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传统的市场经济研究主要偏重于效率与资源配置，本文企图从个体利益的形成和相互制约角度解释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对社会 个体利益的影响和均衡作用，而自由是均衡作用的基础。市场主体追求平等的天性和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行为，使个体利益在市场的反复交易过程中实现均衡，可以推动贫富差距渐次走向合理化。本文涉及贫富差距的形成和均衡过程，并没有直接引用其它著作或论文的观点，纯属原创。

关键词：市场经济 贫富差距 自由均衡机制

（一）财富转移与财富创造

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这是确然的。但这种差距，与前市场经济时代或非市场经济时代，如奴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的差距，封建社会地主与佃农的差距，非民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贫富差距，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转移而形成的，因而真正是掠夺和剥削而形成的，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减少。比如地主增加地租，佃农就要减少收入，更不用提奴隶主因为拥有奴隶的人身权而对奴隶劳动成果的占有。特别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政权，大多是建立在暴力而非民主的基础上，政权建立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服务，掌握政权的人不是因为提供公共服务而获得正常劳动报酬，而是利用政权似乎是合法实际上是暴力的手段掠夺被统治者的财富以自肥。这种权力掠夺，导致统治者的富裕，是以被统治者的财富减少为前提。如我国封建帝王时代，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并不是统治者能够创造财富，而是建立在掠夺被统治者财富的基础之上。所以，前市场经济时代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而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则主要是在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过程中，有人增加得多，有人增加得少或没有增加而形成的。一部分人财富的增加，是财富创造的结果，主要的并不以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减少为前提。这源于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原则，即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个人经济行为自由。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生产分工日趋细化和交易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的解放过程。交易产生的基础是产权私有和交易自愿，否则交易难以产生并平等进行，所以私有财产权和人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和经济行为自由）的确立和发展，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基础（顺便提一句，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因为没有私有产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交易，政府操控的计划经济因为没有个人经济行为自由权，也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纵观近现代世界发展历史，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民为了自由和人权包括财产权而不断并且现在还在进行的斗争和改革的过程。市场经济要求并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则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利与权力，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意味着他人特别是统治权力无法通过权力和暴力对其进行掠夺，而人的自由，意味着交易排拆强制和暴力。显然，当社会不能运用权力和暴力掠夺他人财富时，个人财富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创造才能生成。这不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且贫富差距的出现，并不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需要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为前提。

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但与制度相关，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社会中，人的需求主要是农产品，人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农耕，社会生产无大的分工和大规模的交易，属于自给自足经济。这种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即使建立了人权保护制度，没有权力与暴力掠夺，仍然会出现财富在社会个体之间的转移。因为农业生产是土地与农民的结合，当土地不论通过暴力掠夺，还是通过自由买卖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时，农民缺乏职业选择和迁徙的自由（不是制度的束缚，而是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就可能甚至必然出现地主通过不合理的地租对农民实行盘剥。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多样性（如工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分工不断扩大的过程，它扩大了人的职业和迁徙选择自由，改变了地租的形成机制，使地租即土地价格因为农民选择自由的扩大而由市场决定并走向合理化。所以市场经济在产生社会分工和扩大交易的过程中，既冲击自给自足经济，也使自由和人的权利（包括不因经济选择的唯一性困难性被迫接受盘剥）获得更大的发展。

市场经济在开绐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一同发展的，因而出现资本和资本利润。通常我们说资本利润是剥削工人所致，此议有赖具体分析。资本介入现代生产，是源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可以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或者说，可以使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资本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增加的社会财富中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与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过程，是大体一致的。当然，市场经济中，资本利润也可以是一种财产性收入。比如，投资房产后不出卖房屋而出租房屋所获得的租金收入等。这种财产性收入，与地租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作为生产要素的收入而产生。这里，资本不是作为创造财富而是作为纯粹获利工具而存在。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流。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主流，是在获得比财产性收入更高利润的驱使下，或通过购买日益先进的生产工具，用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或通过投资技术研发和购买先进技术用于制造先进产品，或通过研究人的需求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等，从而使追逐超额利润的过程，表现为创造价值和增加财富的过程。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作为一种比之土地更活跃的生产要素，其利润与地租有很大的区别。地租的增加会导致佃农占有自已劳动成果的减少，而资本利润的增加，更取决于资本的灵活选择，主要的并不以工人收入减少为前提。

