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大趋同潮流相汇合，面临着伟大的历史复兴。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也开始进入减速时期。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通过归纳关于高速增长后减速的国际经验，以及减速乃至陷入停滞的原因，就如何防止不正常减速从而避免不好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长期经济增长转到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不属于严肃研究者的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和判断。无论其科学性如何，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舆论界和民间的热议，也常常得到官方的回应。如果说，许多这类的预测仅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预言的话，简单地把所有的预测都解读为“棒杀中国经济”或者“捧杀中国经济”，也是欠缺理性的思维逻辑，并无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挑战和出路的认识。
不过，本文讨论所引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主要局限于那些严肃并且至少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讨论基础的研究，而忽略那些没有提供充分论据，从而缺乏讨论基础的观点，或者明显带有成见的，或者旨在炒作的观点。此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预测，因其涉及短期问题，有些观点情况会随着短期外部冲击的消失、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从而当事人预期的变化而时过境迁，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回应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和评价，而是尝试找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潜在原因，争取较好的结果。
中国能否实现由盛转衰后再度由衰至盛的奇迹?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出所料，随之出现一系列关于中国进一步赶超的预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①，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许多国际组织和投资银行都做过类似的预测，像这样的乐观预测也不胜枚举，只不过，各种预测有的依据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有的依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从而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上有早有晚。
这样的预测结果也绝非天方夜谭，不过是根据过去对未来进行的外推。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第10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第7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随后，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10年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最直接的反应是，由于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接近1/5，对我们来说，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即使排在第一位，也并非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高达123.7万亿美元，真正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40%。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是美国人均GDP的80%②。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达到14.4亿以后不增反降，并且预计在2040年只有14.3亿。如果按照这个人口基数计算，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相当接近于美国那时的水平了。
其实，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预测，从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发展表现看来，都无令人惊讶之处。自17世纪之后，在西方世界进步加快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落于人后。1700年～1820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85%，而人均GDP则没有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年～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和重大政策失误影响下，虽然也实现了6%的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排斥市场机制、过高的积累率、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不仅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反而拉大了发展差距，1978年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得温饱。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经济才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其间实现了不胜枚举的巨大制度变迁。例如，从人民公社大锅饭到家庭承包制的体制变革;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主要机制的改革;从封闭型经济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获益者的变化。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国家总体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在1978年～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得以保持每年近10%的速度。不仅是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增长也创造了奇迹。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年～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年～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年～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年～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年～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年～1995年和1995年～2004年期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
早在1994年，当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首次出版时③，他们在书中就按照当时显现出的中国、日本、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假定三个国家保持各自在20世纪80年代的GDP增长率的话，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如果按照当时经济学家认定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的话，中国经济预计在2015年前后超过日本和美国。
即使在当时，与此类似的乐观预测也并非绝无仅有。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默斯，也做出了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预测。稍后，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著名经济学史学家麦迪森，以及世界银行等都做出了相似的预测。而如今，类似的预测越来越成为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中国能否按照这些研究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超出了通常按照经济规模进行排位的意义，即关系到中国最终能否完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由盛变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迹。
从大分流到大趋同
在前面提到的《东亚奇迹》这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东亚地区有着颇高的期待(称之为“东亚任务”)，即期冀该地区保持其既有的、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于2025年在经济总量上占到世界的40%。这样，东亚就能重现其历史上的辉煌——1820年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就是40%④。鉴于中国经济总规模和增量的贡献率，对东亚的这个期待，不仅也是，而且尤其是对中国的期待。
世界经济史学的最新进展，表现为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衍生地区在科技和经济继而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非从来如此。
最初是人们围绕所谓“李约瑟之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相关的研究发现，在18世纪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前的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⑤。例如，公元9世纪到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自汉代到14世纪，中国的工业都处于较高水平。而城市化水平不仅是工农业生产率的结果，更代表了商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宋代中期，中国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欧洲的水平。相应地，与市场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也高度发育。只是在14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才渐渐拉开了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以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加州学派”则认为⑥，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愈益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内忧外患阻碍了经济发展，共和国成立以后也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经济体制上的弊端耽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不仅全面地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亚洲邻国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发展差距也显著拉大了。例如，根据一项研究，仅仅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就使1993年的劳均产出降低了63%⑦。
这些失误，使得中国没有搭上迈克尔·斯宾塞所说的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⑧，失去了经济发展宝贵的30年。而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终于把数百年的“大分流”逆转为“大趋同”，中国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迄今为止，能够得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可，并广泛引用的长期国别历史数据，特别是现代统计体系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人均水平的数据，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系统地整理并公之于众的。使用这套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由盛至衰，再由衰至盛的曲折反复，高度浓缩了前面文字讨论中的信息(图1)。
如图1所示，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中国人均收入所达到的最高点是15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而中国经济总规模的最高点则是1820年，创造了世界全部GDP的近1/3。同时，这张图也以其宏大的跨度，显示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再是一个倒U型曲线的变化，而将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前期呈现出的趋势接续起来观察，已经呈现出一个N字型的变化轨迹，即自19世纪以后的衰落，再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宏伟复兴。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是资本报酬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报酬的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国家相对于在较高起点上发展的国家，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增长率差异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这种理论预测的含义就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具有赶上并超过较发达国家的机会。
