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金字塔”结构走向“橄榄形”，收入分配改革很迫切，但又不能仅仅靠单项改革来完成转型。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及危机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意味着“中产”面临更复杂的生存环境，面临更复杂的未来。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人数为8.17亿。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和地区里，“中产阶级”（原文如此）是消费社会的主体、民主政治的支持者、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的拥护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认为，中国依据职业和生活状态,可以分为富有阶层-精英阶层-知识服务阶层-直接生产者阶层-贫困阶层五个板块。在“权力”和“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中小企业主和知识服务阶层，是中国“小康阶层”的主要部分(或称“核心中产阶层”)。

上海昔日的“中产”、拉美国家的“中产”以及欧美国家的“中产”，都给转型中的中国留有诸多有益启示。卢汉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副主任郭存海在此从不同角度予以阐述。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在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理论界也引发出对于现代‘中产阶级’（编注：原文如此）的关注与讨论。从理论上看，‘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标准，也指领先消费潮流的一种创新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指称的‘中产阶级’，又会和关注公共生活，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崇尚人权的社会势力相联系，因而‘中产’话题引发出来的社会内容较为复杂和敏感。”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卢汉龙在《争鸣与探索》杂志2011年11期发表《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以“小康阶层”取代“中产阶级”为尝试》，提出：中国能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身处先进生产力前沿(知识服务经济生产力)，又在权力与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人群，能否和数量更为广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联合，有效地实现其与资本和强权的对话，保证社会公平，从而建设一个有“中产”，没有“阶级”的全面小康社会。

7月20日，卢汉龙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谈中国“中产”之演变，以及其他国家“中产”给中国的启示。

“中产”起源

上海经济评论：虽然中产阶层（MiddleClass）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目前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却众说纷纭，你是怎么定义中国的中产阶层？

卢汉龙：2009年，我参加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组织的关于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研讨会，按照西方的理论，中产阶层是解释中国这些年发展情况的重要概念。

中产阶层理论最早由马克思提出，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家和无产工人之间的中小企业家、小业主。所以传统标准的中产阶层其实就是指小资本家或者说是中小企业家。

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产阶层就扩展到管理阶层。这时管理和资本已经逐步分离，出现管理层，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上世纪60年代之后，即后工业时代，出现“知识经济”，以及新的知识服务阶层：管理阶层、知识白领，他们处于产业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变成新的中产阶层。可以说，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那时，西方普遍认为管理阶层、白领是新中产阶层，有时，也会把公务员算进去。

新中产阶层从事脑力劳动，这些人靠薪水过日子，中产阶层的内涵就不单单是小业主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参照系概念，它是参照物资资本（货币）而言。后来，逐渐参照权力权威和在生产中的地位，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层，或者说是知识阶层、技术人员、白领，这些人就属于中间层了。

假如从传统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以及上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中产阶层的发展变化来看，无非就是三种人可以称为“中产阶层”。一种是中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他们处于大资本（在中国就是国有资本）和生产者之间；另一种是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法官等）；第三种，是公务员，西方有的国家将公务员纳入中产阶层，有的不是，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把拿薪水、从事一些管理工作的也纳入中产阶层。

上海经济评论：刚刚你所说的，从职业的角度来划分中产阶层，目前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也往往从收入角度来定义，从收入角度，你怎么定义？

卢汉龙：改革开放以后，理论上我们要回避马克思最早提出的中产阶层，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中产阶层是一个阶级理念，其语境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讨论中产阶层实际上就蜕变为关注中等收入阶层。在西方，中小企业家、小业主、白领、公务员等，都是拿工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处于中等水平。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对收入调查有计算过。

2005年，国家统计局也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年薪6万元到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但是，这些数据出来后，往往很快就被其他的数据驳倒，很难形成共识。

很明显，在西方，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一种主观上的认同，而不是由科学数据统计如收入数据，得出的概念。二战结束之后，大家还认为白领、知识管理层是中产阶层。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越来越多的工人也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可见，中产阶层已成为一个主观认同意义上的概念。其基本原因是这些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一整套保障人权与社会福利制度。大多数民众进入衣食无忧的中等生活水平。

