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当下，各种类型和原因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对于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观念日趋理性民众来说，政府“反应迟钝”事后补救、动用警力与民众对峙、动用武器震慑民众等 “一刀切”武力驱散等“以暴制暴”的方式方法，成为矛盾对抗性升级的一大诱因。在地方维稳面临扼颈之困之时，敢于担当、民本位的社会管理，改变固有模式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关键。

因循守旧视抗议民众如猛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倡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然而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科学的群众权益机制却仅仅停留在书面，大多地方政府因为缺乏经验和相应的“担当”，多数采用快速武力“镇压”，实则矛盾激化后患无穷的方式。尽管辅之公示说明，对民众提出的诉求进行调整，然而却不能真正形成科学有效的沟通渠道。这样硬性的模式，社会矛盾很难找到真正的突破口，地方维稳也因限于这种固有模式，在处理此类事件中捉襟见肘，甚至事态得不到控制反而进一步升级。

如2012年的什邡事件，对于零排放、零污染、循环利用，经过国家环评的四川重点项目，什邡政府不是以具体数据让“不明所以”的民众深入了解，而是以“永不再建”承诺，看似力度大、态度坚决，前后反差之大令人倍感蹊跷。再者在维稳过程中特警采用催泪瓦斯和震爆弹驱散手拿花盆、矿泉水瓶等“武器”的民众也广受诟病。同时，什邡政府发布的公开信中，重谈“国外敌对势力”的老掉，并称“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不要迷信纸老虎他们心狠手辣只会输送动乱，给第三国反人类的‘法轮功’、达赖分裂集团等提供资金。”这封“别有用心”的公开信，被认为什邡政府顾左右而言他，并无解决此次群体事件的诚意。

据统计，像四川什邡这样的环保问题，从2007年至今引发了8起群体性事件。而在处理过程中，当地政府大多采取了大批警力维稳、公示项目进展等这样一成不变的模式。而除环保问题外，土地问题、劳资引起的经济纠纷等群体性事件一发再发，大多呈现数量多、规模大、涉及行业多、主题成分多元化、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等问题。

然在政府处理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拘泥于固有的处理模式，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僵化抵消、管理手段单一，并没有从当地实际的情况出发，从民众群体性事件的诉求点着手，只是一味的镇压驱散，有效的民意沟通渠道反而被地方政府堵塞了。地方政府如此循环往复，无经验可循，也无经验可积累，从而形成现如今视群体性事件如猛虎的困局。而民众在初尝“一闹就重视”的滋味后，渐渐形成一种共识，从而传染带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甚至演变为暴力对抗的群体性事件，这也让地方政府更加束手无策。

科学社会管理创新成关键

对于此种情况，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已经开始转变固有的处理模式，开始疏通听取民意的正常渠道，坚持“越主动越好，越早解决越好”。

如重庆出租车大罢工，则采用了座谈、协商、向出租车公司施压等方式化解矛盾。而最典型的成功处理群体性事件并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首肯的，是广东乌坎事件。

在乌坎事件中，广东省委派出了副书记朱明国，政法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到现场解决，广东省一把手省委书记汪洋，肯定了乌坎村民称他们“是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在事发之初有对抗性过激行为，但最后乌坎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乌坎重新依靠村民自治法选举了他们的村委会，之前在土地转让中受贿的村委会的腐败行为也进行了处理。尽管事后汪洋称“乌坎事件的解决并没有创新”，但这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处理中，将村民的合理诉求制定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将威武群众权益机制放在首位，尽管无创新，却是敢于担当、坚持“民本位”的科学社会管理方式。

尽管汪洋在谈及乌坎事件的解决中，称“并没有创新”，然而其中政府敢于“担当”、“民本位”的原则坚持，则是对胡锦涛社会管理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运用。而近几年，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却往往因为政府信用缺失、长期不作为造成，而处理这些突发情况时，无经验可循，无视野可举一反三，对于中央精神的贯彻不彻底等均造成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短路情况。

为此，早在2011年5月18日至29日，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社会管理示范培训班，就在256名来自基层社会管理一线的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等中进行。他们主要系统接受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方针政策。但仅仅培训是不够的，汪洋谈及乌坎事件时表示，“现在想做太平官，群众不允许”，“不敢担当，首先就不及格了”。至于怎么把问题处理得更好，则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谈到群众工作时，汪洋海提出，领导不能怕群众。在实践中掌握理论、增长经验，举一反三地反思本地问题，而非照本宣科，才能缓解缓解恶化官民互动的生态和法律的公信力，在脱离法律框架的路径依赖中使正常的公共管理陷入混乱。

由此可见，大部分群体事件的爆发，是政府或公司在寻求集团利益时，是建立在盘剥、侵犯民众群益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积淤已久、矛盾早就酝酿、冲突一触即发的全国性问题。地方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惯有的武力+公告的模式已不适应多元化因素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以暴制暴”只能一时封民之口，科学的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缓解地方政府被“逼”着去解决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