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的提高与美好生活的实现仍然不是同一个概念。最重要的是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为了人”还是“人为了经济发展”之间真正做出抉择，并据此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

“你幸福吗？”这是2012年中国的 “天问”，它戳中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和内心痛处。幸福感是有的，但不幸福的感觉同样弥漫。

如果说，幸福是一种需求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那么不幸福就是因为需求无法满足而带来的。现状是，很多人都觉得活得很累，身体累，心也累，因为既要为生活奔波，心理上也缺乏安定感。

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吗？为什么一个有能力让人生活得更幸福的时代没能做到这一点？

把命运交给市场

根据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参照这个分析，造成不幸福的原因也是多层次的，从低到高大体可以描述为：经济上的拮据带来的对人的直接限制；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生活体验到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正义的缺位和公共生活的空洞化让人生的意义大打折扣；等等。

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人的影响程度的大小有不同。需求的层次与幸福感的获得之间存在着一个“反比”关系：低层次需求的满足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不强，但未能得到满足带来的不幸福感是极其强烈的；反之，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可以带来更强的幸福感，而未得到满足的不幸福感则相对是轻微的—一个人因未能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感到的痛苦是偶尔在感时伤怀的时候才感觉到的，而贫穷带来的痛苦却如影随形，无可摆脱。

换句话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经济生活是指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储蓄等各个方面的情形，这是人的生活的“第一场域”，对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影响最为直接。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有所重合，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出发，人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或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

经济生活及其支撑的社会生活是生命质量的支柱，一个在孤独中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人，难以发展更高的精神追求和高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也就不可能实现人生的意义。

如今，我们都生存在一个被称为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普通人的命运主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其他因素。而在市场环境下，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首要地取决于他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占有资本，还是只能向资本出卖劳动。对那些缺乏技能（技能的获得是需要成本投入的）而又天资普通的人而言，市场游戏可以是极端残酷的，因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总是创造性和破坏性并具：它创造机会把一些人吸纳进来，同时也在破坏一些人旧有的生存方式后将其排除在外。你必须拼命挣扎，才能将头露出水面。

“凤姐”（罗玉凤）是一个靠自我炒作而为人所知的人，绝大多数时候，她给人的感觉是行事乖张，说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偶尔她会袒露心声，表达不为人所知的内心感受。2012年1月17日，她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我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失去公平的教育机会。在上海打工时，常常失业（失业不是很平常的事么？），而我没有失业救济（哪个中国人有失业救济？），每当有老板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时，我就想我是不是要饿死了。我常常活在被饿死的恐惧中。没人判我死刑。而我却会因为丢工作而失去生命权”（原文如此）。

寥寥数语，把一个底层人物的辛酸和苦痛表达得淋漓尽致。她描述的这种状态，绝非特例，无数的人有过与“凤姐”相通的体验。通过“炒作”，她至少部分地改善了生活的境况。“凤姐”是一个熟悉并善于利用社会规则的人，是这个平庸时代的反抗者。

还需要看到，这个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同以往，资本的集中化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就使得占有少许生产资料的人群也时时感受着市场的寒意。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增长不增收，甚至减收；小商业经营者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次对市场的操控和炒作足以导致很多人破产。

排斥人的经济

市场经济宣扬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市场提供平等的机会，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可能，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个意识形态的反面是，那些市场上的失败者，大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懒汉”。可事实是这样的吗？在这里，我们简要回顾全球经济体制在晚近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世界经济在197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黄金年代告一段落了。在此前的黄金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过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快速稳定的发展，这种以大规模生产加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对工人而言意味着高就业率和工作的稳定。这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社会，查尔斯·米尔斯所定义的“白领”逐步取代了无产阶级的概念。

相应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应对西方的军事威胁，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建立起了一套工业体系。而在就业率方面，社会主义阵营是以全就业为目标的。对西方而言，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竞争是促使其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劳工待遇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

那个时代的批判家们对两个体系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共性的关注要大于对二者声称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关注。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才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两个体系的共同点是“技术理性”的制度化，都导致了对人的自由的压制，导致了个人的消失。

1970年代初西方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世界再次遭遇资本积累的瓶颈，福特主义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回潮，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英美分别执政，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阶段。此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的改革直至解体，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横扫全球。

体力劳动者的地位迅速下降，强大的工会势力在西方被摧毁了，在劳动强度和时间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却呈现下滑。这一趋势持续深入，在最近的危机中，高福利被毫不犹豫认定为罪魁祸首，进一步剥夺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劳动福利成了各国的首要政策选择。

