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姚明的福，在回国后的这些年仍然可以看到NBA比赛的实况，而且有姚明的场次自然是看得更多了。我应该算是NBA的老球迷了，在纽约念书时成为“神算子”莱利执教的尼克斯队的忠实拥趸，每年看尼克斯队和“飞人”乔丹率领的芝加哥公牛队在东部季后赛中大战六七个回合，但每次都以尼克斯队的失败告终，从此知道了勤奋终究是斗不过天才的。终于在乔丹暂别篮坛的1994年，尼克斯战胜公牛进入了NBA总决赛，对阵休斯顿火箭队，上演了NBA两大中锋（尤因和奥拉朱旺）的对决。结果是尼克斯在3：2领先的情况下痛失好局，以3：4负于火箭队，成就了火箭队历史上第一个NBA总冠军。1995年莱利告别纽约来到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执教热队。他从黄蜂队挖来了中锋莫宁，试图东山再起。我在当年博士毕业去了佛罗里达大学，顺理成章地成为热队的球迷。记得我的同事艾春荣教授喜欢的是奥拉朱旺的火箭队，该队在1995年又一次获得总冠军，而在2002年更是幸运地抽到了当年的状元秀而获得了姚明。从此以后我也象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成了火箭队的球迷。
谈到这里，有的茶客可能不耐烦了：这篇文章应该投到《球迷茶座》去才对呀！体育和经济学有关系吗？当然有。美国很多大学设有体育经济学的课程，特别受欢迎。但今天我想聊的不是体育经济学，而是美国经济学界和体育界在人才选拔和成长方面的共通之处。
熟悉NBA的球迷都知道，美国职业篮球的新鲜血液来自每年举行的选秀。奥拉朱旺是1984年的状元，当年的探花是乔丹。尤因是1985年的状元。莫宁是1992年的榜眼，当年的状元是“大鲨鱼”奥尼尔。这些当年在篮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或者已隐遁江湖，或者是英雄迟暮了。莱利在迈阿密带队时依仗的“铁人”莫宁在换肾后依然奋力拼搏多年，今年（2009年）终于宣布退役了。奥尼尔虽余勇犹在，但也是廉颇老矣。现在NBA最风光的是詹姆斯（2003年状元）、霍华德（2004年状元）和中学毕业就进入NBA的科比了。
美国经济学界每年一月召开全美经济年会，会议期间各校对当年毕业的博士生进行面试，确定邀请到学校做job talk的人员名单。我记得在某年的全美经济年会期间，Syracuse大学的里查德森教授见到我时感叹道，经济学界的“选秀”和体育界真是很像啊！美国前十名经济系的尖子毕业生成为市场上各校争相追逐的“宠物”。虽然一篇job market paper不可能完全反映一个博士毕业生的潜力，但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名师、名校加上这篇论文应该是最可依赖的“信号”了。
美国经济学界的选秀不像NBA，没有明确的排名，并不产生状元、榜眼和探花。但偶尔也有例外。在我毕业的1995年，选秀状元无疑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博士毕业生Susan Athey。那年的Susan Athey就象NBA的詹姆斯一样，不但是当年的状元秀，而且是公认的若干年才出一个的天才。Athey师从博弈论大师Paul Milgrom，其job market paper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济理论。Athey当时在美国经济学界造成的轰动不亚于姚明在中国体育界造成的轰动，她的故事上了《纽约时报》商业版的头版。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查找了该篇报导，发现Athey将它在个人网页上挂着呢！故事并不复杂。Athey有一个当物理学家的老爸和一个当英语老师的老妈（嘿，怪不得文理双全呢！）。本科在杜克大学选择的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给一位经济学教授当助研，研究对政府合同承包者的管制问题。该教授慧眼识才，建议Athey转学经济学。于是Athey在杜克大学毕业后去了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95年毕业时年仅24岁，收到了几乎所有顶尖经济系的聘书，最终她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
球迷都知道，NBA是残酷的，状元秀更是众矢之的。NBA的名言是，这是一个生意场。我们记得姚明打NBA的第一季时受到了多少嘲笑，他盖帽不成反而摔倒的镜头在电视上一遍遍地放着。当年为火箭队金手抽到状元签位的“老大”弗朗西斯（1999年的榜眼）由于伤病等原因导致球技下滑已被无情地抛弃，据说明年可能会到中国篮球联赛（CBA）来发挥余热。美国经济学界和NBA本质上没有差别，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纽约时报》在Athey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状元秀并不总能成为MVP（最有价值球员）。NBA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被称为“水货状元”。经济学界也一样，同样有“水货明星”。
中国有句俗语，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骝骝。十二年之后，Susan Athey证明她是货真价实的状元。2007年Athey获得了克拉克奖，成为该奖创立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者。读者都知道诺贝尔奖，殊不知克拉克奖较之于诺贝尔奖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克拉克奖是美国经济学会每两年授予一位年龄在40岁以下的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至今有30位获奖者，其中13位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的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在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截止1991年共有22位克拉克奖获得者，因此克奖获得者有超过50%的可能性成为诺奖获得者。我们不知道Athey是否会续写传奇，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她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她并非浪得虚名。
美国经济学界和NBA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不是大器晚成的地方。能不能成为巨星，在NBA 30岁之前肯定清楚了，在美国经济学界40岁之前也已基本确定了。在打篮球和搞研究这两项活动中，经验固然重要，但旺盛的创造力是第一位的。姚明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球是2002年底对阵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在那场球赛中，姚明绝对有创造力，打得步行者队中锋米勒找不到北。今天的姚明在球场上确实老练了很多，但已不见当年的灵光一现了。NBA名帅莱利在到了迈阿密后历经煎熬，终于在2003年慧眼独具地在选秀第五顺位获得了“闪电侠”韦德。正是韦德的创造力使热队在2006年获得总冠军。经济学前沿的研究绝对不能缺乏年轻人的冲劲。在我所熟悉的国际贸易学研究领域，引领潮流的已是Melitz和Antras等本世纪才博士毕业的新生代了。这和NBA的王朝更替惊人地相似。
