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像欧洲一样联合起来的亚洲，一个以共同货币、自由贸易区和某种超国家的治理机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亚洲联盟，是很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这一意见随着短命的鸠山内阁的结束而搁浅。然而，在研究亚洲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间，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存在。
什么条件是这一看似天方夜谭的设想成为可能的前提？又是什么因素在阻碍亚洲的融合与合作？显而易见，决定性因素是日本与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关系。在这其中，中日关系又是最重要的。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照常理和惯例，“逢十”是个纪念和庆祝的机会。10年前，一个5000人的中国友好观光团前往日本，日本则组织了人数达1.38万人的观光团回访，声势浩大。而今年呢，在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图谋和美日宣称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的背景下，此类盛况注定没有重现的可能了。
日本的暧昧
周作人曾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他认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是“富于人情”。
这是他在1925年写的文章，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开始困惑了：他一向视为“明净直”的日本民族缘何对待中国却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告诉周作人，这是因为他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太看重文的一面，而忽视了武的那一面。
这种杂糅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体现，也提示我们，对日本的观察应该尽可能全面。
总体上看，日本人的性格中有善变的特性和深刻的矛盾感。他们既可以彬彬有礼，也可以残暴不仁；既顽固保守，又对新事物充满兴趣；既喜欢纵情声色，又可以为义务而舍弃一切享受；既有深刻的存在感，又伴随着深刻的幻灭感，二者粘合为一种独特的悲剧性的审美观。
大江健三郎所谓的“暧昧的日本”恐怕是对日本国民性最深刻的洞察。暧昧意味着说不清道不明，意味着幽暗的矛盾性，意味着由信仰脆弱而生发的方向感的迷失。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大江语）最强烈地体现为，或者说来源于，日本在东西方之间的犹疑和徘徊。一方面，日本历史上从中国文化受益良多，却没有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日本彻底倒向西方，奔向现代化，却没有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是走向了畸形的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康有为曾敏锐地指出，皇统“莫大于日本焉”。忠与孝的根深蒂固，是日本文化的典型特点。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忠”来解释日本人在日本投降前后呈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在战时宁死不降的日本人，在天皇的投降诏书下达之后，立即就接受了战败的现实，并向美国占领者表示出了足够的友好。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自中国，却与中国有极大的不同。以“忠”为例，首先，中国皇帝自称“天子”，日本天皇则自称为天，且万世一系，在明治维新前的封建时期，天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处于被幕府架空的状态，但历任幕府将军并未动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其次，日本封建时期的“忠”，指的是对主君即直接的人身依附者的忠诚，武士忠于大名，大名忠于幕府将军。“忠君”是明治政治家们的创造，出于团结和动员的需要，他们将国民的忠转移到了天皇身上。
本尼迪克特睿智地指出，中国文化虽讲忠孝，但忠孝之上还有“仁”这一更高的价值准则，忠于皇帝的前提是皇帝施行“仁政”，否则人民就有权利揭竿而起。日本却忽视了“仁”，忠与孝变成了对天皇和父母无原则的服从。可以说，忠孝到了日本，沦为了愚忠愚孝。
对西方的学习也不彻底。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包括工业化和殖民主义，也包括人的解放，日本只学习了前者。
1870年代，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遍访欧美，学习先进经验。在德国，代表团拜见了俾斯麦，俾斯麦对他们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明治政治家们闻听此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大久保利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听了俾斯麦的话，觉得日本大有希望了。
与此同时，明治政治家们对西欧的政治体制毫无兴趣，认为这种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战争的模式不适用于日本。回国之后，他们颁行了第一部宪法，把天皇推上了神的位置。这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日本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竟然是“忠君”。
暧昧的另一个体现是，日本人既向前看，也喜欢向后看。推翻幕府的明治维新打出的旗号便是“王政复古”，时至今日，保守的日本政客还喜欢许诺带领人民回到一个美好的过去。
日本还是罕有的未经历社会革命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化国家中封建残余因素最多的。病态的社会结构导致病态的行为，学者孙歌就从《东史郎日记》中读出，日本军队中军官对士兵的残酷欺压，是日军对平民施加暴行的根源之一。直到今天，日本人依旧受到辈分、年资、性别等因素的压抑，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就说，如果不是在中国混出了点名气，以他的年龄资历是万无可能在日本报纸上写评论的。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将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也有人将日本文化称为洋葱头文化，一层层剥去，却没有自己的内核。由于没有自己的方向感，“脱亚入欧”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时代沦为英国在亚洲的枪手，二战后又沦为美国在亚洲的鹰犬，成了“脱亚入美”。这种唐突和彷徨不但给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灾难，也把灾难引到了日本人民的头上—日本成为唯一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
这是日本的悲哀。
不可能直面的历史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是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但日本有可能诚实地面对历史吗？
理解日本的战争行为和对战争的态度，“忠”是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发动战争的理由为何，都是以“忠”为中轴转化为动员的力量的。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日本人在天皇的号召下投身战争，是为了“让天皇安心”；一旦战败，日本人就立即放下武器，投身到新的事业之中，理由仍旧是“让天皇安心”。
本尼迪克特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能力以及善恶观念。日本的伦理学历来否认德行包括同恶进行斗争，而且日本人认为，他们天性善良，不存在干坏事的可能性，也就不需要诸如“仁”这种道德律令来进行约束。另一方面，日本人将履行由于忠孝所产生的义务作为人生的最高任务。如此，日本人就成了不受道德约束而只为意志支配的行动者，在他们的眼中，行动只有成功与失败之分，而无正确和错误的区别。
日本人对待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是，他们承认从前的道路失败了，现在需要换另一种方式取得国家的振兴、使日本在世界上取得“恰当的位置”。这种转折间不包括对此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和忏悔。
此种历史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忠”的意识和作为“忠”的载体的天皇的存续。二战结束后，日本天皇没有作为战争的最终责任人受到惩罚，并且通过新宪法确保了在日本国的象征地位。相应地，那些参与了战争的日本人以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重新回到社会之中，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与此同时，盟国没有在战后参照对德国的模式对日本进行占领，而是沿用了日本的管理机制，一批战犯在战后担任高官。这使得发动战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得以延续，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就职演说清楚地表示了这种延续性：“我们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讲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日本进步的左翼势力薄弱，无力对日本的国体产生影响，加上日本在战后很快卷入了冷战格局，并且靠朝鲜战争的订单快速恢复了经济，从而催生了保守的政治格局的坚固化。对日本战争历史的维护和美化是这一政治格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
