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反过来说，哲学需要的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讲到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这句名言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科学都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
按照我的看法，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就是whyofwhy。如果说，单个的why主要是对实证科学而言的，那么，两个why则表明，哲学的起源具有更深含义，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实证科学为什么会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而不是另一些现象作为自己惊奇的对象呢？这里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实证科学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必须由哲学来解答。哲学是为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的。像试管婴儿和人体克隆问题，引起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巨大兴趣；而哲学不仅对这类重大问题发生兴趣，更对生命科学和医学为什么对这类问题产生巨大兴趣而发生兴趣。哲学通过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式，目的是澄清生命科学和医学的价值基础。
在普通人心目中，哲学是高高在上、十分抽象的学问。其实，在我看来，哲学不但不在高处，而是在最低处，也就是说，它是最具基础性的学科，为所有实证学科澄明思想和价值的基础。
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文艺复兴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在其名画《雅典学院》中，画了一个大厅，大厅中央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有好多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或者三五成群讨论着问题，或者独自一人陷入深思。这幅画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困惑与惊奇。正是这种悬而未决的困惑引起了人们对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经久不衰的兴趣。后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写了一篇散文《梦》，在他梦中出现的正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的情景。狄尔泰写道：“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雅典学院这幅画的画面也表明，哲学家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家，即善于因惊奇而发问的人，而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史。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家们对问题不断进行探讨的历史。当然，有的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也有的问题正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改变一下它们的提法，那么原来的问题也就消失掉了。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核心则无例外地是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思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文本时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提出原创性思想。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说过，哲学家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奥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要用比他们更荒谬的方式来思考和解答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探索与问题之间，或哲学探索与我们的困惑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施以怀疑和讥笑。比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作品《云》中无情地嘲笑了苏格拉底，在莫里哀的喜剧、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中，也同样能遭遇到哲学家的尴尬。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爱的。比如说，据古代学者记载，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天一夜！笛卡儿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正好遇到空袭，他抱着书稿逃了出去。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竟站起身来走了，忘记了坐在屁股下的那部书稿！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这部书稿早就没了。后来，他又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撰写出来。这是何等伟大的毅力！在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浮躁和浮夸的时代来说，这种哲学的沉思既难能可贵，也十分必要。汤因比曾经提出过“退隐与复出”的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伟大、原创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学术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学术。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前后沉默了12年，撰写书稿则只花了4、5个月。所有这些表明，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现在不少年轻学者热衷于“炒作”自己，一开口就讲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们倒要问，这些论著都是有质量的吗？它们对我们的学术生活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吗？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在学术上真正有推进的东西并不单纯取决于数量，而人们则总是片面强调数量，所谓“著作等身”在今天就带有讽刺味。我经常开玩笑说：“著作等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个子长得特别矮小，所以比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论著的字都写得特别大，这些论著垒起来大概也比较容易等身。真正说来，学术论著的价值要从其质地上得到规定。比如说，有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论文，不过几百个字，一个公式，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文字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这些文字是否体现出作者的原创性。在哲学研究中，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而应该对哲学有敬畏之心，并自觉地把哲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事业来对待。
哲学之困惑
众所周知，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实证科学，如物理学、化学这样的科学，一旦确定其领域后，就不会再有大变化，但哲学却必须在其研究的途中不断反躬自省：什么是哲学？因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理解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正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有个学者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这个说法在表述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哲学。其实，正确表述应该是：张三有张三的哲学观点，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观点。因为哲学观点可以是复数，然而哲学却是惟一的。事实上，只要仔细思考下去，就会发现，目前整个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比如说，人们通常把哲学划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趣的是，这里的“中国哲学”以国家作为分类原则，而“西方哲学”则以区域作为分类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学派作为分类原则。而在这些不统一的分类原则中，韩国哲学、印度哲学、拉美哲学、非洲哲学等又将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分类亟需改革。
像“中国哲学”这样的提法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述方法。如果我们换一种提法，能不能说世界上存在着“法国数学”、“比利时数学”和“索马里数学”呢？或“美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和“泰国物理学”呢？物理学和数学可以按国界线来划分吗？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作为学科，它们都是惟一的。所以，我们能够谈论数学在法国或比利时的发展，物理学在英国或美国的发展，却断断不可使用“法国数学”、“美国物理学”的表述方式。同样，严格说来，我们也不能使用“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不然也会引起误解。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难道竟有两百多种不同哲学吗？汤因比就主张，不要以国家、而应当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为什么人们就不能以不同文明来划分不同哲学类型呢？“中国哲学”的提法也许应该被“哲学在中国”或“哲学的中国类型”的提法所取代。
我们再回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来。“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起源于日常语言，源于日常语言中的“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然而，这一提问方式已经包含着一个假设，即被询问的对象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当我们以同样方式去询问“什么是哲学？”时，无形中也就引入了一个理论假设，即哲学也是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有待于询问的对象，它与询问者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疏略了。而实际上，哲学不能脱离我们的生存状况，以现成的、知识对象的方式被询问。
