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执政理论，要将其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由重点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向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延伸，即由经济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取决于政治观的发展程度，或者说能否顺应时代，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这已经是个绕不开的命题。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在几近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步履维艰，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或决策层的决心与勇气，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支撑不够，也就是政治二字横亘在面前。笔者认为，在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与诠释前，即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囿于表层，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讲政治要与时俱进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治必须顺应时代，不断调整自己。就世界来讲，伴随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认定中国社会的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再加上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两大建设目标，我们便有理由认定今天的政治观已经大大区别于昨天的政治观。如此，不能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和诠释，就无法顺应和吻合时代，就会出现屁股坐在现代政治上，脑袋却囿于传统政治中，进而也便不可能确立现代政治坐标，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价值坐标也无法确立，模糊必导致内政外交陷入窘境。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无法总结和抽象出“中国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结果只能以利益关系和开支票来赢得话语权，而钱买来的国家关系和支持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还可能模糊自己的形象。为什么我们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等过程中承受了那么多的质疑?为什么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冲撞越来越广泛而持久?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这其间的逻辑关系不难理解，但实践中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其它各领域的工作，至少尚未借助法理、伦理和宗教推进政治。诚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力量都是强大无比，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问题是冷战结束与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已经不支持过去那种政治，及其那种政治中生发的力量。这一点从冷战结束我们社会受到的精神冲击要远大于西方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之所以在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过程中未受太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其精神力量并不是通过政治运行获得，而是从宗教中形成。本质上讲，西方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差异很大，西方政党轮替一般不会讨论政治制度问题，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差异，仅仅是执政理念的较量。华盛顿甚至说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没有政党，不久前奥巴马还说，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就不同了，不仅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就是一些政治思潮也时时影响着人们。作为讲政治的社会，政党及其政治理念影响带有根本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性政治活动都一再强调讲政治，我们党的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都一定要讲旗帜、理论、道路和制度这些重大命题的原因。问题是世界政治走到今天，党也开始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笔者出访加拿大，导游是一位移民的共产党员，他调侃说自己潜伏在加拿大，什么时间解放军打过去的时候，他会号召其它的潜伏者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灭掉。这是否可以引出一个重大命题，热战到冷战可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支持政治信仰，当《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后，支撑信仰的终极和永恒在哪里?这就说明，如果不发展和重新界定政治，就无法解决人们目前面临的大量困惑，精神力量也便无法找到新的生长点。
党承担了太多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走过许多弯路，有过很多教训，但值得骄傲的东西更多，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末民初上百个政党都宣称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情况下，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出，且带领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在十年“文革”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实现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这样，我们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自然有民众心态和价值观变化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由感恩心理向纳税人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党和政府做得好属应该，做不好多受指责。换句话说，做好100件事中的99件是责任，一件做不好是失误，必然也必须受批评，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
正是这一特点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审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权力集中对执政意味着什么。诚然，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定权力集中使党获得了强大力量，因此做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事，但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这时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是无法以物质利益解读的。所以，是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无度的欲望。这就决定着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政党和政府远没有承担我们党和政府这样沉重的压力。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与洛克等人的政治理论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概括起来讲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权力有限，按照权小责小、权大责大的原理，西方的民众对政党和政府没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比如，人们经常讲在美国要见个州长、市长很容易，预约一下即可，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而在中国不仅见省市领导难，就是见个县委书记也不容易。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改变了人民公仆的性质?显然不是，根本原因还是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决定的。在西方社会，如果精神出了问题进教堂，如果想赚钱进市场，如果发生法律纠纷就进法院，甚至许多公共事务也是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下，党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同时几乎承担了一切责任，所以就没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处理官和民的关系，类似的问题不予以讲清，也便容易造成比较中对党和政府出现不认同。也就是说，一党执政，且有着无限承诺，永远执政，必无法卸责，那么就很难避免权大责大，期望高失望大。显然，这一点在革命状态下和执政状态下认识差异很大。革命状态时的政治斗争几乎一切围绕“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大大的”，这个过程甚至不太在意手段和方式。不仅这样，甚至权力集中的理念要表现到思想领域，也就是统一思维、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执政状态下利益和价值观出现多元，政党可以统一思想，社会却无法统一起思想来，充其量形成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观。
政治不清难以科学发展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所以，我们党越来越强调依法治国，为了在认识上实现突破，十七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党的主张突出反映在政治主张，国家意志主要体现于法。尽管这样，我们看一下现实又会发现，依法治国在推进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不易处理的难题，就是法和政治的关系。比如，目前多采取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办案来体现党委意志，依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带领人民群众制订法律后，所有人和组织都应当在法的范围内活动。问题是，我们强调“严打”和维稳时，就强调严刑峻法，强调和谐时又过多考虑法律之外的因素和手段。比如，有司法系统的高层解释，死刑判决基于三大因素：罪责、党委意见、群众情绪，这显然是把法的严肃性放在了一边。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前天津出现的法官打律师事件，双方竟然都离开法却“以党票作保证”。实践早已证明，没有了法的刚性，其它因素都是靠不住的。从刚刚公布的国家审计署对部委的审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量问题一直存在，属于年年审计年年犯，其原因不在政治而在缺少法的刚性。
根本而言，要保证我们社会科学发展，除了强调以精神目标和高尚的价值追求引领大众，特别是引领执政集团的成员，更重要的是以法的强制力来规范人的行为，这时的政治更多地表现到法和政策之中，而非评价和考虑社会大众的基本尺度。实践告诉我们，人人都讲政治，并不是最有序的社会，甚至会异化为最难管理的社会，因为政治分歧远比物质利益分歧难化解。惟有通过法来规范，社会才会真正走向有序，党的执政能力才会加强。显然认识并遵循这一点是很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讲政治，就如北京奥运会，我们在批评西方体育政治化的同时，又要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办好奥运会，所以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们过于崇信政治力量。今天，在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讲政治”泛化，甚至“政治冲击一切”，很容易弱化党的执政能力，同时引发质疑。
从党的自身建设上讲，我们也需要确立新的政治观。看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一直存在着“左”和右的斗争，不是“左”就是右，环顾世界国外各党派也有党内的利益和观念之争，但很少看到有我们这样的路线之争。其实，界定“左”和右本身就是一大难题，是理论还是实践?是理论为什么没有起到前导作用，却一次次出现历史的重演，甚至还一再改写历史定论。如果是实践作出，那么是不是谁胜了谁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言，那么还有真正的政治坐标存在吗?更深入分析，革命阶段还有“左”右之分，执政阶段甚至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左”右之争，因为对外不输出革命，对内阶级消亡，何来“左”、右之争，没有了政治上的争斗，那么政治的力量还存在吗?政治坐标系还能建立得起来吗?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党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有赖于政治观的新突破。
文化建设也与此相类似。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创新，这抓住了要害。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便能清楚认识到，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和文明的创造才能实现崛起，正是缘于此，我们讲创新是民族之魂，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问题是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走过60多年的建设历程后发现，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也未产生光耀世界的思想和文明成果，原因何在?在于观念，也就是禁区太多，知识阶层不敢和不能放飞思想，创造也便不可能。禁区多，是否意味着我们党走向僵化，惧怕真理?显然不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把革命时期的统一思想不加区别地带入执政阶段。所以，要营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文化创新提供条件，必须靠政治观的发展和突破。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已经成为最现实、最重大的理论命题，这个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甚至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崛起。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之后，必定能够实现第三次飞跃，即政治观的新突破，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备的发展能力决定的。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