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世界真是一个戏剧性的世界。至今还活着并在不同的领域执掌社会科学的牛耳的有几位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又在一定的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政府”或其他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个别人直接就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军师”。用传统的“左”、“右”分野标准来界定这些人，显然已不合时宜。

他们是哈贝马斯、吉登斯、杰姆逊等人。而刚刚逝去不久的德里达，也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批判理论”在德国的哈贝马斯手中早已不那么激进，而他的学生，新一代的掌门人霍耐特教授也蒙上了他的阴影。当乌托邦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片废墟中烟消云散时，许多人都选择了“现实主义”。法国的德里达和美国的杰姆逊，相对来说显得更为“激进”，不过这种激进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激进，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激进，遵循的是文学、文化理论的内在逻辑。英国的吉登斯则不仅“告别”了“革命”，也告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直接与“资产阶级政府”勾勾搭搭了。他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言人”。本文的标题就借用于他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如果说“左派”向“右”转让一些人兴高采烈，那么，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左派”向“右”转的同时，一些著名的“右派”也开始向“左”转。如果说强调平等与强调自由是左右的判别标准的话，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则已将平等问题提升到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并作出了卓越的分析和论证。此后，作为“右派”的阿瑟.奥肯也着力打破平等与效率不可兼顾的神话，他以凉冰冰的经济学分析证明：平等不仅作为一种价值具有不可被忽略的重要性，而且是效率的润滑剂；离开了平等的“效率”，其后果将是无法想像的。

而按传统的“左”、“右”判别标准，当代尚健在的最有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纳德.德沃金则在“向左走”的路上走得更远，按当下中国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的逻辑，他甚至已经可以被称为“左派”了。如果说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罗尔斯第一个要着力解决平等问题，那么，德沃金则明确地将这个问题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有一本书，书名干脆就叫做“《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对平等的推崇，早已脱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框架。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 “我们基于良知，不能赋予和我们所赞成的平等观的要求相冲突的自由以任何权利。”德沃金由此认为，平等与自由并不冲突，如果按以下的方式进行理解的话：“平等必须用资源和机会而不是用福利和幸福加以衡量。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而是做尊重别人权利的事情的自由。共同体必须不是建立在模糊或混淆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这种自由和责任的共同而真实的尊重基础上。这就是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

按这样的理论指涉，德沃金并不隐瞒自己对传统的左右分野的厌恶：“老一代平等主义者坚持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负有向全体公民表示平等关切的集体责任，但他们解释平等关切的方式却忽略了公民的个人责任，新老保守主义者都坚信这种个人责任，但他们对个人责任的解释却使集体责任受到了漠视。从这两种错误中进行选择非但没有吸引力，而且没有必要。我们……能得到一个有关平等和责任的完美说明，它对双方都给予尊重。假如这就是第三条道路，那么它便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行笔至此，令人感慨万千。但不管怎样，在国际学术思想界，一些著名的“左派”向“右”转和“右派”向“左”转已充分说明，无论是乌托邦还是一个让人的良知疼痛的社会，都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现代文明。在此意义上，平等与自由早已破除了它们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的神话。从概念、理论的普遍性而不是个体对概念的“重新编码”的角度上看，对平等或对自由的忽略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极左还是极右，按其逻辑演绎都会导向一种法西斯暴政。

可是，一惯要向国际，特别是英美发达国家看齐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那种僵化的二元分明的单向度思维。在一片声讨文革的喧嚣中，并未见得比文革有多少长进。更滑稽的是，在中国，凡是强调平等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都一股脑儿被称为“左派”，而鼓吹自由主义的、亲美的，则无一例外地自称或被称之为“右派”。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左”、“右”分野的标准并不是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独创，它完全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可是，在西方，恰恰相反，被称之为“右派”的，已经不是德沃金之类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些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种族主义者，是新老保守主义者，是独裁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而被称之为“左派”的，除了传统的老左派和新左派外，甚至还包括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左派”。令人捧腹不已的是：就在一些“左派”与“右派”论战，而一些“左（右）派”也与另一些“左（右）右派”交火时，一些“左派”与“右派”倒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阵营”，而另一些“左派”与另一些“右派”，虽然喊的口号不同，但在思维和逻辑的归宿上，倒是完全一致的。

在此情况下，一个真正的思考者――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在坚守他的思想的底线，即立场的时候，是否能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思考是否能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大多数思想体系都是看待、解释、规范世界的某种视角，因此都有值得吸收和值得批判的成分，一味赞同和一味拒绝都是愚蠢的。如果一个思考者局限在“左”、“右”的意识形态体系上思考问题，这么一来必然给他的思考戴上了有色眼睛，使他所看到的世界仅仅是存在于他的思维结构中的世界，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正如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解剖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而语言、思想、理论体系与事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唯一的对应关系，对此的解释是多元的，也是无穷尽的，因此，不能接受多元的思想或不希望多元地思考，也就等于拒绝接受看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就陷入了曾被怀疑主义哲学无情地打击过，并且已被宣布破产的独断论。而这种独断论除了宣布“思考”主体不过是某种被操纵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外，再不会提供出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