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本来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练练字，听听音乐，或者到公园的幽静处练练气功，这样，也许更能延年益寿。可是，天生的秉性，闲不住，就像坊间有些爱看热闹的人--那里有人围一圈，就非要挤进去不可。我经常上网去挤一些热闹的博客，看看人们说了些什么。这不？《共识网》上一篇小文章，又让我唏嘘不已。
这篇让我唏嘘不已的文章是陶东风写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两年前，我在《共识网》读过一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走在历史的前面》的文章，我只隐隐感觉极左意识形态的存在。我是大学老师，经常跟学生接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那时国门刚打开，学生朝外一看，怎么跟人家差距这么大呀？1989年以后，学生开始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是自己的就业--大学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近些年，有部分学生又开始关心国事、天下事，比如说“乌有之乡”，比如说“占领华尔街”，比如说“重庆模式”。有些学生还会在QQ上听一听我的看法。学生的正义感非常可贵，现在全社会缺的就是这种正义感！然而，学生也像四十年前我们一样--头脑太过简单。他们对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两极分化打抱不平，我都理解。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对大跃进的宽容、对文革的憧憬，让我非常吃惊！这也许就是陶东风说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吧！
在社会分配极其不公、官员腐败不可容忍的现实面前，有些青年朋友出现了一种幻觉--似乎文革是反腐败的运动，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我经常听到有些年轻朋友这样问我：“打倒走资派不就是打倒贪官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不就是反腐败和防腐败么？”“文革中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就是破除官僚特权？”好，我以亲身的经历，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文革“四大自由”其实没有自由
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自由”，也叫“大民主”。“四大自由”真有自由吗？“大民主”是真的民主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字报上出现的一副对联，赞成这副对联观点的当然是我们现在说的“官二代”，当时，北京工业大学有个学生叫谭力夫，他就是持这个观点，他在辩论会上的讲话，被整理成文，在全国影响很大。在这种“血统论”影响下，全国出现了抄家风，许多“黑五类”家被抄。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更有甚者，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譬如，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北京的一位中学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揭露这种反动的“血统论”。这篇文章现在来看，谁都会认为是正确的，可是，“中央文革”竟然将它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对林彪的罪行进行揭露，为刘少奇及一些老帅喊冤叫屈，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被处死。临刑前还割断她的喉管，不让她呼口号。
上述那些滥杀“黑五类”的策划者参与者，没有一个受到惩办。而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思想者被处死，根据什么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现在的年轻人只懂有个“大民主”的文革，不懂得文革还有个“公安六条”！文革期间，貌似民主，实则专制，更恐怖的专制。文革是典型的人治，1967年“720事件”，江青发话“揪军内一小撮”，红卫兵希里华拉都往各大军区冲，全国大武斗也由此升级为真枪真炮。过了几天，江青又出来传达最高指示：“还我长城！”说是王力关锋戚本禹鼓动冲击军队，王关戚便成了替死鬼。受“公安六条”保护、头上闪耀着光环的“中央文革”大员们的命运尚且如此，草民们还敢相信“四大自由”么？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民主加法制。就如篮球赛，运动员抢球传球，这是“民主”。但球赛要有规则，规则就是“法制”。文革既无民主，也无法制。历史的启示：要改变当今社会腐败和不公平的现状，也只能依靠民主与法制。
（二）打倒走资派≠打倒贪官
“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本中。从这个名词的出笼过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它的特定含义。
1957年“反右派”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谁也不敢再向领导提意见了，因为“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这样一来，有些农村基层领导人不受群众监督，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刘少奇以及几位大区书记认为农村问题非常严重：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还不止三分之一。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有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因此，刘少奇认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所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实事求是地讲，“四清运动”确实带有几分反腐败性质，但是，方法太左，太粗暴，不符合法治原则。
