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总体上已进入小康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扶贫开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定位？
随着国家低保制度的全面建立和扶贫标准的大幅提高，中国成功打破了承袭千年的“集体贫困之链”。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绝对贫困现象逐步消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成就面前，有人要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消除贫困，不必搞扶贫了；要么认为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失，不用搞扶贫了；要么认为贫困是穷人自身的原因，怒其不争，不愿搞扶贫了。显然，这都是对扶贫开发的片面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新十年纲要已经颁布，总体目标是，今后十年要做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2011年是实施的起始之年，有必要规正社会偏见，重新确立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
扶贫开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物理学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财富也是守恒的，总量不变的财富，分配占有必然有多有少，有富有穷。有穷人就要扶持，只要贫困还在，扶贫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贫困是历史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贫困的含义不同，标准也不同。我国在1985年制定了第一个贫困标准，规定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为贫困人口，按当年的物价水平，那样的标准是可以维持生存的。在CPI跑得比刘翔还快的今天，如果还按当时的“老本本”，206元，一件棉袄都买不了，哪里谈得上解决温饱。因此，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逐年提高标准，1986年213元，1987年227元，到2010年提高到1274元，2011年预计还将大幅提高。显然，扶贫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与时俱进，水涨船高。
贫困是多维的。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贫困的家庭各有各的贫困。全世界资产阶级都富得一个样，全世界无产阶级都穷的不一样；全世界资产阶级无国界挣钱，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国界打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他们道德败坏，美国人类学家Oscar Lewis认为贫困是文化缺陷导致的，这是西方社会对贫困的傲慢与偏见；“不上学一世穷，上大学立即穷”，“吃不慌、穿不慌，一场大病全泡汤”，这是中国农民普遍的致贫路径。现在的研究表明，贫困的形成是多维的，包括精神贫困、能力贫困、生态贫困、灾害贫困、病残贫困、文化贫困、权利贫困等多个方面。早在70年代，就有人提出以“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基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来区分贫困人口，国际上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以“人类发展指数”来测量贫困，贫困与否，不能只看其收入，还要综合考量他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以及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等等多种因素。
贫困是相对的。绝对贫困可以完全消失，相对贫困却长期存在。贫困实质上是对未满足的需求的审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贫困人口，当时最要紧的是解决他们的穿衣吃饭问题，保命，能“活着”就行。“温饱”就自然成为那时脱贫与否的形象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力的增强，温饱了的农民，不再满足“活着”的低级需求，而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时，吃饱穿暖了还不够，要吃好穿好；等吃好了、穿好了又觉不够，还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永不满足，即便生活较富裕的人，看看周围的人有比自己更好的，又觉得自己贫困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约四分之一受访中国民众认为自己比周围的人穷。所以扶贫的定义应是常谈常新。事实上，贫困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中国的穷人和美国的穷人在特征上就相差十万八千里，2010年《美国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报告显示，75%的穷人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31%的拥有两辆汽车。这要放在中国，哪里是穷人，分明是富人。
可以说，只要世界上有国家存在，扶贫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中国而言，全社会都应正视现实，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国力的增强，财力的提高，扶贫标准的调整，贫困人口规模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扶贫对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扶贫任务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扶贫工作不应越来越弱，而应越来越强。
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的重中之重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会上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农工作是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位主要领导人把三农工作摆在这样的高度，足见三农工作在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套用这个说法，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就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国与民之间的差距都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几倍甚至十几倍。城乡之间从基本收入来说，统计部门公布的是3.331，实际加上各种福利和社保，有专家说是五到六倍，而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差距是1.5倍，超过两倍的国家也就十几个，中国是世界第一；行业之间的差距就更大，有专家测算世界平均水平是70%，我国要高出十几倍；地区差距也很明显，东部和中部、西部，这三大版块的差距很大，昆山的农民人均收入是一万多，像云贵地区，有些地方农民收入才几百块钱。云南的贫困山区，生活是十分贫困，教育更是落后，许多地方村头上的标语写的是：“上了初中再去打工”；国与民之间的差距也十分突出。有关专家测算，1995-2007年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农民只增长6.2%；12年里，政府财政增长5.7倍，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1.6倍，农民仅增长1.2倍。特别是在消费问题上，中国的消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叫挥金如土，第二个叫一个不够，第三个叫一个没有。中国消费特别高的群体消费起来让世界震惊，几十万一桌的宴席，上千万一辆的汽车，奢侈品消费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很快会是第一。在富人一个手机不够、一辆汽车不够、一套房子不够的同时，穷人却是一部电话没有、一条通车的道路没有、一间能遮风避雨的房子没有，甚至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一顿带肉的饭菜没有。贫富差距云泥之别。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M型社会已经形成，全世界中产阶层在向两极分化，大多沦为穷人。这种M型社会的中间塌陷，更严重的是导致“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两极分化状态的速度在加快。