美国经济学界和NBA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NBA国际球员若组成一个队（姚明、邓肯、诺维斯基、纳什、吉诺比利）很可能打败纯粹的美国队，至少不相上下。在美国经济学界，原籍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亦不落下风。以国际贸易学领域为例，老一辈的蒙代尔是加拿大人，巴格瓦蒂是印度人，我的导师芬德利是缅甸人。中年一代罗德里克是土耳其人，迪克西特是印度人，里查德森是加拿大人。新生代中Antras是西班牙人，Schott是德国人。今年年初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年会中，我旁听的第一个专题讨论会是“国际贸易中的异质企业”，四位演讲者分别来自巴黎经济学院、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伦敦经济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几乎都是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新秀。最近几年对异质企业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学领域的主流。巴黎经济学院毕业的Maria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她的文章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贸易开放使出口企业的收入增加，由此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改进技术的概率得到提高，进而拉动了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使工薪差距进一步扩大。Maria用智利1990年至1999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对其理论作了实证。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的Arnaud是西班牙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的文章题为“异质性和贸易”，试图将异质企业和异质要素等诸多方面统一在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模型中。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Ruanjai刚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是泰国人。她研究的是国际贸易中异质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些年轻学者的文章尚显稚嫩，但他们无疑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能量，就象每年NBA的新秀们给球场带来了能量一样。国际化和年轻化对体育和学术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人才的发掘和成长，不能不谈体制和环境。成功的人才体制首先是一个开放的体制。如果中国体育不开放，就不可能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取得落后项目上的突破。如果姚明不去NBA，他就达不到今天的竞技水平和体育修养。如果我今天所在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没有国际化的师资和学生（40％的MBA是外国学生，来自30个国家），就不可能在学院成立短短的十五年后成为英国《金融时报》MBA项目全球排名第八（亚洲第一）。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趋同假说，研究表明经济开放是各国收入水平趋同的关键。这个结论对各国经济学水平的趋同而言同样适用。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院走出国门去招聘教员，并为他们在国内开展研究创造必要的条件。人才体制的另一关键在于让年轻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中国教育体制中很奇怪的一条是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博导是比正教授更高的头衔。重资历轻创造力的体制绝对是不利于学术进步和人才发掘的。
人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NBA的某些选秀骄子在之后的篮球生涯中庸庸碌碌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人才机制一定离不开自由选择和优胜劣汰。在我念哥大的第一年，一位美国同学的成绩很不错，但他觉得经济学博士课程并不像他在本科时所学的那么有趣和有用，因此决定退学去念MBA了；而我的另几位同学则没有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而被淘汰了。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饱受争议，但在我看来它是非常有效的。第一，它对年轻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强大的激励。第二，它提供了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尽管有时不完全公平。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点我们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深深体会到了。但概率论的大数定理同样是生活中的重要规律。我们永远不能确定谁会成为中国的Susan Athey，但一个成功的人才体制必然会产生下一Susan Athey，而一个落后的人才体制几乎不可能造就Susan Athey这样的人才。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够涌现出像Susan Athey这样的世界级新星。作为一个球迷当然也希望CBA能够赶上和超越NBA（还有中国足球？）。
在Susan Athey的个人网页上，最引起我注意的不是那长长的论文单子，而是拥有一双儿女的她的笑脸。在她24岁博士毕业的那年，记者曾询问Athey将如何平衡学术生活和个人生活。Athey承认她当时的生活确实有些失衡（out of balance）。三年后她在一篇采访中作出了如下回答：“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努力的一个原因也许就是想早一些在学术界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以后的家庭生活争取到时间和空间”。Athey在34岁和36岁时拥有了一双儿女。她是幸福的。我不由得想，哪一天我们能看到姚明和叶莉拥有一双儿女呢？
作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