当然，现代工业经济的运转，是资本与劳动的结合。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既有赖于资本的加入，也有赖于劳动的加入。而由资本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分配主导权，主要掌握在资本手中，资本利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相对稀缺，劳力相对富余的状况，使社会财富的增加部分，资本分配得多一些，劳动分配得少一些，或没有分到，因而具有剥削的含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和注意的问题。而资本追逐利润，既驱使它创造财富，也驱使它压榨工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使用童工，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等现象触目皆是，这违背了基本的伦理原则，具有掠夺他人劳动的含意。但这也不是资本追逐利润的主要方面。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创造生产更多的财富，才是资本获得利润的主要途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过程。近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前市场经济时代几千年生产财富的总和。

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也会产生一些投机行为，如虚拟经济中的证券交易和商品流通中的价格投机等。这会导致财富在社会个体之间转移，出现的贫富差距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而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但这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主流。商品价格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出现地区时间上的变化，难以避免价格投机。价格投机固然有扰乱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和产生不合理贫富差距的某些负作用，却也有推动商品流通的功能，我们无法通过权力去消除它，因为这种消除，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证券交易是资本市场的产物，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聚集和资本转换（消费资金与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有利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调节，所以在资本市场化中出现的证券交易投机，我们也无法去消除。关键还在于，这种包含有投机取向的交易和买卖，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之上，只要信息透明，规则公正，由此形成的贫富差距，并不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在市场经济中，也会产生绝对贫困现象。与前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绝对贫困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绝对贫困，并不是一部分人掠夺和剥削另一部分人，使其财富减少甚至无法生计而形成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的经济。其表现特征是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如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原有传统产业淘汰的人员，新兴产业一时又无法全部接纳，因而会导致失业和绝对贫困现象的出现。机器生产的本质是对劳动的替代，生产效率提高的另一面效应是劳动力的剩余，这也是失业和绝对贫困现象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在市场经济中，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机器的先进性不断发展，所以，失业和绝对贫困现象是贯穿于市场经济全过程的一个长期问题。它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性引起的，而非是暴力或制度性掠夺的结果。它的解决，既依赖于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也依赖于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的干预和平衡，如建立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等。

所以，市场经济的出现与人的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它颠覆了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可掠夺他人财富的体制，使个人财富的生成，更依赖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少。由此带来人的行为取向变化，更追逐创造而非是追逐权力或暴力，因而不但会促进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而且因其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合乎社会公认的伦理原则，更不会激化社会矛盾。

（二）两种贫富差距

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与前市场经济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不同，市场经济的交易是社会财富的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并不直接表现为财富，只有通过交易，转变为消费者即他人的消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才由潜在的财富转变为现实的财富。在交易过程中，生产者获得货币意义上的财富，而消费者获得消费意义上的财富。所以，贫富差距具有两种含意：一是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它是我们通常所说，并用统计方法来表征的一种贫富差距；二是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即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它比较难以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表征，却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并感受到的一种贫富差距。

显然，目前我们所议论的，正是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中，它不但在产生，而且在扩大。亿万富翁的日进斗金，与底层群众维持生计的微薄收入相比，确有天壤之别的感觉。而从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来看，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甚至也很大，但没有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那么大。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实际消费具有上限，而货币的数量不具有上限，以及富翁的很多财富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投资（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超出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那一部分，大体等于社会投资量），因而具有合理性之外，还在于货币意义上贫富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实际效应，却是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缩小。既然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即生产的财富，只有通过他人的消费才能实现，那么，生产者生产的财富越多，意味着社会中消费财富的人越多。而财富的消费，正是生活水平的反映。在成熟和健康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者追逐货币财富的行为，不仅表现在更多更快的生产非货币形态财富，而且表现在拼命使更多的人来消费自已生产的财富。所以，交易的这种功能，使市场经济中货币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同时又转变为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缩小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持续发展的特征，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之一。

问题是，交易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说，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差距，主要不是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个体之间转移而形成的，但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社会财富在不同个体之间转移的现象。除了那些明显的资本掠夺工人劳动获得利润，以及自由的投机行为导致财富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转移之外，商品交易也是一个可能出现财富转移的领域。交易从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交易的平等在于价格的合理。当某种产品价格畸高，超过一定阀值时，交易就成为生产者掠夺和剥削消费者的工具。一般而言，生产者既希望交易量的扩大，也希望价格畸高，但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价高会遏制消费。所以有远见的企业家，都是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价格，来达到交易量扩大的目的。由于交易量的扩大，生产者获利并不会因价格降低而减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货币财富的增加，才会导致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生产者并不都具有远见，追逐高价是他追逐利润的首选，甚至用较少创造财富的努力，却通过较高的价格而获得不应拥有的货币财富。但在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这种逐利方式很难实现。因为生产者争夺市场份额即交易量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效率和低价格的竞争。唯有垄断，破坏了市场的自由和竞争，才会出现这种追逐高价的获利方式。