当前，我国的三次分配都存在严重缺陷。在第一次靠市场分配中，劳动主导变成了资本主导，一些企业的劳动成本只占百分之十几，国际上一般占40%以上；在第二次政府分配中，一方面税收不公，20%的富人交税只占国家税收的10%，美国10%的富人交税占80%，今年又拟推行2%计划。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不公，实行一条反福利制度；在第三次分配中，社会捐赠，慈善事业又严重滞后，美国有12.2万家各种基金，中国仅2000多家，中华慈善总会每年善款的70%来自海外。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中的缺陷，贫困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尤其需要调整。
另外，和“传统穷人”不一样，传统穷人可以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现代穷人”则需要支付必要的生活成本，吃、喝、烧、穿、用、住、行、获取信息等等无一不花钱。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历史上农民吃不上饭的时候很多，还没有发生喝不上水的事，但今天中国的农民喝不起水的事经常发生。那些“被城市化”、“被上楼”的农民裹着泥腿子进了城之后喝水都得掏钱，不掏钱就没水喝。住在城里，连撒泡尿都得掏钱，抽水马桶一按，一角钱没了。“现代穷人”较“传统穷人”又多了一道生存门槛。
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贫富差距。其实，邓小平早就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穷人太多，穷人太穷，迟早会出乱子。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验证了这一道理。现实中，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许多利益不相关者因为一件小事，都没由头的去参与，使事件越闹越大。群体性事件成倍增长，表面上是一件小事，实际上背后隐含的深层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人们对“富二代”和“官二代”从羡慕嫉妒恨逐渐发展为对立仇视，有一点事就往上面套，吸引社会眼球，这就是背后隐藏的一个深层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是为富人而设，政府就是为穷人而设。有了市场，富人才能挣到更多的财富；有了政府，穷人才不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穷人，作为生活最不幸的人和社会最弱势的人，仅靠个人的努力，不可能走出贫困的阴霾，他们需要政府的作为和社会的关爱。如果有一天，感觉到社会贫富的弹簧彻底扭曲，脱贫致富的通道完全淤塞，呼喊求救的信号全部屏蔽，他们就会寻找另外的方式求突围，就会依赖另外的力量求生存；贫困地区，作为穷人的集聚区、矛盾的交织区和突发事件的重灾区，穷人仅靠自身的力量，不可能修复发展的生态，如果有一天，得不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实打实的人文关怀，这个地区就最容易成为坏人利用的突破口，就最容易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火山口。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一个很小的不起眼的事件，就会像铁路上搬道岔的工人，一下子就把历史搬入岔道，让历史改变方向。贫困背后的隐忧不能不警醒，扶贫身上的分量不可不掂量：贫困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不只是农村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贫困地区，善待贫困人口就是落实以人为本，实施扶贫开发就是践行科学发展。
扶贫开发是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
人类心理活动有三种形式，认知、情感和意志。“认知”和“情感”表明这个社会“是什么”的事实，“意志”表达对这个社会“应如何”的判断。针对贫困的长期性和扶贫工作的非替代性这样一个“事实“，必须强化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国家战略的政治导向。
首先，让群体庞大的贫困人口脱贫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富人最多的美国，穷人也为数不少，2009年是4360万人，贫困率达到15%。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宣布消除了贫困，现实中，往往国家越发达，贫困问题就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国际上扶贫标准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按总人口的百分比切，有的是10%，有的是15%，有的是20%，每年按这个规模去扶持；第二种是以人均收入的一半或以一定的比例作为贫困标准。像法国2009年是将人均月收入650欧元以下的群体划为贫困对象；第三种是自定标准。全世界有86个国家是自定标准的，这86个国家的平均贫困发生率是37.4%，我国13亿人，2009年官方公布的贫困人口是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不到3%（这是按1196元的标准得出的结果，1196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只相当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比较还有很大差距。而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韩俊在《世界与我国食物及粮食安全状况》一文中的研究，“中国尚有1亿左右的人口营养不良”，按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历程的演进》的数据，“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按温家宝总理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演讲“中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综合起来，1.5亿的数字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这样，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为11.5%，且返贫现象居高不下，如果一遇灾害，一夜回到改革前）。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把扶贫开发列入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其次，扶贫开发工作是国家无可替代的责任。