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低迷，维持中产阶层的位置，成了全球中产阶层的忧虑，在欧债危机阴云中的欧洲中产阶层感到不安，面临经济衰退的美国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产阶层也无法避免地对未来忧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7月25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谈及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历史，欧洲中产阶层的焦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印象，以及未来中产阶层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

他认为，中产阶层不安全感增加，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和规模会减少，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激进的政治，中产阶层也可能通过寻找获得安全感和维持经济活动、国际事务的新方法，重新定义公民和政治社会。

欧洲中产崛起关键词：收入和独立思考

上海经济评论：在欧洲，如何定义中产阶层？

王斯福：首先是强调私人财产(privateproperty)，通常中产阶层不单是指乡村地区的私人财产拥有者，主要是指城市的私人财产拥有者。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乡村拥有土地这一私人财产，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当然在中国拥有土地这一私人财产的历史还要悠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层，强调有私人财产。

在欧洲，传统上，自由与一些商贸城市(像意大利的商贸城市威尼斯)联系在一起。而且，中产人群成为一个阶层的轨迹，开始是和商贸相关，之后又与产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发展紧密联系。进而，随着一些专门职业的出现，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中产阶层的规模更为迅速地扩大。这些独立的专门职业，不受贵族、君主等资助。独立、自治的职业，随着产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capitalism)发展扩张的私人财产，这些都是欧洲中产阶层发展起来的因素。

上海经济评论：为何多数欧洲人会自认为是中产阶层？

王斯福：我认为需要区别中产阶层所涵盖的两个含义，一是中产阶层作为被鼓励去消费的身份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另一种以就业中的职位，来定义中产阶层。这些工薪阶层，因为职位被视为中产阶层，否则，会被视作工人阶层。所以，有些人因为生活方式和被鼓励自认为是中产阶层，而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基于此，现在欧洲多数人都自称为“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种被鼓励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国家，要区别中产阶层三种不同的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受人尊敬的工人阶层”这个概念，这些人拥有房产，能让孩子上好的学校。第二个分支，是富有的人，他们拥有富有生活方式的标签，如昂贵的汽车、豪宅、高档服饰。第三个分支，是一个更为职业化的阶层，他们拥有另外一种品味。

上海经济评论：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欧洲中产阶层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王斯福：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欧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得益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与独立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7世纪以来，中产阶层崛起，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初叶，随着工业革命、财富增长、消费增长，中产阶层队伍也扩大了。这是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轨迹。

从中产阶层作为政治构成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党派政治的产生相关。真正被组织成党派，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政党进入政府之前，是政客制定政策。中产阶层作为反对党派成员，促成更多的革命。这是中产阶层崛起的政治立场。

如果要说影响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我觉得是收入和独立思考。

上海经济评论：中产阶层通常被看作是社会稳定器，欧洲中产阶层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如何？

王斯福：我不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核心，社会由各个阶层组成，包括工人阶层，而且工人阶层的贡献甚至多于中产阶层。

我记得有位美国社会学家声称，正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不通过暴力寻求自由，这也增加了社会的稳定。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中产阶层促进社会稳定是有效的。但是，这种观点，否认了社会内部，穷人和富人因为利益所起的冲突。议会制民主是一种稳定社会的方式，但它包括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通过议会制民众，组织自己的党派。

欧洲中产阶层对欧洲经济很重要，中小型企业是中产阶层(或者说传统中产阶层)的经济基础。这些中小生意对欧洲的生意很重要。

危机中的欧洲中产

上海经济评论：谈谈欧债危机对欧洲中产阶层的影响如何，中产阶层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斯福：经济危机使得欧洲中产阶层感到害怕，安全感大大降低。他们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地位。随着欧洲中产阶层逐渐变老，他们需要养老金，但是，养老金受到威胁，价值缩水，给老龄人的社会保障减少。这也是人们感觉不安全的一个因素。

对于中产阶层面临的这些问题，政府并没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政府的唯一想法是他们需要偿还政府债务，解决债务危机，而这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我们感觉被置于一种没有受政府影响的境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为自己做点事情。其中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人们将收入储蓄转而存入小银行或者合作银行(cooperativebanks)。

上海经济评论：有人认为欧洲贫富分化加剧，欧洲会失去中产阶层。你觉得呢？欧洲应该怎么做，来改变贫富差距变大这种状况呢？

王斯福：我倒不赞同欧洲在失去中产阶层这种说法。的确，欧洲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欧洲的贫富差距也变大了。但是，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并不是欧洲独有，像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贫富两极分化可能会使得欧洲的中产阶层规模缩小，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确切的数据显示这是事实。

