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是伴随着现代人文科学发展起来的一种批判理论，该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哲学超越了传统经院哲学的局限，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联系，构成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十分重要的政治与历史力量。即使在“后1989年代”的今天马克思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伟大的综合性哲学以及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视角。
一、马克思哲学的诞生：一个革命的黑格尔派的生活和时代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虽然他的父亲皈依了基督教，但马克思的祖先却是犹太人。而威斯特法伦则给马克思引介了法国革命的激进思想家和乌托邦思想家。直到1836年进入柏林大学，马克思才系统地研究黑格尔，并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热烈气氛中被卷入当代哲学的辩论。从黑格尔那里，马克思收获了一种由启蒙理性改造而来的批判和反思方法，并借此抨击已经过时的思维与社会模式，同时建立自己的思维及批判方法。在早期的文章中，马克思呼吁“实现理性”、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黑格尔认为理性在普鲁士已经实现，但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却声称，德国的现状极其落后、低劣、过时和非理性；对于黑格尔来说，君主和官僚代表普遍利益，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是虚假的普遍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代表着解放者的普遍利益，其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
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个人和社会解放的关键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进步青年把现代思潮和现代社会看做典型的非宗教。他们深受施特劳斯（1835）圣经批判和费尔巴哈宗教人类学批判的影响。因为施特劳斯对福音书的神性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好友布鲁诺·鲍威尔则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声称圣经故事是纯粹的神话；费尔巴哈则以其著名的投射说揭示了宗教的人类学起源。早期的马克思追随青年黑格尔派，提出了宗教批判和国家学说。美国和法国革命促使新激进民主理论产生，这启发了马克思和他的同伴去批判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仍占主导地位的旧专制秩序，并因此呼吁关注历史中产生的“压迫形式”，如农奴—地主、资本—劳动的隶属关系等。为此，1843—1844年在巴黎时，马克思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随后遇到了恩格斯。巴黎时期的马克思深信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关键，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在这部文献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从而为分析现代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哲学视角［2］266－280。整个《巴黎手稿》显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集中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德国哲学，它们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综合体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代表的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把现代社会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从启蒙运动和德国哲学观的角度批判了异化、压迫和剥削，呼吁革命。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把被迫出售自己劳动力的工人转化为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力属于资本家，他的生产活动也是被迫的、强制的和不自由的。由于劳动的产品属于资本家，工人无法得到满足本身生产活动所需的产品，从而与其产品、劳动活动、其他工人以及他自身的需求和潜能相异化了。可见，马克思是立足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理解人的异化问题的。首先，工人被劳动对象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来说，对象和劳动系统是作为独立于工人的“异化”力量出现的，就像早期工业生产体系的出现一样。其次，劳动的异化包括以“工资奴隶”的形式对劳动过程失去控制。其中，在“工资奴隶”形式中，工人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之中。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被外在的、非本质的、被迫的和不自由的“生产活动”异化了。因此，劳动是不愉快的，从而构成了个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定义为自由的生产活动。由于异化劳动没有产生自我实现或满足，从而构成了个人与类存在、与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
然而，此时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及费尔巴哈一样，将类生活设想为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且正是后者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因为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假定了类本质概念和非异化的劳动的存在，其中，劳动被理解为必要的生活活动，人通过它满足独特的人类需求。马克思还把非异化劳动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它发展着人的潜能，从而使个体实现他们的“类本质”或人性。由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人的异化产生的基础，是人类非人化的导因，所以需要对之发动革命。马克思于是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性生产活动。
马克思哲学的成就在于，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关于异化概念的设想具体化了，赋予一个哲学概念以社会属性，并将其重新置于特定的历史之中。对马克思来说，异化不是主观和本体论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所关涉的是需要被克服的悲惨事实。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涉及超越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工程。
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类是交换动物，其中利己主义是首要的人类特性，但马克思认为，人主要是社会的、合作的和有能力推动历史发展与创新的。斯密把劳动描述为“耶和华的诅咒”和本体论的负担，而马克思则把生产活动和劳动看做独特的人类特质。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工人阶级的灾难。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多方面的存在，需要丰富的活动和自由自觉的自我决定，以实现基本的人的能力。而且，对他来说，既然个体是社会的和合作的，那么资本主义就与人的本质发生了矛盾，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解放人类，并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属于人的人类社会。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合适的框架，资本主义是符合人的本质的，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是矛盾的，需要一个新的人类社会体系。但马克思并没有本质主义地坚持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论，而是采纳了历史性的态度，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
因此，马克思摒弃了困扰以前哲学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二元论，提出需要结合人类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理论来正确地阐释人类的异化、压迫以及潜在的解放。本文认为，人的本质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及其扬弃是马克思整个工作的基础，但马克思却从未充分发展他的哲学观点，而主要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重点。马克思认为，人类是能够潜在地控制和享受客体的主体。然而，在新兴的工业体系中，客体控制了主体，从而个体被劳动的对象所控制。即使资产阶级也未能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陷入了周期性衰退和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失去了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设想了一种个体控制系统和劳动对象、而不是被它们所控制的情况。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观预先假定了一个相关个体会控制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现代主权概念。
二、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