另一方面，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也开始反省大跃进的失误，并对1959年庐山会议有了许多新的看法。中央对地方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同时，为了渡过大饥荒的难关，采取了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一些措施。“三自一包”的确很灵，使很多地方少死人，渡过了难关。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过了头，否定了“大跃进”的功绩，是“翻案风”；“三自一包”是否定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单干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说，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单地说，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不是解决“四不清”问题，更不是反腐败问题，主要是解决“翻案风”和“单干风”问题。至于那些多吃多占贪污受贿的干部，检查得好，退赔就行，甚至于不退赔也行。毛泽东还认为，不但农村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央也有，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十八个月以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非常明确：文革不是解决官员经济和生活上腐败问题，而是政治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文革初期，在炮打“走资派”中，偶尔也有提到腐败和特权的问题。例如，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贵重食品叫“燕窝”，就是从一份“刘少奇的食谱”的大字报中得知。但是，文革中的这种反腐败是极其有限的（当时的高级干部本身除中央赋予的特权以外，腐败行为并不多），而且中央文革一直强调“紧紧把握运动大方向”。什么叫“运动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凡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管他多么廉洁，都是“走资派”，都要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炮打的，即使他的身上有腐败问题，那也是“小节”！
（三）反修防修≠反腐防腐
毛泽东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反修防修，也就是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问题。于是，现在就有一些年轻人天真地认为：那不就是反腐败防腐败吗？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官您听我讲下去：
这里说的“修”，指修正主义。那么，什么叫修正主义呢？这个词最早是在第二国际出现的。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早期、中期和晚年的文章是有变化的，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没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晚年的著作中也少提这样的观点。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中有人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去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提法。这些主张，被称为“修正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后来，连为马克思整理出版第三卷《资本论》的考茨基、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也与他们持有同样的观点。到底是列宁及第三国际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呢，还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更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代，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瑞典，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梦寐以求的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这种“修”值得我们反对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在揭露斯大林肃反错误和罪行的同时，结合当代国际环境开始重新审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同时在国内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而中共针对他们的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现在看来，文革所谓“反修防修”就是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根本不是反腐败和防腐败。苏联官员是有腐败的一面，但他们的腐败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不是赫鲁晓夫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腐败依然严重地存在。
高举“反修防修”大旗的文革，不但没能消除从苏联引进的特权（实际上也是腐败），而且滋生了新的腐败。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不见得就是腐败分子，有些人还是非常廉洁的。相反的，新上台的人不见得不腐败。靠造反起家的新贵，如王洪文、陈阿大、王秀珍们，就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搞腐败。1968年8月19日成立福建省革委会，其中有一名工人造反派出身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副省长），全省都知道他“五毒俱全”！军队介入地方，有些军队干部带头搞腐败。当然，当时经济很落后，不可能像现在官员一样数千万上亿地捞钱。说到这里，朋友们应当明白，文革所谓的“反修防修”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吧！
（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官僚特权
文革中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颇能迷惑一些人，误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破除官僚特权”。
前文说过，中国官僚特权是从苏联引进的，但也不全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本来就存在官僚特权。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对特权制度还有一点警惕。但他不认为这种特权来自封建思想，反而硬给这种特权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毛泽东手下的秀才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抄来“资产阶级法权”一词（文革后重新翻译为“资产阶级权利”）。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认为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工资制以后，就有人“争名于朝，争利于世”，还是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好。张春桥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但他从柯庆施那里打听到毛的讲话精神以后，抢先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于9月15日发表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文章投到《人民日报》，该报编辑部不同意张的观点，未予转载。毛泽东亲自给《人民日报》主编推荐这篇文章并写了编者按语，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转载。这就给当时已经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火上浇油。