上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和日本实现了现代化，在这些地方也出现类似的现象。比如，当时在台湾和东南亚做过的中产阶层调查也显示，26%以上的工人阶层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

我认为，当代中产阶层已经变成小康阶层的概念，我赞成现在的中产阶层理论要由小康阶层来替换。小康阶层不讲阶级，而是讲一种生活形态，是指不是很富有，但是也脱离了基本温饱问题，生活稳定，就类似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小康”社会。小康是民间语言，但是它是中国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跟“大同”社会相对应的。小康阶层显示出来，主要是很多职业形态，通过职业形态和生活形态可以甄别是否成为小康阶层，其实，也类似于西方主观认同上的中产阶层。

中国式中产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职业、收入、主观认同之外，也有学者提到生活方式，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仍有争议，你怎么看？

卢汉龙：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没有西方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中产阶层被称为“消费的前沿，政治民主的后卫，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现在，有些中产阶层反而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我觉得在中国，中产阶层并没有产生中产阶层行为的条件。

西方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消费的前沿，政治民主的后卫，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是跟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权民主、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完善，同步进行的。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阶级的界限愈加模糊，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种共识，即人权比产权更重要。这个时候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时代的产权概念已经不一样了，马克思时代的产权基本上是指物质资本。

而上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化，管理、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超过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就是指知识、技术、经验，是可以通过教育形成的。

而且，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发现，经济增长了，但是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权保障十分重要。此时，工人阶层的地位，和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地位也很不同，因为工会、劳动保护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建立起来，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已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逐步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了。

如果只统计收入，或者仅按照职业形态来划分，在中国城市中，已经有30%是中产阶层。

但是，这些中产阶层，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状况，跟西方的中产阶层很难做比较，因为他们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条件很不一样。

比如，私营企业家的收入肯定是中等或中等以上，从产权角度来看，他们处于国有资本和一般劳动者之间，是属于中产阶层。

但是，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市场进入不包容，贷款困难，人力成本的上升很快，他们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

上海经济评论：现在有一个词汇叫做“被中产”，哪些因素造成被定义为中产阶层的人对自己的中产身份并不认同？

卢汉龙：“被中产”的说法大多来自白领知识阶层。对于国内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安定。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有“中产”，但没有“中产阶层”。因为，所谓中产阶层，是要有主观认同的，现在，许多“中产”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并且，客观来说，国内的中产人群并没有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也难有相应的行为方式。

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属于中间阶层的。

上海经济评论：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

卢汉龙：上海的中产阶层在全国而言，比例很高。虽然上海的中小企业家比较少，但是上海的白领、公务员比较多。假如从职业结构来看，本地户籍的上海人口，肯定有超过二分之一的人群可以属于中产阶层。

上海经济评论：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经济的黄金年代，那时，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

卢汉龙：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产阶层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上世纪30年代，职员、白领是上海十分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那时，第三产业规模较大，有的人在外国公司做买办，有的人在公司里做职员。像程乃姗等作家，就很喜欢写这个年代的这个职业群体。

但是1949年之前，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官僚和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艰难成长的。所以即使在上海这样非常现代（摩登）的工商业城市，也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更多看到的是具有“小市民”性格的上海中产群体。但是他们的现代性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讲规则、讲理性、崇拜西方、追求完美。

在1949年之后，直到“文革”之前，这些中产阶层人群，其实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50年代中期以后，中小企业家、小业主，他们的资产被公有化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还是比较中产阶层的。

中国中产的忧虑

上海经济评论：你怎么看，许多中产阶层通过投资、技术移民等方式移民国外？

卢汉龙：这就是人才流失。在早期，人才流失主要是出国留学的人，这些留学在外的人群回来的其实并不多。近几年留学在外的人才有回流，但是回来的人才也不是真正一流的人才。真正的人才还是会觉得在国外发展比较好，整个中国吸引人才的环境还没有形成。

不同的人才对国内研究条件的需求不同，比如，研究自然科学的，可能会觉得国内研究条件缺乏，很多实验室没有，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支持力度也不够。

