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者是否深陷在时代的局限中而不自知？

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时，一定没有想到，这座奢华的园林会在100多年后毁于一炬；也无法预期，他执政期间看似寻常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一次来访，竟成为西方历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是从乾隆和这座皇家园林开始，庄秋水开始了《三百年来伤国乱》的历史叙事。这只是她文章结集时以时间为序的无意安排，却也恰当地为其建构的历史画面，涂上了“伤”与“乱”的底色。

庄秋水也许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历史学者都有更娴熟的文字表现技巧；虽然她的现实感未必卓然。而后者，又未尝不是她的一个优势。

因为，对很多历史学者而言，所谓现实感，常常不过是循着当下的政治正确，做一次意识形态的站队，然后选择性利用（甚至是歪曲）史料借古讽今而已，而庄秋水似乎对人性的复杂世界更感兴趣。

想象的可能性

庄秋水在序言中说，这些文章是她过去两年多沉湎于“历史侦察学”的结果。“历史侦察学”意味着作者要像一个侦探，透过既往岁月遗留下的各种蛛丝马迹——文字、图像乃至各种可被利用的考古片段，在自身缜密的逻辑分析下，贯穿出一个符合历史语境的图景。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期许，但我的担忧是，它可能常常会仅流于想象。

我对庄秋水的最初印象，来自她的《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一文。文中指出，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作者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则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历史展开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是，就《王氏之死》这本小书而言，我却认为，史景迁将民妇王氏塑造为一种时代苦难的象征，未免过于轻率。他不满足于对明末清初郯城民众生存图景的一次扫描，试图将一个预设的命题加诸既往的现实，结果大而无当。

其实，我并非不赞同对历史“更具想象力的侦察”，因为岁月留存下来的证据常常是残缺且被主流话语所形塑的，历史学者必须想办法穿越其中的迷雾。我的异议在于，睿智如史景迁，有时似乎也没能达到目标，反而被想象力所害。

关键在于，治史者本身，是否也深陷在时代的局限中而不自知？譬如，谈及明清时代，是否先验就有妇女受压迫的成见，从而影响了史景迁的想象空间？再譬如，谈及中西方碰撞，我们是否也拿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简单二元对立模板，来印证纷繁错综的历史事件？而在革命话语主导历史叙事已经一个世纪的背景下，我们对人、对事的评价，是否偏离常识太远？

后见之明

回到《三百年来伤国乱》开篇的《帝国的荣耀》一文，庄秋水认为，乾隆皇帝爱慕虚荣，崇尚浮华。这些应该都是事实。但是，庄秋水进而引用学者叶晓青的论述，认为，乾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态度突然转变，是因为英国的礼品单太厚了，以至于夺走了他的优越感。

事实上，我感觉美国学者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的判断可能更符合实际：“遭到清廷拒绝的……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声称，这些声称在礼仪过程中表现出来并被视为过分狂妄。”正如这本获得列文森奖的著作所引述的，马嘎尔尼曾在日记中提到，他在热河皇家园林的大殿中，随处可见精致丰富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音乐自动装置时，“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羞愧难当。”乾隆皇帝此前并不曾因收到“厚礼”而迁怒他国使团。

我不知道庄秋水本人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更进一步的看法如何。但从诸多媒体在“火烧圆明园”事件的纪念专题中，我发现，媒体精英大半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鸦片战争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清廷在马嘎尔尼使华期间表现出的落后、保守与盲目优越感，即预示了这种冲突不可避免。言外之意，鸦片战争的主要责任似在中国。

然而，单就使华事件中的傲慢与偏见而言，似乎马嘎尔尼表现得更为严重。我赞同拿破仑的说法：马嘎尔尼与中国人打交道，应该入乡随俗。以现代国际法的准则，来衡量前国际法时代的国家交往，显然并不恰当。

至于接下来的鸦片战争，与其说和清廷的闭关自守有直接关系，毋宁说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冲动。清廷即便答应英国开放贸易的要求，放任鸦片流入，白银流出，可能仍然无法满足西方的要求。

《三百年来伤国乱》最后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其实，19世纪的英法与20世纪的日本，入侵逻辑有一贯之处。抗战的胜利，最终得益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果仍是19世纪的旧局面，无论怎样应对都注定要失败的国民政府，其种种作为，恐怕要受到历史学者更大的挑剔与嘲讽。可是，对历史“成王败寇、胜者通吃”的评价逻辑，毕竟只是一种事后的建构，而非本然。

“革命话语”的遮蔽

近一个世纪以来，被历史学者建构的最大神话，莫过于革命。

庄秋水亦察觉到这一陷阱，因此在讲述段祺瑞时，努力不停留在简单的“残民媚敌”脸谱上。在刘和珍案中，更提及苏联对学生运动的介入和国内激进领导者“惨案通向成功”的斗争哲学。

但是，在论及秋瑾时，庄秋水却对其不加反思，完全倾倒。我以为，这是革命话语遮蔽的结果。

姑且先不谈秋瑾参与暴力暗杀的是非，仅就庄秋水文中盛赞的“秋瑾所开启的女性独立自主的历程”而言，当秋瑾以两个子女母亲的身份离京出走留学日本，“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向公公索款办学。朋友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如隔世矣’。”这种“天伦情淡，母性转薄”，从百姓的日常理性看，显然已是人性的异化，为何庄秋水反称其为“代表了全中国女性的觉醒”？笔者以为，这样的女性觉醒，还是少些为好。

大概是受近年来《闺塾师》《缀珍录》等海外汉学研究专著的影响，庄秋水对秋瑾所关于中国女子“沉沦在十八层地狱”的宣讲，并不以为然，因为包括秋瑾本人，也受过江南士大夫家庭良好的文学传统教育。庄秋水谈到了秋瑾对日本友人服部繁子“我要让男子屈服”的内心告白，但没有提及的是，秋瑾还曾对服部繁子说，她厌倦了太和睦的家庭氛围，“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这当然可以说明秋瑾并未受到传统男权社会的家庭压迫。更多的证据显示，是秋瑾对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寡恩薄义”，而促成她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恰是庄秋水盛赞“侠风激扬”的吴芝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庄秋水虽然对人性的复杂世界更感兴趣，但仍免不了现实意识形态话语的渗透与遮蔽。生于斯世，我们谁能完全避免呢？来源: 《中国改革》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