马克思的新设想把哲学、历史和我们现在所称的社会科学结合了起来。也许在布鲁塞尔所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他的这一独特哲学观提供了最简洁的概括。其中，著名的第11条就阐明了马克思哲学观最激进的要旨［3］57。第一条提纲则表明马克思不仅肯定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身体和感觉的强调，也肯定了黑格尔对思想的现实性和主体的强调。马克思对启蒙运动的发展就在于他把黑格尔强调的批判与否定激进化了，并把变革活动概念化为“革命的实践”［3］55。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否定概念，断言否定性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2］320。在启蒙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之后，马克思系统地否定片面或压迫的既存现实，试图在更高的综合上克服所有矛盾和冲突。他也跟随黑格尔看到了以意外性和新颖性为特征的中断和断裂来解决矛盾的现代观察方式。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辩证法拒绝连续的历史理论，强调非连续性。因此，马克思把“批判”界定为需要被否定和克服的片面的、矛盾的和压迫的思想及社会条件。马克思赋予了“批判”以特权，使其成为他的理论的核心，并用“批判”作为其几本主要著作的副标题。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及其对现存社会的非批判的保守性，把辩证法发展成唯物主义探究和社会批判与改造。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是链接性的，它揭示的是通常被视为孤立的不同社会层面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他的辩证法也是否定性和革命性的，除了辩证法的维度，同时，他的哲学还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
正是基于上述哲学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它包括“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一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还包括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3］72－73。不过，一个特定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98。在他们看来，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通过提供使阶级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意识形态”是个关键术语，它描述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如何维护该阶级的利益和帮助该阶级掩盖社会压迫和不公正事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封建时期，虔诚、荣誉、英勇和骑士精神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的统治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利润、竞争和市场成为主导观念，阐明了正在巩固其阶级力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由于意识形态看起来是自然的和合乎常识的，所以它们常常被忽视，从而未遭到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试图表明，统治观念如何重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利益和关系，并使现存社会及其体制和价值观念自然化、理想化和合法化。在竞争激烈和个人主义泛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坚信人的本性是自私而相互竞争的，就如同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本质上是相互合作的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人类和社会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抹平了矛盾、冲突和负面特性，把人类或社会的一些特性如个体性和竞争性理想化，并将其提升为统治观念和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说，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经济基础的阶级就控制着人们的思想。由于意识形态的神秘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设想为生产一种虚假意识或一组错误意识，以巩固和确保统治阶级的统治及其权力和威望。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与否定的或贬义的内涵相关联，并被认为是强加给工人阶级的统治形式，防止工人自觉地认识到他们的客观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客观利益相对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渗透到资产阶级文化领域，因此在马克思的观念中，文化充当了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研究中提及文化现象，但极少谈到细节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是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又帮助重塑社会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或根据，而文化、法律、政治和其他生活形式被认为是“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因此，从这种观点来看，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为确保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统治而建构起来的。
一般来说，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言，文化形式总是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为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服务，并提供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反对意识形态进入科学和批判理论中。马克思的哲学观超越了黑格尔，转向实证科学，将其作为适当的调查方法和知识的来源。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科学”一直是“Wissenschaft”，这个德语词，指的是一个由严谨的实证研究——即经历观念在实践中的检验，概念和假设在调查基础上的修正以及不断细化、发展和系统化的研究成果等过程的历史的、规范的和广泛综合的理论模式。因此，继他的早期哲学工作之后，马克思倡导科学超过了哲学，要求考察“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个人［3］73。进一步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73因此哲学失去其自给自足的存在媒介，被吸收到真实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消失了，从而产生了哲学的扬弃或消灭，成为科学。这提供了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考察经济、国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互联关系的跨学科的空间和方法模型，批判了现代社会体制。后者是从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组织形式下的更美好的社会理念和更具人性的生活理念的规范性视角进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开始重建哲学和科学，并且发展了一个融合新的认识论（即彻底的历史主义和实践）、广阔的历史视角和详细的实证研究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果断地打破斯密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了早期的社会科学概念，开辟了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科学，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拒绝一切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和被实验验证的观念。
三、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葛兰西与阿尔都塞
马克思无疑是第一个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该理论阐述了冲突、不平等、矛盾和危机趋势，从而不仅提供了对宗教、唯心主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批判，还提供了一种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改变世界并解释世界的革命性哲学。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旨在克服异化，这些论题皆是当今时代热议的主题。
虽然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认为，马克思低估了文化在塑造意识和行为方面的作用，尤其是低估了文化在把工人阶级收编到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投入了太多的信心，没有预见到其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分裂和整合，以及在后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的无助和保守倾向。之所以会得出以上结论，是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曾一度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解为：一个同质的统治阶级也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表达。因此在这种模式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使资本家的阶级统治合法化的思想。因此，意识形态被视为促进和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观念体系。可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都对该意识形态观提出了质疑。质疑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还原论，因为它把意识形态仅仅等同于服务于阶级或经济利益的思想，这就忽略了性别和种族等易变的现象和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把意识形态还原成阶级利益，似乎极易导致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认为社会中唯一重要的统治就只是阶级统治或经济统治，此外无他；阶级和经济统治似乎也是很纯粹的和抽象的，没有其他任何伴生或交织现象或问题发生。
