竟是“上了初中，再去打工”。
目前，全国5亿多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七年多一点，1亿多农村孩子不能上高中而直接走向社会。我国名牌高校中农村生源只有17%左右，清华大学调查，近五年来，全国592个贫困县有80%的县没有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城市拥有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城市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55.5倍、281.55倍、323倍。我国4200万建筑工人中，3200万是农民工，其中90%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未来学家托夫勒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大约有1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中国要想真正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必须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进入到“第三次浪潮”，而这样的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显然，凭当前“七年多”的教育背景，只能从事“6＋1”产业链中最基础的一环，永远接触不了“微笑曲线”中两端翘起的部分，注定了一辈子的辛劳只能解决口袋里“有一点”的问题，想让口袋“鼓起来”几乎不可能。
因此，只有先让脑袋充实起来，才能让口袋膨胀起来。首先，应从舆论上引导人们对知识的尊重。应规范媒体少报道那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走向成功的个案，而要大力褒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人物；通过媒体告诉大众没有知识就没有创新就没有核心技术就只能输出电视机，而不能输出文化；通过宣传告诉社会，没有知识做支撑的暴发户只是一个泡沫一片浮云。总之，全社会须营造一个“让有钱人读书，让读书人有钱”的氛围，彰显知识的价值，摆正知识与财富的关系，才能把“经济人社会”改造成一个“知识人社会”。其次，从制度上规正人们对知识的尊重。建立健全职业准入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种庄稼都必须持证上岗的规定，以此推动社会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职业的培训。再次，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农村应实施“两个强化”。一应强化基础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陕西省宁陕县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县，但实行的却是“15年免费教育”，这样的气魄值得借鉴。二应强化职业教育，让农民学以致用。
面子与里子的关系
中国人很在乎面子，鲁迅曾专门撰文剖析面子问题。在对待贫困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在数字上做游戏，每年减少多少。到2010年全国只有2688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只有2.8%。在面子上很好看，可以充分展现我国的扶贫成就。因为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扶贫规模都在总人口的10%以上，比如印度在20%以上，巴西在16%以上，越南在15%以上，即使是一些欧洲国家也都在10%左右。美国人口普查局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为4620万人，贫困发生率达到了15.1%。我国2.8%的骄人成绩让国际社会羡慕不已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国际组织不愿意把中国再看成发展中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事实上，中国的贫困问题果真是微乎其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应看到中国是从一穷二白的历史中走过来的，30年以前中国年收入1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就有2.5亿，差不多是俄罗斯和日本总人口相加的数字。尽管中国的扶贫成效世界瞩目，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最大贡献，但是，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依然繁重。2688万这个数字是建立在1274元的基准上的。实际上，中国只是以少数地区的发达和少数人的富有掩盖了广大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张村有个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对于个体而言，我国贫困问题还十分突出，仅人均食物消费水平与美国、德国相比还有35%左右的差距。在发达国家被当成普通饮品的牛奶，在中国一些农村还算是奢侈消费品。一些地方在“GDP崇拜”的价值取向下，只图表面光鲜，好的方面，标准一律松，数字一律高；差的方面，标准一律严，数字一律低。时至今日，在扶贫开发问题上，决不能只注重“数字”的“面子”问题，而应紧盯所有穷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里子”问题。
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了面子不顾里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报道称国家重点贫困县的甘肃永靖县，在一些公路两边新竖起鲜亮整洁的高墙。墙面被统一涂成蓝色，并画上图案，一些墙上还盖上琉璃瓦，墙后却是农民的土坯墙和破旧的院落。当地政府称这是绿化美化农村环境的“文化墙”，而当地农民则毫不客气地称之为“遮羞墙”。还有不少地方，村路灯安上了，电费却没有来源；道路、广场修好了，但无人清扫；文化室有桌椅了，但既无书又无报，这一切都只是图看的，借用电影《大腕》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倍儿有面子。”
面子可以让人提振精神，增强信心，但里子更能让百姓得到实惠，享受成果。因此，要面子更须重里子，只有里子面子相统一，扶贫成效才会实实在在地显现。
局部与全部的关系
新的十年扶贫纲要在全国划定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进行重点扶持。无疑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扶贫开发的主要矛盾，必将极大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是，在抓点的同时，各地面上扶贫也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做到抓局部兼顾全部。
首先，再富的地方也有穷人。比如安徽的繁昌县、肥西县、芜湖县、天长市、当涂县、宁国市、广德县等七个县是该省2010年获得科学发展先进县一类县。但是考察他们的人口情况，每个县仍然存在贫困人口（根据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290元测算），贫困发生率最少的也有0.23%，最多的达到了1.34%，是全省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其次，当前的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比如从安徽省大别山片区所在的12个县看，贫困人口总量按1290元标准有近80万人，占到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全省平均值，最高的贫困发生率达到了16.83%，10%以上的有4个县。显然，大别山片区是该省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从全省情况看，2010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二百余万，其中非重点县的贫困人口占到全省贫困人口的36.32%。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第十几位国家的广东，茅草房尚未绝迹，人均年收入千余元的农户尚有一定比例。