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来说，考虑得会更多，像知识被重视的程度、研究的环境。国内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此外，欧美发达国家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有些移民是技术移民，会觉得国外的工作条件更好。有些人移民是为了下一代教育

欧美国家的市场制度发展成熟，机会较为均等，在国内有些机会就不一定很均等。公平性、稳定性也是移民的中产阶层考虑的因素。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环境破坏和生存状况恶化严重。食品安全也是大家的忧虑。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增长的趋势如何？中国中产阶级对国内未来的焦虑感，你看来，源自哪些方面？

卢汉龙：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未来肯定还会扩大，特别是白领人员，但现在整个福利保障制度还缺乏。

假如是在外资企业的白领，他们在职业升迁方面有玻璃顶，而且，他们和公司外派到中国的人员，薪资上还有差距。他们面临房贷、教育、医疗方面的担忧，对职业的稳定性也缺乏安全感。

中国整个收入系统不透明，没有很好的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白领的行为有时候也是扭曲的。像医生、教师、律师、法官这些职业，在西方属于最稳定的一类职业。

在中国，这些职业人群，有人力资本，没有职业安全感，又缺乏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支撑，就只有靠人力资本向市场索取，这些行业的商业味道现在很浓。

上海经济评论：如何缓解中产阶层的这种焦虑，减少不安全感？

卢汉龙：首先，建立好的福利保障制度，基本的医疗保障很重要。再者，加强职业的稳定度。第三，要减少收入差距，改变收入不公平的现象。在收入不透明的国家，大家都有一种被剥夺感。现在，中国存在收入不公，收入不透明的情况。在这种不透明的情况下，很难界定属于中产阶层还是不属于中产阶层。

此外，在教育方面要注重公平，要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最近几年，研究中产阶层的学者发现，中国目前的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较弱。本来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但是现在这种改变人生的机会只落到一部分人身上，农村子弟考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考重点大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欧洲中产启示

上海经济评论：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中产阶层引起关注，有些评论认为欧洲中产阶层开始没落。欧洲如何试图改变状况？卢汉龙：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中产阶层同样也变成不安定因素了。

现在，欧美各国越来越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转型增长的问题。产品的制造过程中，生产环境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要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来设计各种类型的产品，物质生产跟创意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方面有很大的资本利润，也会提供很多劳动力市场。创意产业、知识服务业发展很快，这也是以后中产阶层保持社会价值的一种重要职业形态。

上海经济评论：欧美中产阶层的变化，给中国的启示？

卢汉龙：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愈来愈集中，社会性大生产越来越普遍,不过也要看到，整个生产系统还是有一个很长的链条，特别是在零售和服务性行业，要给私人企业发展空间。

另外，我们现在思考问题需要摆脱传统的产业划分方法，在科技革命和新产业框架里看待职业类型。其实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第一产业里也有技术含量很高的，像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高科技的问题。所以要改变思路，看产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如何。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群是很多，其中不乏大量的中产人群。

此外，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强调包容性增长，所谓包容性增长，就两个含义：一是人人有发展机会，能公平地进入市场；二是大家能分享，完善社保和福利系统，能够使大家的生活得以保障。如此，中产阶层的队伍方可扩大，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也会逐渐形成。

但是，这里面是有政策管理难度的，以前大家会认为，福利保障制度是在消耗资源，政府没有钱如何能够提供充分的福利保障。现在，欧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有一部分原因，确实是福利制度太好，给了搭福利便车的机会。但是，这不是根本原因。西方国家强调把福利保障当作生产要素对待，而非看作消耗性的促进社会公平的要素对待。假如，福利保障制度不好，再生产会出现困难，而且，社会发展的目的也会偏离初衷。

现在，社会福利制度也强调，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强调要有公民意识，有些保障采取供款的方式，而非普惠方式。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是有管理难度的。需要公众进行讨论，要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认为所设计的保障方式是合理的，这样才公平。

我们现在的保障制度有些碎片化，按照身份背景来制定，如有社保（或"原市保"）、镇保、综保、农保等。不可能完全不讲身份，社会保障需求是刚性的。因而，在基本国民保障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碎片化差别通过不同的经费渠道来补充。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柯白玮编辑，工作邮箱：kebaiwei@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