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一方面让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另一方面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张春桥心领神会，马上写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八级工资制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破除。姚文元笔杆一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就出笼了。用废除八级工资制来达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简直就是《红楼梦》里的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如果实行了，企业肯定大乱，国民经济顷刻崩溃。谢天谢地，这一次的“学习理论”运动没形成气候，一年后，毛泽东走完了人生路程，张姚也都成了阶下囚。
毛泽东精通辩证法，《矛盾论》也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素质的差别，能力的差别，等等。有些人只能胜任普通工种普通岗位的工作，有些人则可胜任特殊工种技术含量很高岗位的工作；有的人刚参加工作时只能胜任普通工种普通岗位的工作，但过了几年后就可胜任特殊工种技术含量很高岗位的工作。如果废除八级工资制，就意味着普通工种普通岗位可以跟特殊工种特殊岗位取得一样的报酬，这不乱了套？
所以，这里有必要将“级”的问题说明清楚：级、阶、品、位在中国古代都曾用过，基本上是身份的代表。如爵位制，公、侯、伯、子、男，代表的是身份，当然还有经济利益。再如品位制，官分九品，代表的是身份。张三李四同样是州官，职级（岗位）相同，但一个六品，另一个五品，身份是不同的。“级”与“阶”同样也可以代表身份，但也可能只代表职级，但有时也代表身份。例如民国时代的官级制和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官级制，一方面只是官级和工资级别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着身份，比如文革前的十三级，就是高干的分界线。十三级可以当副厅长、行署副专员，这是职级。但有些领导人的司机，也定十三级，这就是身份。就是高级干部的身份，有特供商品，有保健待遇，并享有许多特权。
西方国家除了少数国家保留王室的身份与特权外，其他人都叫作“公民”，有职务的高低但没有身份高低的区别。有些国家还保留爵位，但没有与实际的经济利益挂勾。
改革开放前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纯粹是技术级别、岗位级别，其身份都是工人，不存在身份的差别。我就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拿八级工资制说事？为什么不拿干部级别说事？十八年高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也无法说清一个与他自己有关的现象：张春桥和陈永贵、吴桂贤同是副总理，岗位相同，按理说待遇也应基本相同，同工同酬吧！可是，张春桥享受高干待遇；陈永贵还由大寨大队记工分，享受农民待遇；吴桂贤是纺织女工，享受工人待遇。一起开会的时候，后二人连茶都喝不起（喝茶自己付费）！张陈吴职务一样待遇悬殊，这是什么“法权”？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如果说五十年代毛泽东对特权曾有过不满的话，晚年的毛泽东根本就不愿对特权开刀。有一事足以证明这一观点：1974年“批林批孔”中，江青树了一个“反潮流英雄”--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钟××。钟××在农村只劳动了3个月，于1969年初占用一个社员的征兵指标参了军。在当了3年兵之后，因父亲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很快被“推荐”到南京大学读书。在“批林批孔”中，钟××反省自己，认为应“向一切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意识形态开火”，“向特权思想挑战”，“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提出退学要求，从大学退到部队，又从部队退到农村，一路退到底，最后退到农民身份为止。
文革中，军队“支左”介入地方，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属招工、提干、上大学提供方便，已经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在这个时候反“走后门”是大得人心的。但没多久，我们就听到正式文件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大意）：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形而上学猖獗”，“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当时听文件传达的人都觉得非常奇怪：这是那个曾经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毛主席该说的话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不是辩证法，是忠奸不分的诡辩论，等于诏告天下人：靠贿官买官当官的不一定是坏人，靠真本事考上去的不一定是好人！
后来，传说这一“最高指示”的背景是：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三），江青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提出“批林批孔”要结合实际，就是要批“走后门”，点了叶剑英的名，提到叶走后门将儿子送到空军当飞行员，将女儿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学外文。会后，叶剑英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毛阅后马上叫停：“谁没有走后门，我也走了。我也是把几个女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了嘛。”……据某些电视剧故事：毛泽东刚进入中南海的时候，包括杨开智在内的许多亲属都想通过主席介绍工作，都被拒绝--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知杨开智们听了伟大领袖的“谁没有走后门，我也走了”，有何感想？
这一“最高指示”实际上是让“走后门”合法化，使腐败风气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使全中国泡在拉关系走后门的祸水之中。八十年代有人说“还是我们的子女可靠”，让名门望族都推一个当“第三梯队”，大概也就顺理成章了吧！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跟反腐败毫不相干。正因为文革不反贪官，文革结束以后，好官贪官一起平反，贪官更贪，好官变成贪官更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