决定一个舰队速度的不是最快的那一艘，而是最慢的那一艘，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状况，不是只看最好的，同样要看最差的。既要关注富人的发展，更要关注穷人的生存，引导社会不能只研究如何让有钱人挣到更多的钱，不研究怎样让没钱人挣到生存的钱。不少人认为，通过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可以自动帮助穷人，按这种逻辑，发展经济可以替代扶贫。事实上，尽管减贫要求经济增长，但增长只能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是扶贫才能解决的问题。市场解决的是效率，扶贫解决的是公平。我们要学点穷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往往背道而驰。经济学家想通过提高价格节约资源，一种商品价格提高了，浪费自然减少了，但富人不在乎那点小钱，照样该怎样消费还怎样消费。而穷人面对生活必需品涨价，只能减少其他开支维持生计，同样无法节约，只会降低生活水平，进而导致市场疲软；经济学家想通过市场降价，减少生产，而穷人只会生产某种商品。降价反而使他为保收入生产更多的产品；经济学家想通过统一标准保证产品质量，但标准一高，成本就高，穷人买不起，只好去消费更加劣质的产品。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饥饿是一些人未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在拉美地区，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贫困问题反而日益恶化，陷入“增长性贫困”就是很好的教训。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化成商品和货币，政府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尽量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熨平社会不公。所以，政府不能将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甚至优胜劣汰原则简单套用到社会领域，无视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必须坚决摒弃盲目的GDP崇拜，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再者，扶贫开发不光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高速经济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一再提醒我们一定要把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那样社会会断裂，会带来许多问题。所谓的政治改革无非是利益格局的再调整，无非是把穷人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解决，所谓社会建设重在解决社会的组织和服务问题。服务分三类，一类是公益性的，是政府要做的；一类是市场化的，由市场去完成；还有一类就是自助合作式的服务，是社会要做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成员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类别可以组织起来，自己为自己服务。社会化服务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建设服务体系的时候要分清服务的类型，政府不能包打天下。过去的政府是什么都管，今天应该把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东西该谁给谁，该市场的给市场，该社会的给社会。构建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多元治理结构，做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包打天下，工作效率才能提高，否则，会越陷越深。因此，扶贫开发不光是国家多拨几个钱少拨几个钱的问题，必须上升到贫富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制度层面去统一谋划。扶贫开发也不光是政府自身的行为，一定要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包括贫困群体自身共同努力才有成效。尤其在贫困地区发育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他们自我服务能力是政府的必修课。
第四，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信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已经被上升为代表人类文明准则的高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多年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打的是“为穷人谋利益、为穷人打天下”的旗号，今天，仍应记住这个宗旨。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扶贫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家宝总理也曾语重心长告诫社会“要懂得穷人经济学”，回良玉副总理多次在扶贫会议上呼吁“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由于缺少强有力的舆论引导，扶贫声音在公共领域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扶贫工作不是渐入中心，而是已被边缘。当务之急，各级应在公共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做出最坚定的政府承诺，传递出最明确的信息，表达出最强烈的政治意愿：构建和谐社会，贫困群体最需要关心！贫困地区最需要扶持！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必须将这种传统美德和社会倡导通过立法的方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真正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
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扶贫开发不只是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两家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的历程，第一阶段是1986年以前，国家没有成立扶贫机构，那时候采取的办法是普惠型扶贫，中央通过五个一号文件实施普惠性的惠农政策，那五个一号文件里面“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允许、也允许”这样的词一共有38个，都是为了放宽政策，放开手脚让农民赶快脱贫，解决温饱。通过五个一号文件使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大大提高，小岗村最为典型，大包干一实行，过去粮食生产一直在三万斤徘徊，大包干当年就达到十几万斤；1986年到2002年是扶贫开发的第二个阶段，国家从上到下都成立了扶贫机构，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扶持措施。许多扶贫政策、扶贫措施、扶贫资金都是通过扶贫部门来做的；从2002年之后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党中央提出“城乡统筹”，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提出城乡统筹之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职责就不是扶贫部门一家了，各涉农部门都有这个责任。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2009年是七千多亿，2010年是八千多亿，中央层面投入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是通过各个部门、各个系统安排到农村去的。各个职能部门应主动承担起扶贫的责任，把该做的事做好，特别要根据扶贫部门制定的规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谁的孩子谁抱走”，着力开展行业扶贫。