垄断具有多种形式。如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行业垄断，资源垄断，技术垄断等。垄断的核心是生产者控制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自由竞争对生产者获取暴利心理和行为的约束作用不能发挥。它不但削弱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而且会迅速拉大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而减缓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缩小过程。愈是具有刚性消费特征，关系民众生计的产品和服务，愈加不能实行垄断性经营。如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一个兼具有行业垄断与资源垄断双重特征的国际垄断组织，它经常采取的措施是“限产保价”。限产从资源的均衡利用角度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限产的目的是为了保价，保价保住了生产者的利润，却妨碍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石油产品不单是一种终端产品，而且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中间产品，它的高价，抬高了很多企业的生产成本，最终抬高了很多终端产品的价格。

在市场经济成熟和法制健全的社会中，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等已不普遍。自然资源垄断因自然资源日渐枯竭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虽然自然资源价格高有利于人类节约日渐枯竭的自然资源，但高价格使货币财富迅速流向资源垄断者手中，却是不合理的。现代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垄断是技术垄断（或许还有建立在技术，企业行为和宣传三者基础之上的品牌垄断，因其与文化相关，很难界定其是否为垄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了知识的尊严，知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等于是保护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保护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不论是拥有技术机密的垄断企业，还是出卖专利的技术人员，他们所获得的收入都是较为合理的，知识和技术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有较大份额，可以带来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但我们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是不是大长？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被长期垄断，提高了技术类产品的价格，延缓了这类产品消费的大众化过程。技术垄断或许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垄断，可能会较长期的存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合理的缩短垄断时限，或建立技术的一次性购买机制。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是什么？普遍的观点是生产过剩。如果说，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信息落后，经济危机是由盲目投资使生产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而产生，那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由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衡而引起。简单说来，就是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扩大，而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没有被缩小。当货币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在社会货币量一定的条件下，意味着社会中大多数人货币的减少。如果集中的货币不能转为消费（受消费上限影响）和投资（资本供应大于需求），重新流向社会，形成购买力；或投资被凝固（投资失败），只能形成一次购买力无法流转；或投资进入虚似经济领域，不能形成实际购买力，会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使需求疲软而生产相对过剩，于是危机出现了。这种经济危机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货币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过程，同时也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过程。垄断型经济比重越高的经济中，经济危机出现的周期越短。现代经济理论强调政府干预。但扩张性的干预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实质就是向社会注入资金，注入货币。无论这些货币直接发放到消费者手中，还是通过投资间接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在垄断型经济成份占据很大份额的经济中，这些货币虽然开始可以起到提振购买力的作用，但终将大部分又转移到垄断者手中，因而会削弱政府干预的效率，进一步扩大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累积更严重的危机。对于生产者特别是垄断者来说，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它可以在产品价格保持不降甚至升高的情况下，挽救交易量的下降甚至增加交易量，因而保住他们的利润甚至增加利润。

据煤体报道，中国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行政垄断型经济在中国占有很大比重，包括显性垄断型企业（如一些大型国企），和隐性垄断经济行为（如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是中国是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使用力度很大的国家，不但经济危机时使用，经济正常发展时也使用，只是力度稍有不同。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使用过程中不断向社会注入货币，可以不断提振购买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但同时这些货币，除一部分通过税收返还国家之外，大部分转变为生产者主要是垄断者手中的财富。所以中国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迅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中国则走上了一条依赖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而非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经济发展之路。当政府官员宣称他们可以控制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则快，要慢则慢时，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象一剂鸦片，深深植入中国经济体内，中国经济已经难于摆脱政府剌激的这剂鸦片。国人大多看到超发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很少有人理解到扩张的货币政策这剂鸦片对经济系统创新力的腐蚀和推动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影响。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也有两种方法。提高大多数人的货币收入是一种。如，通过向富人征税，用这些税收收入，建立穷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工会组织，改变劳动在收入分配上与资本博弈的弱势地位，使劳动在分配上获得更多收入等属于这一种。另外，建立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垄断，促使产品和服务价格降低（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不降价也是一种降低），加快高端产品与服务消费的大众化过程，则是缩小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另一方法。实际上，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内在地蕴含着不断缩小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机制。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不断产生高端产品和服务，又不断转变为大众化消费的过程。如果说，产生高端产品和服务，是经济进步，而高端产品和服务转变为大众化消费则是经济扩张过程。这一过程的快与慢，当然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相关，但也与经济的自由度相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在市场经济自由度较高，市场经济发育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已然不大，这可以从高端产品消费（如汽车）已经大众化，高端服务业（如文化体育产业），已变成大众产业，便可获得验证。