欧洲政府现在做的，就是偿还政府债务或者避免政府债务的产生，实际上，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种状况。如果要说政府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投资长期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中产印象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你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印象是怎样的？

王斯福：在中国关于中产阶层有争论。按照我对中产阶层的定义，中产阶层指有充足的收入、可以进行某种投资的人群。我认为中国现在有中产阶层，但是，中国并没有中产阶层传统。人们用另外一个说法，中国的中产阶层意味着更文明、有教养，中国中产阶层根据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包括将物质产品作为地位的标志，可以划分的层次较多。

中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的差异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在于，文明和素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的概念，虽然英国人也谈论欧洲文明，但是人们并不把是否比其他人更文明、更有素质，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考量标准。

与欧洲中产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另一个较大的差异是，社会能力(socialability)方面的差异。社会能力是中产阶层的核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没落是通过社会能力来决定的。在中国，有专业组织，但是跟国家和政党联系紧密，这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和英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中产阶层相比，和国家、政党关系走得更近。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中国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面临的压力有哪些？

王斯福：长期来看，中国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是腐败和伪劣产品。但是，在未来，经济减速，人们提升社会能力的机会受限，或者说，变得富有的机会减少，得到好的教育的机会减少，这些会是更大的问题，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担忧。

中国政府在让人们觉得自己更有文明、更有素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去过中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能否让中国国内的市场发展，给中国经济提供充足的支持。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要减少贫富差距，使得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过得更好，避免中产阶层从中产的阶梯上落下。

在中国，过去的20年间，政府强调或者说试图鼓励人们进行消费，以拓宽中国制造业市场，虽然没有做到预期的那样成功，但是，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促进这种消费。

上海经济评论：你怎么看中国中产阶层在未来社会变革中的影响？

王斯福：我并不是太同意，改革总是掌握在中产阶层手中的这一说法，但是，改革的要求，取决于人们是否觉得足够独立去要求改革，不仅只有中产阶层有这种诉求，农民、低收入群体也有。中产阶层有帮助达成这种诉求的资源，如通过网络等方式，这是改革发生的主要方式。当然，这种方式依赖收入和教育，但是改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

中产的未来

上海经济评论：与欧洲中产阶层相比，新兴国家如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什么区别？欧洲能否给中国扩大中产规模提供一些经验？

王斯福：在中国，中产阶层试图使得身份跟工人区别开来。在欧洲，制造业和农业都跟科技联系紧密，中产阶层和工人、农民的差距弱化了。

我倒不认为欧洲能提供一些经验，不过德国也许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例子。中国经济仍然更依赖制造业。欧洲过去30年，制造业弱化，特别是在英国。不过，在德国不是这样。德国不仅在银行业，也在制造业强大。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差异在哪里？

王斯福：中国的中产阶层试图使得自己和一般的工人阶层区分开。他们通过如房子的风格、价格，房子周围的环境等等的不同，让自己和其他群体显得不一样。在过去30年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印度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因为印度公共设施较差，汽车在印度比较重要。和中国中产一样，印度中产拥有很多私人财产，印度的中产很强大。

上海经济评论：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引向什么结果？

王斯福：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逐渐增加的不安全感，并不说明中产阶层在数量或者说是影响力方面的下降。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激进的政治，中产阶层也可能通过寻求获得安全感和维持经济活动、国际事务的新方法，重新定义公民和政治社会。记住，你接受的教育越多，你会更多地意识到战争和生态崩溃的危险，同时，你也更有能力，通过无论是组织资源或者金融资源，来加入社会运动。

上海经济评论：新兴经济体中产阶层的增长，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治格局？

王斯福：新兴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是寻求新的政治、跨民族组织、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此外，我还要指出的是，对养老、工作、债务的忧虑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也在新兴经济体中存在，只不过，这些不安全感被经济增长给冲淡了，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会给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意提供机会。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些不安全感会放大，变成政治议题，就如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就成为重大政治议题了。

新兴经济体，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而它们的中产阶层也需要自己去寻找和政府联系的方式。在新兴经济体，没有多党派政治的长期传统，也没有通过民主机构实现从富有到有权力再到变得富有，而是，在它们近代史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独裁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中，更为直接地从拥有权力转换到变得富有。

在印度，民主选举机构由来已久，但是，他们确保富人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群的特权。印度那些特权较少的中产阶层，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中特权较少的中产阶层，可以迈向许多方向，可以迈向其他形式的民主，如通过宗教信仰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或者迈向和农民、工人阶层组织的联盟。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跨民族和经济体的联系会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致使暴力冲突和灾难发生的因素，结果不可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