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日趋尖锐，对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反思也日益广泛、深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冷战结束2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形势与中国安全环境发生的历史性、阶段性变化迫切要求我们解放思想，重新审视一些对立统一的基本关系，为开辟中国外交新局面打开思想源泉。

韬光养晦与针锋相对

现在的国际形势与冷战结束之初有历史性区别。在冷战结束之初，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大肆扩张，失去社会主义阵营后盾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西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巨大压力。在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形势下，为避其锋芒，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从外交实践看，主要就是在不利的大环境下适度回避矛盾，搁置争议，不当出头鸟，不与别人硬碰硬。有外交家将此种理念发挥到极致，说“外交就是妥协的艺术”。

韬光养晦的本质就是隐藏自己的真实能力、行踪和意图，反映英雄人物既能隐介藏形，又能纵横四海的秉时变化能力。勾践卧薪尝胆而后复越灭吴，刘备曹营种菜而后三分天下是韬光养晦的典型范例。当我们偶尔做出强硬之举时，外国人会质疑中国为什么不韬光养晦了。看来，我们的韬光养晦或许的确就是“妥协的艺术”，西方更多的是希望韬光养晦能起到温水煮青蛙的作用而不是担心随之而来的改天换地。

在冷战后即中国实行韬光养晦后20年的时间里，美国虽然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但的确没有将对外战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这种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韬光养晦的成功，但其中也另有原因。首先，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重点不在中国。第一个十年的重点是东欧，第二个十年的重点是中亚和中东。其次，美国一度迷信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幻想中国自动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接受美国霸权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操作和控制，从而实现和平演变。但是，这两个因素目前都已不存在。事实证明，中国政治制度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公式演绎，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决心越发坚定，西方政治同盟军在中国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狭小。再加上中国增长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形成的客观挑战，美国在基本完成前两个战略步骤的基础上，终于充满紧迫感地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目前，美国已将中国作为其主要对手，将遏制中国当作其全球战略的主要任务，对此，不扛旗、不当头、不挑战美国霸权、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等种种做法都无济于事，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继续将韬光养晦作为对外战略基本方针的客观条件，不得不做好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思想准备。作为一种战术，韬光养晦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但作为战略方针，如果继续拘泥于韬光养晦而忽视针锋相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将在战略思想上丧失主动。必须认识到，有些矛盾是绕不过去的，无法永远回避，总会遇到迎头相撞，狭路相逢的时候。当然，针锋相对绝不意味着轻浮张扬和莽撞行事，而是要勇于在战略思想上保持主动，树立克敌制胜的信心，而这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胆识。

和平发展与准备打仗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判断世界大战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提出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经济搞好，好好发展自己。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但这两个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然而和平与发展后来却被一些人提到和战争与革命相对立的时代主题的高度。我们需要认识到，历史阶段与时代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毫无疑问，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或其新形态——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战争与和平的阶段交替出现并呈现出新的样式。而且，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不等于中国不会受到战争困扰。作为新兴国家，中国可以也愿意做到不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去争发展权，但问题是，现有的霸权国家就一定不会用发动战争的方式去打断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吗？霸权国家用战争方式消灭对手，维护霸权的鲜活事例在这和平发展的30年中我们看得还不够多吗？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战争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中国头上不是因为我们误判了战争的危险性，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从而足以遏制战争。

现在，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主要对象，而且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矛盾日益尖锐，现实军事压力与日俱增。这充分说明，炒作和平发展概念的实际宣传效果极为有限。更主要的，面对这种局面，光靠寻找“利益汇合点”，靠“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去应对别人的“冷战思维”能管用吗？我们绝不能自作聪明，一厢情愿地去改变国际斗争的历史规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发展当然可以继续讲，但切不可因此而自我麻痹。目前，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各种矛盾普遍表现出尖锐化趋势，霸权国家通过发动新的战争来解决危机，强化霸权的可能完全不能排除。所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立足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特别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学会用军事手段改善安全环境，塑造国际格局。

融入、接轨与独立自主

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事关外交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融入国际体系、与国际接轨在一个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主流话语地位。更有甚者，一些人反复强调不作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反对提反霸原则，认为美国霸权不可动摇，利用一切机会无原则地在美国实施的全球战略中寻找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也用“负责任大国论”“利益攸关论”等概念引导、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看上去二者相辅相成，没有根本矛盾。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产生融入、接轨论的重要动力。冷战后两大世界体系变为单一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似乎显示中国除融入、接轨外别无选择。但近代以来一些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洋奴意识也是错误认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一个思想根源，而对外开放后形成的某些与外资联系紧密的特殊利益群体则对全面融入、接轨更有切实的利益需求。中国当然不能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在政治上固步自封，但参与国际交流绝不意味着放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独立性。中国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行船需要随时保持防止倾覆的警惕性。

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各种类型、不同地位的国家，与魔鬼跳舞并不意味着全面融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这些客观现实：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许多融入得远比我们彻底的国家长期贫困落后难以发展，其中一些转而努力争取摆脱现行体系的束缚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顽强抵御霸权主义的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核心地带持续发酵；美国的欧洲盟国加速推进一体化从而寻求摆脱盟国霸权并加剧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争夺。这表明，国际体系的种种内在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美国主导的国际霸权体系正处在趋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指导思想不应是融入、接轨，而是在对外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巩固和加强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地位，就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重大问题提出主张，树立旗帜，积极塑造国际格局，为中国在未来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多中心化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精神和物质基础。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