然而，大量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趋同论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而事实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除少数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和地区之外，总体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在这两组国家之间，趋同并没有发生，差距反而拉大了⑨。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经验上的这种失败，来自于其理论上的缺陷，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的因素，不能为模型本身解释。因此，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陷入凋敝的景况;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尝试着在两个方向上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在理论上试图将技术进步等增长因素内生化，在经验上则继续收集数据以检验趋同假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理论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在理论上，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特点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扩散的过程等研究，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所以这种新增长理论又被称作内生的增长理论。而一旦人力资本这种具有报酬递增特点，以及技术创新、扩散这种可能和需要产生垄断的因素在增长模型中被内生化，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就被突破了。
从经验上，有些学者在检验传统的趋同假说时发现了所谓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即在那些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间、美国各州之间和日本各县之间，的确存在着趋同的趋势，而在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差距则进一步拉大。这种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假说部分吻合、部分抵牾的经验结果，诱导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捍卫者从索罗等的理论中，发掘出一个新的概念──条件趋同。
其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很早就指出了趋同是有条件的，即人口增长率和储蓄倾向的差异会导致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长期增长率。只有在这些增长条件被假定不变的情况下，从较低起点上开始的经济增长才倾向于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趋同趋势。坚持新古典主义注重理论与经验相吻合的传统，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孜孜不倦地尝试把各种可能的解释变量放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检验条件趋同假说⑩。
换句话说，最为成功的理论框架，是把新的内生增长理论与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新的增长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何以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能够更直接地回答，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落后国家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从经验上检验条件趋同假说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出那些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包括储蓄和投资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体制因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乃至人力资本和人口负担等因素。
中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证明了只要选对了道路，即坚持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赶超。归根结底，经济理论只有具备对现实的一致性解释力，才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因此，从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功中总结的经验，对于趋同假说的印证，比增长理论学家的200万次回归更有说服力。
何时以及为什么减速?
按照既往的表现所做出的振奋人心的预测，以及因之而生的更高的期望，并没有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打下包票。曾几何时，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宝座的日本，也被国际上十分地看好，被寄予了厚望。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最终失去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直至2010年，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仅为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遭遇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或者更久，与日本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收入水平上的徘徊不同，中国则会成为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典型案例。
在一片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叫好声中，开始出现一系列以预测中国减速为目的，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减速的比较研究。
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12。他们根据世界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达到7000美元这个人均GDP拐点，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按照相同的口径，2008年中国达到7000美元这个“魔幻数字”，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韩国。而这两个经济体在类似拐点之后，经济增长率都有所减缓。
鉴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放缓、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开始走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缩小等等，因此，在这个研究团队看来，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既往“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则决定了她的经济增长减速在所难免。
不过，这项研究的结论并不那么悲观，而是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和机会，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使得中国的减速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突然和急剧，而是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持续期内逐渐完成。与此同时，在这个过渡期内，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以及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因素的构成等方面的调整将加剧，给中国以足够的时间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BarryEichengreen)等几位学者所完成13。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速，以及对中国的比照意义。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2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率。
笔者估计，如果保持9%的GDP年均增长率，2015年的中国就符合了这个口径的17000美元的条件。再加上作者所罗列的诸多经济增长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他们警告届时中国将有70%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速规律。不过，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所做的评论指出，这个70%的减速2个百分点的概率——即1.4个百分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9%～10%的增长率的经济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实际上，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011年～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在国家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缓的新形势下，这个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
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而是趋于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开始丧失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红利的支撑。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大约就在人口结构发生这样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
按照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382美元。而将其折算成前述两项研究中的减速基准点(分别为7000美元和17000美元)的话，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的话，则大约为8700美元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期间。此外，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9%，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开始时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十二五”时期重合的几年内(2011～2015)，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
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也不等于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尽可以放宽心了。实际上，以“平均数”为外衣的国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情景和因素。
例如，正如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所说，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命运，与40年前的日本十分相像。实际上，从前述人口结构变化阶段看，把当今中国与20年前的日本进行类比，更具有相似性，那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经验对于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最初经济增长减速之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路下跌，至今陷在经济停滞的状态。
为了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还以日本为例的话，我们不是要看她是否后来的速度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前引艾辰格林等的文章，就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他们的研究发现，典型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
结语：可能的三种命运
国际经验显示，以本文所述的必然发生减速的发展阶段为分水岭，一个国家面临着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欧洲、北美的前景，即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像新兴经济体那样快，但是，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继续推进，具有很高的增长质量。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从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统、研究与开发高投入、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内需程度以及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创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进行“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结果表明，排在前10名的，除了新加坡和香港特区之外，全部为欧洲和北美国家14。