根据贫困人口“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在重点扶持集中连片地区的同时，应对面上贫困人口实行全覆盖。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富裕的沿海地区还是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富县还是穷县，只要有贫困人口，都要进行扶持，都要实施扶贫政策，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对上与对下的关系
对上与对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眼向上，只对上负责，就会使“上”脱离实际。只顾下面具体需求，不顾上面政策，就会使大局失控。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真正地对下负责，才是最好的对上负责。不能对下负责，就是对上失职。
对上负责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和方针，顾大局，识大体，做到言行一致，令行禁止。就是要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与贫困地区的实际和扶贫对象的期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对下负责就是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把扶贫政策一件一件落实到最需要扶持的对象那里。
首先要瞄准贫困村。上个十年，整村推进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最行之有效的扶贫举措之一。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应继续实施整村推进工程，以村为载体，集结社会方方面面的扶贫力量，采取一揽子的方式，对贫困村进行综合扶持，确保推进一个村，脱贫一个村，富裕一个村。其次要瞄准贫困户，全面实行低保，做到应保尽保。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和完善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全面实施低保制度，解决农村贫困户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第三，瞄准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和发展意愿的人，实行一人一策，力求应扶尽扶。针对他们缺乏职业选择的理性判断能力，帮助他们找准“不当农民、当好农民、兼当农民”的职业定位。对于不想当农民的，培训他们掌握一门从事二、三产业的技能，并帮助寻找就业岗位；对于愿意务农的，帮助他们提高种养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对于有能力边务农边从事其他经营的，帮助他们解决资金难题，创造创业环境。
死钱与活钱的关系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东西，只有活动起来才能生生不息，死水一潭没有出路。扶贫开发也是一样的道理。解决生存问题，该用的固定设施投资是必须的，但要想稳定解决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则需要把死钱变为活钱，让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农村资金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只从农村抽血，而作为名义上的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的农村信用社，没有突出创办时所体现的“合作”性质，在实际经营中官办性质依然严重。而且现行金融制度、政策和经营管理理念与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条件极不匹配，甚至存在冲突，无法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金融服务。极不健全和日益萧条的农村资本市场，使农村中小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个体经营户等农村市场主体和广大农户面临着严重的“钱荒”, 资金成为农村发展最稀缺的资源，致使农民创业无所依托，农村发展举步维艰，贫困地区尤甚。
如何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活，使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最大效益，聊补生产发展中的资金奇缺，安徽省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2006年初，该省开始推行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按照农民“自愿、自办、自管、自用”的原则，以自然村、村民组、行政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共投入资金上亿元，先后建立了1900多个资金互助组。资金筹集方式是由财政扶贫资金和参与农户分别按一定比例出资组成一个股份。互助组从入股农户中选出3—5人负责管理。资金只在入股农户中封闭运行、滚动使用。资金的运作和管理既有契约的规范（主要是互助组的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熟人社会的诚信等非正规制度的约束。实践证明，资金互助组作为草根金融，把小钱变大钱，把死钱变活钱，风险小、成本低、实效强、方法简便、易于推广，不仅有效整合了农村闲散资金，激活了“沉睡的资本”，解决了农民贷款难、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资金滚动使用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在世界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锻炼了打好“游击战”的本领。应在全国贫困地区大力推广资金互助组织，并积极探索将资金互助植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创新性的做法。
大开发与大开挖的关系
“开发”一词较早见于《汉书·孙宝传》“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本意是以荒地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改造，以达到利用的目的。当下，随着“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多，“开发”的手笔越来越大，“开发”距离本真的词义却越来越远。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开发”简单片面理解为“大开挖”，对资源不是改造而是榨取，不是利用而是毁灭。山西省临县木瓜坪乡庞庞塔村由于煤矿的无节制开采，整个村子全部塌陷。甘肃舟曲，上世纪80年代，水草丰茂、山林葱翠，但在近20年大规模的砍伐开挖后，失去植被的山体逐渐风化，每遇狂风暴雨就会出现泥石流甚至塌方，最终酿成特大泥石流，造成1400多人遇难。
