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1941年初，29岁的胡乔木迎来了他人生的“双喜临门”。这年1月，他第一个孩子胡木英出生；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满面春风地走进胡乔木的窑洞，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这可真是太突然了。
胡乔木寻思自己连毛主席的面都没见过，怎么会点名叫我去呢？王若飞笑着说：“主席看到你在《中国青年》上那篇《青年运动的思想问题》，写得好啊！”就这么简单，胡乔木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孔子曰：“三十而立”，3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谓是盛年的开始，对于胡乔木来说，更是他人生的起点。
从“校对”开始，进入权力斗争核心
报到当天，毛泽东和他见了一面，毛泽东也就简单寒暄几句，知道来了个新秘书。刚开始，没当过秘书的胡乔木有点不能进入角色，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作为文化秘书，该从何做起呢？
第二天，胡乔木敲开毛泽东的门，看见他正在看《六大以来》的清样，便主动请缨：“主席，我来看这个吧？”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接着又道：“校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细心。校对也叫校雠，要想对待仇人一样把错误校出来。”或许胡乔木当时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共党内最高的意识形态交锋中，也就当然成了毛泽东的“天子门生”。
毛泽东受到《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为打击党内政治对手、掌握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于1941年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其中收录了从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直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公开发表的五百余篇文件，将毛泽东确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以中共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并遵循这一主线对所收录的一些历史文献进行了删改。《六大以来》的编辑是毛泽东“从人到神”的第一步，而胡乔木参与其中，从此胡乔木鞍前马后追随毛泽东。
很快毛泽东就发现胡乔木的才能。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五天后，毛泽东把胡乔木叫到办公室，他习惯性地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首先说说想法，供你参考。”接着毛泽东谈了四点框架性观点，一说完毛泽东就告诉胡乔木：“你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一个小时后文章写出来了，毛泽东看了看，只是稍作修改就发表了。要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在痛苦地沉思，直到7月初才缓过劲来。从此之后，胡乔木的社论一篇接一篇，代表了中共中央的声音，鼓舞了中国军民。
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代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在前往重庆的飞机上，胡乔木问毛泽东：“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生病了。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此时，延安的主要医院都撤离了，留守的医护人员又不济事。12月，胡乔木回到延安，见到了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陪着毛泽东散了一次步。毛泽东告诉他：“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他兵散了，新闻检查也取消了。”
在之后胡乔木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担负起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重使命。1948年4月，胡乔木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撰写和修改大量社论、评论和新闻。其中《驳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供状》等重要社论成为解放战争中犀利的投枪。吴冷西曾回忆说：“胡乔木头脑中似乎有一部计算机，一切不符合标准的稿件，哪怕是很细微的差错，他都能准确地挑出来，又被重新正确处理。”
1950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中共可能将东北、内蒙古和新疆送给苏联”的言论。这个谣言使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很紧张，他和莫洛托夫商议后准备共同发表一个声明。毛泽东连夜起草了这份声明，立即发回国内。在电报后面他特意注明：“用乔木名义发表。”毛泽东竟然为胡乔木捉刀代笔，虽然这在毛和胡之间是一个特例，但也是一个秘书最大的殊荣。
胡乔木给毛泽东当秘书整整十年了，毛泽东实在是喜欢胡乔木的才，有他在省心大了，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意思，就立刻能成一篇大文章。十年间，胡乔木是秘书、是幕僚、是朋友，也是学生。
紧赶慢赶，跟上毛泽东
195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立即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来驻地开会。“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这个开场很让人不安。果然，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毛泽东右手拿着烟，左手拿着《人民日报》继续骂道：“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的会议你们都是参加的，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坐白板凳。”胡乔木刚解释了一句，毛泽东就接着骂：“叫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现在是百家齐鸣只有马家不鸣（指马克思家）。”
6月13日，毛泽东又送给胡乔木一份《北京日报》，上面批道：“比《人民日报》编得好，你们的水平要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希望思索改进。”跟了毛泽东十五年，这是第一次被批评有八股味，这叫胡乔木很揪心。当晚，他跑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毛又叫上吴冷西一起谈。这一次的谈话很成功。先从西汉刘邦知人善用谈起，最后毛泽东答应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多给《人民日报》写写稿子。
6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连发六篇社论，胡乔木终于再一次跟上了毛泽东的脚步。
“彭老总的信也可能适得其反”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纠“左”会议，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正当胡乔木等几个秀才起草《庐山会议议定记录》时，彭德怀杀了出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7日上午，胡乔木收到了毛泽东印发的彭德怀的信。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和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谈起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与他们起草的《议定记录》思想一致。吴冷西和田家英都觉得“由彭老总出面说话，有分量，作用大”，胡乔木却摇头道：“也可能适得其反。”