对中国来说，如果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从投入依赖型到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的转变，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了，但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可以得到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状况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和谐，完全可以在预定的时间表内，分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
第二种命运可以日本作为参照。日本在1990年以后，在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停滞，虽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创新能力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排名不再对称。例如，在“2011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日本为第20名，远远落后于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这表明，一个国家固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借鉴和模仿加快其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速度，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创新能力。
与日本不同，中国刚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创新能力虽然迅速提升，但是，在总体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巨大，要跻身高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尚有很长的路途要走。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一旦陷入经济停滞的状况，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日本。
第三种命运以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为代表。虽然这些经济体较早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却始终不能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蛋糕不能继续做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分享效应日益弱化，在缺乏良好、有效制度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即富人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获得较大的蛋糕份额，就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政治家无论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还是为了选票的需要，一次次做出改善收入状况的承诺，却因经济增长处于停滞而难以兑现，从而在政治上陷入民粹主义政策困境。贫富对立导致经常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国家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虽然经济学家已有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但是，收入分配改善归根结底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无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总体提高，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例如，在21世纪前10年，巴西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取得较好绩效，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有明显的降低。而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低垂的果子”被摘尽之后，经济增长比以前显著减缓，居民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有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更大的基尼系数。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分享型的，虽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不满，但在蛋糕不断做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如图2所示，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在各收入组之间的发布变化，虽然显示出差距的扩大，但是分布类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换句话说，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每个收入组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所增长。这种情况在蛋糕不再增大的情况下则会改变，即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使得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强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则难免陷入拉美困境之中。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作好了以一个较低的GDP增长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速度的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中央政府建议在“十二五”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比“十一五”时期的这项指标进一步降低0.5个百分点。对此，许多人表示不尽理解。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的五年计划(规划)中，无论是作为指令性指标还是作为建议性或预期性指标，通常都不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规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执行结果，最终都是实际增长速度快于规划目标。那样的话，规划指标不是与现实越来越脱离吗?
每当遭遇经济周期的冲击，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2009年世界范围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央政府都提出要确保8%的增长率。在许多人的眼中，“保八”似乎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最低速度要求，似乎只有保证8%及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确保足够的财政收入，满足最低限度的就业机会。甚至，单纯批评GDP挂帅的政府观念，也不足以遏制追求高增长速度的冲动，因为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来说，更充足的政府财力，也是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的必要条件。
因此，仅仅用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并不能改变政府的速度偏好和追求高速度行为。“十二五”规划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线，即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把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力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国内消费需求，把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或者在这个调整方向上有实质性进展，在政府财力充足和就业压力减小的条件下，相对低一些的增长速度，反而是更加符合发展阶段要求和更加可持续的。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即使以往作为保持特定高速度的约束条件，也逐渐得以放松，适度的较低速度是可行且必要的。
从另一个方面讲，当前热议的话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则是讨论如何避免超出合理范围的经济增长减速，乃至经济增长停滞。其含义则是防止过快的、过于剧烈的、不能满足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的，以及导致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减速。
注释
1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2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10页。
4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5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载《林毅夫自选集》，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63～195页。
6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7Y. Kwan and G. Chow, Estimating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996, pp. 192-208.
8参见迈克尔·斯宾塞：《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9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表现，显示出改变这个格局的迹象。不过，这个趋势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仍然有待观察。本书也恰恰是以中国作为案例，探讨这个趋同现象发生的原因，以及得以继续的条件。 10参见R. Barro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Inc., New York, 1995.
11西班牙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萨拉伊马丁用“我刚刚做了200万次回归”来形容探索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的学术努力。参见Xavier Sala-i-Martin, I Just Ran Two Million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2), pp. 178-83, May, 1997.
12王庆，章俊，Ernest Ho ：“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而是如何发生”，《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亚洲/太平洋)，2009年9月20日。
13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2011.
14张兴慧：“欧洲创新能力世界领先，全球创新能力瑞士夺冠”，《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4日，第4版。
Laws Govern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Universal Law: Chinese Economy at a Crossroad
Cai Fang
Abstract: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of rapid growth, Chinese economy has mixed with the highly integrated world economy and is now having an opportunity for great rejuven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ed,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ecelerated growth. At the crossroad, the kind of policy choices to be adopted determines economic prospects. This article review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addressing growth slowdown follow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economic decline and stagn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olicy measures on how to prevent the abnormal economic downturn so as to avoid a bad result. The measures include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king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shift toward being productivity-driven.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highly integrated, economic slowdown, Middle Income Trap
【作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主要著作：《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等。(蔡 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