当务之急应拓宽思路，准确、全面地理解“大开发”的内涵和外延。大开发并非只是简单的挖掘地上地下资源，它可以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可以是新兴产业的开发；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再造，也可以是传统工艺的继承。
开发地上地下资源无疑需要开挖，但应做好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切不可滥挖滥采，同时，在挖的过程中，应做到开挖与保护并重。从美国的开发过程看，其西部开发从1763年开始一直到今天，经过了农业开发、工业开发和科技开发三个阶段250年的历史，始终遵循规划，由浅层次到深层次按序开发。我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于2011年公布,把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个区域。今后，任何地方的开发都应在国土规划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乡村规划，规划一旦确定就要严格执行，不可逾越雷池。坚决杜绝不按规划，仅凭某个领导的“指点江山”，想怎么挖就怎么挖，想今天这样挖就这样挖，想明天那样挖就那样挖。
不尊重自然、尊重科学、遵循规律的随意大开挖，导致的后果是“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鲁迅80多年前发出的这一警示，意味深长。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敬畏自然，提倡尊重规律，适度开发，从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和禅家的“依正不二”都能窥见一斑。先秦就明文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国语·伯阳父论地震》：“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家就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如今，当全球的环境问题已成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更应注意对资源的尊重、保护和合理开发，再也不能出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行径。杜甫当年感叹“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决不能让“国在山河破”。
当前，应把“大开发”的重点从地上地下资源的“大开挖”转向乡村新兴产业的开发。比如乡村旅游产业。随着现代城市病的加剧、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闲暇时间的增多，回归自然、回归乡土的趋势日益强烈，乡村可以顺应这一消费心理，依托自身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绿色假期”、法国的“农庄旅游”、美国的“农业旅游”、澳大利亚的“牧场旅游”、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公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国外旅游固然好，但不同的文化背景，感受不同，有人就此撰联：到国外旅游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在国内旅游是好脏好乱好快活。比如传统手工业，可以充分挖掘乡村流传下来的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加以改造，在浓郁乡村文化的底色中，融入现代理念，从而形成独特的乡村手工业。还比如太阳能、风能、秸秆、沼气等新兴能源，也蕴含着巨大市场，如能形成产业，潜力无限。乡村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更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巨大产业，其开发利用远远没有满足自身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
另外，随着全球资源的日益稀缺，我们必须日益依赖最优质、最可靠的再生资源——人类的智慧，人力资源的开发显得尤为迫切。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让资源成为资本，不仅可以有效遏制当代贫困，还能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从改善条件、提高素质、创造机会入手，对贫困地区实行综合治理，对贫困人口实行综合开发。核心就在于通过“人”的发展，解决“口”的问题。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长期以来，为解决温饱，扶贫瞄准的对象就是单一的个体。今天，在生存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向发展迈进的大背景下，扶贫工作的重心应由既瞄准个体又扶持合作方面转移。农民特别是穷人，个体的力量本身就十分弱小，如果仅凭单枪匹马，在强大的市场面前更显得束手无策。要在这样的困局中寻求突围，合作起来，建立各种专业组织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世界各国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各国扶贫开发的有效举措。为促进人们对合作组织在减贫中作用的认识，联合国于2011年10月31日在纽约总部正式发起了“2012国际合作社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经历了“合—分—合”的变迁。一是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种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合”，由于当时脱离生产力实际，产生了较大的负面结果。二是1978年以来，发源于凤阳小岗村的家庭承包经营，这种“分”，使农业生产形式恰当地适应了生产特点的需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三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抵御来自自然的、市场的、国际的、政策的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一些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但是，这种新型合作目前在贫困地区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数量少、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弱等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官办”、“企办”色彩较浓，一些合作组织或由基层组织操控，或被龙头企业左右，农民成为“被组织”、“被合作”的对象，难以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合作目的。因此，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必须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飞跃，让农民由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合作，成为合作组织的真正主人、主导和主力。各地在实施扶贫开发过程中，应加大扶持力度，从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支持，使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组织真正成为引领农民参与社会化生产、抗御市场风险及多种风险的主要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