一旦哲学被抽象为已然摆在那里、单纯的求知对象，它与作为询问者的人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遮蔽起来了。所以，“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和句型已经使我们无法真正洞见哲学真谛。
我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提问呢？就人与哲学之间的意义关系而言，我们应该以下述方式来提问：“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正是这一提问方式把注意力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即探究哲学对人类的意义。为了用这种新的提问方式来引导人们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解答，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题际性”（inter－question），把两个问题用连字符号贯通起来进行提问：“什么是哲学－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意图就是让人们不要撇开第二个问题来询问和解答第一个问题，从而保证人们不沿着单纯的知识论哲学的思路来追问哲学之真谛。
认识论之困惑
一讨论认识论问题，我们就假设自己已经置身于认识论的语境之中了。何谓“认识论的语境”？也就是预先假定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的媒介物（如语言）的存在。撇开认识论的语境，去追问未受人的认识污染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我们只能在认识论的语境中去探索世界。事实上，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根本性困难：一方面，世界乃是生命的流动，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东西，这种生命之流构成世界的本质。然而，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却无法把握它的流动性，我们只能通过时间、空间，通过各种范畴和概念等去切割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就被“谋杀”了。于是，我们陷入到一种无法回避的悖论中：一方面，我们的目的是认识作为生命之流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认识的却是已经被我们的概念工具切割肢解的、死去了的世界。
如何从这种悖论中解脱出来？哲学家们想出了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以黑格尔为代表，主张让概念本身也流动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概念的辩证法去说明流动着的世界。这个理论遭到许多批评。人们普遍认为，概念和逻辑都从属于理性，因此，它们并不能完整说明世界，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单纯的理性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另一种方法主张，即使概念是流动的，也无法把握流动着的世界，因为此流动非彼流动，何况概念运动不可能还原出千差万别的世界之原样，因而主张，只有以非概念、直观的方式才能把握世界，从而提出了理智直观的方法。然而，康德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直观只可能是感性的，只有上帝才可能有理智直观的能力，而普通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以后，谢林主张哲学家可以有理智直观的能力，但其解释导向神秘主义。因而黑格尔讽刺他的理智直观乃是“黑夜看牛”。后来，胡塞尔力排众议，提出了“本质直观”和“范畴直观”的新见解，但这也只是就人们对本质关系的把握而言，至于对整个世界或实在的把握，无论是柏格森的理智直观说，还是佛教的顿悟说，都是聚讼纷纭，无法引申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来。
方法论上的困惑
在哲学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像诠释学在其诠释方法上所碰到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为了了解整个文本，人们必须先了解文本中的每个部分。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吃透整个文本的精神，那么你对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于是，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的、互动的关系。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表达会涉及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人们常说，窥一斑而知全豹。其实，对于金钱豹这样的有机整体，整体永远是大于部分的，从部分（一斑）是永远推不出整体（全豹）来的，除非你在“窥一斑”之前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对“全豹”形象的了解。
另一个是认识者的期望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认识的期望而言，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对象获得客观的认识，但由于我们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有先入之见。这也是人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悖论。如何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实际上，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自觉地应顺这一悖论，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先对作为认识者的自我进行批评性反思，这种反思绝不可能使自我出离任何立场，从而处于无立场的状态下，而只能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立场，即尽可能排除自己的主观情感或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使自己的立场变得更为合理。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任何客观性都是奠立于一定的视角（perspective）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客观性也就是使自己的视角更切合通常性的观察视角。
语言表达上的困惑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在我们这里，哲学的反思还很少触及到语言问题。其实，当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也正使我们陷入种种表达的困境之中。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语言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加以探索：一是语义学，即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二是语用学，即从语言的使用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
先来看语义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苏格拉底说过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谦虚，但深入分析或许会使我们引申出相反结论来。假如说，苏格拉底什么也不知道，他又是怎么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的呢？反之，如果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那就决不可能有“我知道”这样的句型。其二，苏格拉底能够说出这句话必定有两个前提：第一，他必定知道，用他已经掌握的语言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第二，他也必定知道，他用语言表述的思想他人可能理解。不用说，如果他对这一点也缺乏信心，那就不可能对他人说话。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在说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前，他决不可能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谦虚乃是伪装出来的。
再来看语用学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但在相当多情况下，我们也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所以，有些话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其真正含义。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出错后，别人总会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去安慰他。这句话的含义是：人人都会出错。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正好相反，它的意思是：普通人是会犯错误的，但圣贤却是不会出错的。这样的见解不正是现代迷信的思想基础吗？这充分表明，我们要充分注意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实际上赋予语言的含义，而不能停留在对语词表面含义的分析上。
顺便指出，我们总是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这种见解包含着双重误解。其实，语言不但不是我们的工具，反过来，我们倒是语言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一只具体的猫诞生了，过了一些时间，它又死去了。然而，猫这个概念却是永恒的。语言就像一条大河，生生不息，而一只具体的猫就像河水表面的泡沫，刚产生不久就破灭了。具体的猫是如此，具体的人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真正过程决不是我们把语言当作工具来使用，而是语言把我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常常陷入自大狂的人们总觉得自己的思想是十分自由的，可以思考自己愿意思考的任何问题。然而，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的自由很可能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当他们的思想像一只风筝在天上翱翔的时候，他们已然忘记了自己身子牵着的那条线！
实际上，我们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如何表达，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什么问题发生兴趣，所有这些早就为我们已经熟知的语言所规定。有时，人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见解是多么富有创意，频繁使用这样的句型——“我发现”、“我确定”、“我相信”，仿佛我真的做出了什么伟大发现似的。其实，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形式化主体，真正主宰这些人思想的乃是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主体。比如说，有人总喜欢夸口说：我最近读了好多书，学到了好多知识。其实，把这句话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被这些书牵着鼻子走了，我已经不再有自我了。直到有一天，当这个人表示，他已经发现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时，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了。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反过来说，哲学需要的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