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研究热潮正在国际学术界出现，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否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其发展道路的成功，在于它能够抵御“休克疗法”、防止中国走上“颜色革命”的颠覆道路，确保“渐进式”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结构转型”，中国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规律性。从“包产到户”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从“四个特区”到“全面开放、内外统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中国现代化范式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外延越来越广阔。与此相反，199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和2000年后实行“颜色革命”的转型国家先后陷入巨大困境。于是，各国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学习和概括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特征，即“适合国情、趋利避害、稳步推进”。

解答中国发展道路不会崩溃之谜，在于理解其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作出长远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能够在内外危机发生时表现出高度灵活性和将危机转化危机遇的能力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联系更体现为人民享有空前的自由度和参与度，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路径都是首先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最近十年来，中国的舆论监督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共产党党内民主、多党合作机制、各部门间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等制度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把中国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吸收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观点和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发展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正在初步确定。

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还在于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美国未来学家纳斯比特认为，西方的两党制是一种“横向民主”，大量资源被浪费在轮流执政的选举竞争中；而中国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纵向民主，不会因党派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并符合中国政治文化对于和谐稳定的价值追求。西方政治制度所反映的无效性即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正在成为其不可克服的政治痼疾。在金融危机后，诸多西方领导人在党派政治的束缚下对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束手无策，纷纷感叹“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在比较西方大国领导人的政治困境和中国领导人所显示的政治自信后指出，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奋力挣扎，中国却取得罕见的“成功”。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西方学者开始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纷纷给中国的危机反应能力打出高分。西班牙政治评论家胡里奥·里奥斯在《从中国的角度看危机》一文中指出，“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在不利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

“中国崩溃论”者们根本不相信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更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危机和挑战。如果他们承认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不仅是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更在于这条道路撼动了各国精英的政治视角，挑战西方制度的道德制高点。然而，“中国崩溃论”毕竟在事实面前崩溃了，“历史终结论”在中国道路面前终结了。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2012上海书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