自从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以后，该党强化了对历史问题的右翼立场，以此作为争取选票的宣传工具。另外，相对温和的日本政治势力不具备突破历史认识和现实政治局限的潜力，鸠山由纪夫虽然主张以“友爱”精神处理与亚洲邻国关系，却还是把美日关系作为外交的轴心看待。即便如此，鸠山内阁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短命而终。
人们经常把日本和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应该了解两国的不同，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德国文化历来既有“西方”的成分，也有“反西方”的成分，二战后，德国人将纳粹历史解释为一段歧途，认罪和民主改革则被认为是向正常状态的复归。也就是说，德国认罪并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不对德国的民族认同感构成实质的威胁。日本则不同，他们的文化没有提供这样的回旋空间。
本尼迪克特通过名著《菊与刀》提出了战后保存日本体制的建议，也预见了日本可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在书的结尾，本尼迪克特写道：“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做出贡献。”
在派“自卫队”参加伊拉克战争之后，日本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没人知道日本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多远。
因知识而产生的隔阂
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
日本被认为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日本历史上向中国学习了很多，对此中国人多少有些骄傲和自负，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来访的日本青年代表团被中国媒体称为新的“遣唐使”，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同时，中国人因为日本不能正视历史而对其怀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对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和精致的工业产品则抱有一丝尊敬。
相应地，日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谦卑，但更多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理优势。
日本的这种心理优势包裹在现代、进步、文明的外衣之下，妨碍着两国对同一历史的共同理解。这便是日本学者小岛洁所言的日本人的“知识结构”问题。
日本被迫对西方开放门户以后，选择了在发展道路上模仿西方，同时也在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学习了西方的话语体系，“脱亚入欧”就是这套新的话语支配下的结果。“脱亚入欧”当然不是从地理意义上说的，而是源于西方对“先进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的对立。
欧洲和亚洲作为地理单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构建，这一过程又与文化想象密切相关。欧洲列强因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在单一民族的框架下组成现代国家而被定义为进步的，相应地，亚洲由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多民族帝国组成，故而是落后的。日本的“脱亚入欧”在经济上体现为选择了工业化道路，政治上表现为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步步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从“脱亚入欧”到后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视之为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日本始终以自诩为进步的形象出现在被侵略的亚洲国家面前。以侵华战争为例，在“进步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双重想象的作用下，日本就把侵略自我正当化了。日本拒绝面对历史，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日本式的“知识结构”如今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例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本一再以学术性、规范性为标准对30万死难者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制造一种这样的假象：连死难人数都靠不住，那么屠杀的存在就也靠不住了。这就遮蔽了更重要的问题，也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
这种隔阂是可以消除的吗？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尝试在中日学者之间建立“知识共同体”，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交流”和“共有”是有差别的，要“共有”，就得有自觉存在的共有知识的主体。
显然，中日两国很难形成这样一个主体。
中国的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有笼统地将日本（人）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在现实中，日本人的构成更复杂，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也更全面和辩证。正是在这个空间中，中国才有撬动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很多文艺作品反映了中国人将日本人区分看待的自觉倾向。比如不同版本的《霍元甲》都突出表现了日本武士和日本政客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前者代表爱好和平的人民，代表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后者代表肮脏的政治和阴谋诡计。再比如电视剧《闯关东》，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情谊，他因为后来被日本政客利用而陷入道德上的困境，最后在挣扎中以死解脱。在这样的叙述中，日本人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本性都是纯良正直的，军国主义和政客才是恶之根源。
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以德报怨”的民间基础。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遗孤，他们中不少人被中国家庭收养。收养日本遗孤的家庭中甚至包括这样的极端个例：在日据时期，有怀孕妇女遭到日本警察殴打导致流产，从而失去了生育能力，却在战后收养了日本孤儿。
这种全面辩证看待问题的方法在外交领域也有长期的体现。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前的一些年，中国政府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导对日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用周恩来的话来概括这个过程就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建交后，以民间外交的形式开展的交流广泛而深入，青年代表团的互访、各种文化团体的互访频繁，与经贸关系一起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于官方交往的纽带，为钳制日本政客的倒行逆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多层次外交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
近年来，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两国外交互动中趋于弱化，中日关系可供回旋的弹性空间变小。鉴于日本根本的政治利益，经济关系的“热”根本不足以确保政治关系“不冷”，于是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交替出现，两国关系日益简化为刺激－反应的模式。
我们注定要迎来一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冷淡的“逢十”纪念日了。我们还要做好两国关系滑向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