21世纪，虽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并未受到质疑，但论者们对意识形态之功能的看法却已大相径庭了。实际上，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理论家都已对马克思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发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单个阶级的军事—经济统治不足以维持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但统治阶级必须要有合法的统治。为了领导人们，统治阶级不能简单地强加给他们一套扭曲的、压抑的、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而要大量获得他们对其思想的赞成，从而建立统治阶级的思想霸权和阶级统治。因此，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是斗争的领域，是争取霸权（或领导权）的空间，是各种社会矛盾和争议不断集结、博弈和协商的场所。因此，霸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强加给群众以消灭工人阶级本身价值观的虚假意识，换句话说，霸权绝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因此，对立的阶级利益需要通过政治霸权进程与霸权不断地尝试将附属群体合并进该联盟（或阵营）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和再阐释。这就是说，霸权包含着修辞性的劝说，以便争取最大多数人的同意。对于霸权的可持续运行来说，附属群体必须毫无异议地接受他们的低等地位，赞成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同意接受统治阶级的控制与领导。然而，由于霸权是一个持续对抗的领域，因此霸权的维护仅仅通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身份是不能保证的，而必须不断地进行成功的协商与博弈。在葛兰西看来，媒体文化和市民社会就是这样的霸权斗争具体发生的场所。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中，他把报纸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场”和资产阶级霸权的最重要的武器。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中的教会、学校、社团和协会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虽然在今天，我们会把广播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作为斗争和争论的重要场所。
因此，对葛兰西来说，传媒文化和市民社会机构是政治上被掌管的论争领域，而且，事实上，今天我们发现，文化和市民社会一直是对抗和争议集结的场所。由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将焦点对准经济生产关系的做法不同，葛兰西则聚焦于媒体文化与市民社会领域。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及与种族主义霸权作斗争，而在世界各地也相继掀起了新左派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许多新社会运动等纷纷与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霸权作斗争；同样在今天，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也在与当代资本主义霸权作斗争。因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相比，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霸权的社会地位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不断建构、维护和防卫的。占统治思想的主导思想绝不是只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经济生产系统中的地位所能担保的。其二，霸权并不纯粹是虚假意识，而是为了维护和支持统治阶级的议程，是在链接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中展开的协商与谈判。其三，政治和文化斗争是获得经济权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市民社会机构和媒体文化分析对理解霸权斗争至关重要。
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为推进马克思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富有影响力的尝试。第一，阿尔都塞使我们有机会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还原论式解读中解脱出来，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喻或模式中所隐含的更为复杂的状况。因为他赋予上层建筑以更加明确的自主性，即认为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在有区别的统一中彼此相关，其中所有斗争都是由一系列的对抗因素所“多元决定”的，虽然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坚持认为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第二，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纯粹否定的阅读相比，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富有成效的，并且对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想象关系的建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虚假的，但也暗指十分真实的物质条件，并且可以采取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第三，与马克思和葛兰西相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内嵌在我们的物质实践之中。最后，通过仔细地阅读马克思，阿尔都塞提出一个新的批判性分析方法——“症候阅读”，该方法把哲学等同于临床精神分析，这两者都揭示了引起文本明显矛盾和不一致的潜在内容。这些创新，虽然有争议，但提供了重要的综合法，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两个文化批判路径——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阿尔都塞更多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学和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形式。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也为发展马克思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些概念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性启示。特别是，这两种传统都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了媒体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及其对受众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往往假定受众是消极地被公司媒体操纵，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往往强调受众的积极作用。反过来，法兰克福学派更强调主流公司的政治经济和官方媒体是为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英国文化研究往往采取更民粹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媒体。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理解和批判当今时代来说，仍具有重大意义。只要资本在今天仍是重要的组织和创造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形式的力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模式也有助于我们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窠臼。
事实上，马克思十分关注技术、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这为我们在后工业社会中建立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他的辩证法思想则阐明了经济和其他生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思维方式仍适用于全球资本重组的时代。可以说，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马克思关于剥削、贫困和压迫的批判成为仍富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矛盾分析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是否会预测未来的发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对民主的强调仍然是一笔重大的政治遗产，而且不应忘记，马克思本人从未假定一个对所有官僚形式不满并提倡激进的民主自治而非党派统治的先锋党，所以无法对“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负责。总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的伟大之处和政治成就就在于建立了集经济、政治、历史和人性论等知识为一体的宏大理论系统，而且这一理论系统本身因其全面的批判的方法而使其自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之中。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述，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之一，代表的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流思想。今天，只要人类社会依然主要生活在贫富分化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依然能为我们的时代所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