市场经济的顶峰是慈善
扶贫开发既是一种政府行为，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市场经济发展的顶峰是什么？就是慈善事业，而慈善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就是扶贫开发。一些人通过市场竞争获取了大量财富，等到财富多得没地方用的时候，就会拿出钱来做慈善，让社会共享财富，这是归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单元，企业如同公民一样，具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企业的义务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含四项内容：一是经济责任，即创造财富，把企业做大做强；二是法律责任，即诚信守法经营；三是自然环境责任，即必须对自然资源、投资人、劳动者、社会“四大股东”进行回报，珍爱和保护生态环境；四是人本、伦理和道德责任，即关爱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健康和福利，同情社会“弱者”，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企业参与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是企业回馈社会的应有之义。
财富如水，如果只有一杯水，可以独自享用；如果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如果有一条河，就应与他人分享。企业家，有责任和义务回报社会。在现代意义上，这种回报应该超越“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层次。“富人赚的是穷人的钱，穷人吃的是富人的饭”。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提供的优良环境，离不开来自“穷人”的资本积累和人力支持。没有穷人就培养不出富人，穷人是富人的基础。金字塔的塔尖上那块巨石是由无数块垫在下面的基石托起来的。企业越强大，社会责任就越多，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这应当成为企业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如胡雪岩的那句名言“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当今社会，人们评论富豪已经不只是在财富的层面，还要看他的善行，看他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国内外的事例比比皆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逐步淡出微软公司日常事务，把主要精力用在卫生及教育慈善事业上。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不是内地首富，但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7.13亿元，资助30多万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内地“首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才刚刚起步。有调查显示，全国注册的工商企业超过1500万家，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3万家，即99%的企业没有过捐赠记录。2007年，在中国民政部统计的范围内，全国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捐款仅70多亿人民币，而当年GDP为 25万亿，只占0.03%，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要达到7%、8%以上，美国的企业一般自愿拿出年纯利的10%作为社会捐助。2009年10月18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2009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称，我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较低，其中94家企业社会责任平均分值为31.7分。
驱使企业家做出善举，是发自内心的奉献意识和成就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怜悯或同情的本性。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当人们看到别人痛苦时，不只是替别人感到难受，而是大脑里也有反应，自己也在遭受着痛苦。这种同情心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性质，使人们看到或想到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同身受，促使人们采取可能的行为，给予他人精神或物质援助以缓解他人的痛苦。因此，企业家的善举可以获得双重精神愉悦感：自身因同情产生痛苦感得以释放；因看到或想到不幸者的痛苦得以一定程度的减轻而欣慰。
企业家的社会扶助行为不仅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和协调发展，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还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遗漏，捍卫以社会救助体系为主导的法制基石。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救济”事业，必须依靠政府保障、社会扶助与劳动自救三者相结合。企业等组织的社会扶助行为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制为本和以人为本的现代法制精神的基础上，建设和完善“社会救济”体系是国家法制完善的必然。
扶贫是一种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开仓放粮、施粥救济穷人、收养孤老的事例举不胜举。扶贫是一种美德，历来被人们传播和颂扬，山西有个巨商赵家，在山西遭受三年旱灾、颗粒无收时，拆除自家祠堂重建，人们只要来做工哪怕是搬一块砖，都能吃饱肚子。这样做，既让穷人在大灾之时有饭吃，又顾及到了穷人的尊严。扶贫是一种境界，“我不是对王朝财富的热衷者，特别是当世界上60亿人还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股神巴菲特的话令人肃然起敬。西方不少富人都把“人到天堂，钱在银行”看成是一种耻辱。把社会公益事业与追求企业利润都置于重要位置，正是企业家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扶贫不问动机，为善不问大小。企业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只要坚守“富而有德、德富财茂”的理念争当道德的传播者和法制的捍卫者，不论拿出多少财富来用于扶贫事业，都是在为社会作贡献，都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都值得人们敬佩赞扬。
扶贫为他人，也为自己，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论穷人富人，大家同乘一列车、同坐一条船，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而同舟共济的关键是既要建立好动力机制，又要建立好平衡机制。企业的发展就是动力机制，企业扶贫就是平衡机制，二者同样重要。在带动这列车、这艘船高速前行时，一定要把握好平衡，假如车上或船上的人闹起来使车船失去平衡，大家都会遭受到翻车翻船的命运。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靠企业建立，平衡机制的建立同样需要企业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