果然，7月21日，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叫他谨慎些，少讲话。可张闻天还是“把他想讲的都讲了”，张的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2日他找柯庆施谈了，表达了不满，说要“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23日，会议形势180度大转弯，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在小组会议上，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几个“秀才”都说了支持彭德怀的话，以胡乔木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建议大家“赶快写一个检讨”，胡乔木说：“话不要多，几百字就行了。”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秀才们表现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显然，胡乔木在大会上支持彭德怀纠“左”，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的话已经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胡乔木的心一直悬着，直到7月30日，杨尚昆跑来告诉他：“主席已经要我给会议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吴冷西的问题了。”胡乔木长舒了一口气：“毛泽东饶了我们了。”
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胡乔木的日子一样不好过，尽管胡乔木心里清楚，毛泽东是在颠倒是非黑白，但是在维护毛泽东的问题上胡乔木是不打马虎眼的。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有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是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听毛泽东这么说，胡乔木算是彻底放心了，可同时又生出一股卑微之情。最终，胡乔木以大局为重，振奋精神起草了大会决议。但是从内心，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庐山上下来，“大跃进”一发不可收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三个月来疗养的情况，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胡乔木看到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那篇《评海瑞罢官》，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出大事。得知毛泽东在杭州开会，胡乔木请求“趁主席在杭州见一见、谈一谈，向主席倾诉这几年的心里话”。胡乔木的求见迟迟没有消息，这不禁令他黯然神伤。正当他和夫人准备从上海回京时，杭州方面紧急打电话来叫他去见毛泽东。胡乔木车头调转，直奔杭州。
从1941年起，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已经有25年了，25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和毛泽东见一面竟然有这么难。终于见到毛泽东了，他却忘记了早已想好的话，还是毛泽东很明朗，他告诉胡乔木：“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便是毛泽东最后的嘱托。
自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尽管胡乔木多次求见，都被江青挡下。说起胡乔木和江青，两个人的关系颇有些微妙，论职务胡乔木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江青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算得上是江青的老上级了。可是在另一种场合中，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夫人。对于这种微妙关系，胡乔木的态度是对江青“敬而远之”，这又犯了忌。你和人家老公纵论天下、探讨文章，却对人家老婆“敬而远之”，不要说江青难伺候，就是一般女人也会心里不痛快。
1961年夏天，胡乔木开始休养后，闲来无事便开始写些诗词，并呈送给毛泽东欣赏，以此保持与毛泽东的沟通。收到胡乔木的诗词，毛泽东非常高兴，忙里偷闲地做些修改工作，两人你来我往，品诗论词，胡乔木的诗词经毛泽东修改后，接连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没想到，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厉声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心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工作。”胡乔木顿时傻了。
毛泽东：“胡乔木怎么挨斗了？”
1966年5月末，胡乔木的老朋友、毛泽东另一位得力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上吊自杀，年仅44岁，胡乔木悲从中来。不久，厄运又降临到自己头上，回京后，康生找胡乔木谈话，以修路为由要求他搬出中南海，尽管康生客客气气，但胡乔木一听就明白，自己被逐出中南海。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广场上山呼万岁，胡乔木忽然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他侧眼看了看距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然后沉默着，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使命就是站在这里，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12月25日，毛泽东生日的前夜，一群红卫兵冲进胡乔木的家，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批斗大会，胡乔木失眠了，精神很萎靡，他弯腰谢罪，坐着“喷气式”在寒风中颤抖。给胡乔木安上的十大罪状中第一条竟然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真是欲哭无泪。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乘车经过南长街，当行驶到南长街123号时，毛泽东看到了“打倒胡乔木”的标语，就问张耀祠：“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可惜，胡乔木搬来后一直没有启用南长街这边的东门，而是走北门进出，毛泽东吃了“闭门羹”，不过毛泽东来看胡的消息还是传开了。要知道，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厉害的保护伞。
胡乔木听说毛泽东来过的消息，立即写信解释大门不开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晚上，汪东兴先到了，与胡乔木一起在客厅等，到了12点才接到中南海的消息——毛泽东不来了，原因是和江青吵架了。心意已到，胡乔木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之后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拉上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几个秀才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跟随邓小平复出的胡乔木开始与“四人帮”唱起了对台戏。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在为《创业》、《海霞》两部电影申诉和评《水浒》的斗法中占了上风。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作为邓小平的智囊机构，政研室自然难逃其咎。江青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江青还说，胡乔木“是一个坏人”，而邓小平“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胡乔木又“靠边站”了。毛泽东去世后，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秘书，胡乔木被排除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外，胡乔木没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这令他抱恨终身。
作为中国最理解毛泽东的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担负起了为他盖棺论定的重任。198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挂帅，胡乔木负责。当时，如何评价毛泽东，党内外是有分歧的，中央的意思是既要维护毛泽东思想，又要说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20多年，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既是领导，又是老师，更是朋友，维护毛泽东他责无旁贷，也是因为深刻地了解毛泽东，胡乔木对毛的错误也是心知肚明。《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应负的主要责任，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面。（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