随着金融化、垄断规模的加剧、技术进步等因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均衡。萨米尔·阿明从全球的视野进行了分析。首先，全世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30多亿）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工业化农场的农业从业者相比为1︰2000，如果西方的农业生产方式扩展至全球的话，只需要数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就可以替代这全球总人口的一半。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分化了城市工薪阶层，使他们变成“稳定群体”和“不稳定群体”两个部分，前者因为更高水平的专业技术而得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者则相反。在人数上，后者几乎两倍于前者。

这一理论性的概括与中国的现实是高度吻合的。一方面，农业持续释放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改革制造了大批没有稳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按照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被经济发展所排斥的人群仍将持续扩大。

有了总体的视角，便知道“穷是因为懒惰”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相对大的一部分人的赤贫化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他们被置于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注定要在生存线上挣扎。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他们可以不停地更换工作，更好的生活却一直像是个梦。

马尔库塞认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不过是奴隶，他在《单面人》中写道：“发达工业社会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不是奴隶，既不是由他是否服从、也不是由他的艰苦劳作决定，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所决定。”也许马尔库塞没有预见到形势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他在1960年代写下的话如今听起来像撒娇一般。让那个时代受到他的理论激励而走上街头的造反学生不满的是学校教育中的理想主义和无聊的职业预期的冲突，可是今天呢，困扰大学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能否找到一份工作。

套用鲁迅的话，如果马尔库塞批判的年代是劳动者“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如今则是普通劳动者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被剥夺的人生意义

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最本源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局部的理性和整体的非理性的并存：每个生产单位和每个生产环节都组织得高度理性化，但生产的目的却极端非理性化，即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无论是服从于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的贪婪（“有300%的利润就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还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宗教性狂热（通过积累财富获得救赎的新教伦理），抑或是资本无限累积的法则，生产的目的都与人的需求没有直接关系—不是为了劳动者的需求，甚至不是为了资本家的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与生产资料脱离联系的人只能通过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以此谋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能力是人的内在属性，是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途径，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人失去了其完整性，被降低为生产工具的一种。

这种现象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异化”：人与自己的劳动产物、劳动过程以及其他的劳动者之间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意味着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割裂，资本主义经济摧毁了二者内在的联系。马克思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便并入了资本。”

马克思展望一种有机的人的生活，人在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自由，“……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无疑是一个高尚的、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因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引起了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鸣。

卡尔·普兰尼使用“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术语考察了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变迁。他区分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建立在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普兰尼认为在无论何种形态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中都存在商品交换，于是就都存在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是地域性的，且市场交换嵌入于基于另外两种原则的经济体制：“体系性的互惠”和“等级制的再分配”。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经济生活是置于社会生活之内的。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市场才获得了超越其他经济原则的压倒性地位，“经济人”才压倒了“社会人”。市场法则的无限扩展及对市场进行规制的努力的失败，成为包括大规模战争在内的社会动荡的根源。普兰尼认为，通过市场实现人的自由的假设是错误的，自由只能通过社会性的场域得到实现。

这些理论性的思考对理解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体验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收入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跟不上“三座大山”的增长速度，所以感觉累，感觉不幸福。如果说在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大家都拼命工作以改善国家的现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么在一个生产能力总体上已经足以使所有人得以体面生活的发展阶段，人还要被置于只有工作得这么辛苦才能生存的境地就成为经济发展走上了非理性方向的明证了。

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的作者吕途说，一个打工妹在接受她的访谈时这样反思自己的生活：下班后，除了休息就是洗洗涮涮，为上班做准备。我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没有自己的生命，又哪来的自由呢？

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怀疑不是个例，甚至不只是打工者们才有的体验，很多白领、金领们也有这种感受，只是后者的收入更高。在一个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经济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超时劳动获得生存线以上的收入，每月只有一两个休息日，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的现象是普遍的。白领、金领们则过着“有时间赚钱，没时间花钱”的日子。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劳动者在这样的工作生活状态下产生的孤独感。富士康的厂区内，体育设施、图书室、食堂、宿舍、心理咨询室等应有尽有，却发生了年轻工人接连自杀的事件。这正是 “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的状况所导致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是由一个个分立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在打工者群体中，也存在着基于乡情等建立起来的网络，但这种社会关系往往被用作寻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很多社会学研究可以支持这一论点。

扭转经济的非理性化

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值得期待：发展经济的目的回到了人，人与人之间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彼此不发生关系”的状态，换句话说，生产环节的理性化和生产目的的理性化在这里趋向统一。

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到了在全局范围内扭转经济的非理性化趋向的时候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会见记者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值得期许的态度。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未来10年“收入倍增”计划，我们有理由对此充满期待。但是，收入的提高与美好生活的实现仍然不是同一个概念。最重要的是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为了人”还是“人为了经济发展”之间真正做出抉择，并据此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

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认真践行，小康社会就触手可及。

201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