（三）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质疑市场经济的公平。按照传统的按劳分配思惟逻辑，搞原子弹属于复杂劳动，而制作茶叶蛋则是简单劳动。简单劳动的收入超过复杂劳动，并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卖茶叶蛋只要卖得好，确实有可能比搞原子弹的收入更高，因为前者遵循的是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是人类结成社会并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分配原则之一。另一个分配原则是权力主导性分配原则。人类走向日趋相互依赖的庞大社会过程中，包含有两种相互具有一定冲突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民族国家（包括政府），集团，生产组织的建立等，是通过组织化走向社会化的，而在出现社会生产分工之后，通过市场交易而非是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之间的依存和联系，也是走向社会化的途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社会存在形态，是组织化和市场化交织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社会的组织化或市场化比重各异。显然，当人们更多生活在组织之中，与他人的联系是组织联系时，他们的收入更取决于组织权力或权力制订的规则，是由权力主导的；当人们更多生活在非组织之中，与他人的联系更多通过市场和交易来进行时，他们的收入更取决于市场，是由市场主导的。

权力主导分配，因权力具有强制性和天然的自肥倾向，很难做到公平合理。特别是建立在暴力而非契约即民主基础之上的统治权力，主宰着社会分配，是十分容易产生权力或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的。这种权力主导型分配方式，因其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主要分配方式，并明显不合理，并不是这里论述的主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由于集约化的效率，很多财富的生成要由集体来进行，取得的财富分配必然要由集体组织内部的权力或约定来确定，这种由生产必须实行组织化所产生的权力主导性分配，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它是导致分配不尽合理的根源。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受市场主导分配原则的影响，会大大降低权力对分配的控制。

市场主导性分配原则，是指生产者获得的收入，完全由市场和市场中的交易来确定。这里包含有两层内容，一是生产者个体（包括生产组织如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与同样的生产者相比较，或者说相竞争，是更多更好，还是更少更差，更多更好者比更少更差者获得更多收入，因为更多更好者在市场中能取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多交易量。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按劳分配，由此产生的社会个体（包括生产组织）收入出现差距是合理的。一般而言，能够生产更多更好产品表明这种生产或劳动是更复杂的生产或劳动，所以，在同样的生产或职业中，复杂劳动会比简单劳动获得更多收入。市场经济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能够生产更多更好并符合市场需求财富的人员，包括资本家，复杂劳动者和其它生产者获得更多收入。这也是市场经济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与社会需求是否相匹配。当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总量超过社会需求总量时，会导致产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生产者收入减少，甚至为零（即生产的财富没实现）。反之，当社会需求总量超过生产总量时，产品和服务价格会上升，生产者收入增加。社会供需状况也是决定生产者收入的主要因素。对不同的生产者来说，他们的收入更多的取决于社会供需状况，而主要不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制作茶叶蛋只要生产者少而消费者众，虽然是简单劳动，收入却是可能比其它复杂劳动者更高。这与传统的按劳分配思维并不完全吻合。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公正：它并不歧视简单劳动者，因为社会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简单劳动提供的。只要简单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或产品符合社会需求，就应该获得同样符合社会需求的复杂劳动者一样的收入。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社会生产，是我们熟知的市场理论常识。但价格之所以能够调节社会生产，是因为价格是生产者收入的体现。不同生产者追求收入的平等，会促使某种生产增加或减少。当某种产品或服务价格（包括工资）下降时，意味着这种生产者收入减少，他就会退出这种生产，而选择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生产，从而使这种生产减少，最终会导致这种产品或服务价格上升，生产者收入增加。反之亦然。所以，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调节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分配调节机制。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社会生产会逼近最优结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也会逼近平均水平。当同样的生产者因技能高低，资本多少，经营水平优劣而出现收入差距时，社会需求变化带来的价格变化和生产者的自由选择，会使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均化，从而会遏制社会整体贫富差距的扩大。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收入比工人低，是因为农产品的生产是手工生产，是简单劳动，是较之工业生产效率更低的生产，因而收入更低是合理的，这是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价格剥夺农民辨护。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劳动者在不同生产之间的转移是自由的，价格是体现社会供需状况的，不同生产效率的不同生产者（包括生产组织如企业）的收入就会趋于一致。所以，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收入低，不是因为生产效率低，而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控制和劳动力转移的非自由。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垄断国企职工和国家公务员收入比其它行业高，根本原因在于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这其中既包含着劳动力向垄断国企和国家机关流动受制度障碍无法通畅自由，也包含着垄断国企职工和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不受职业市场供求影响而被人为提高。如果很多人削尖脑袋企图进入垄断国企，和千军万马报考公务员不能导致国企职工和公务员收入的降低，甚至反而升高，则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建立。由此带来国企职工和公务员平均收入几倍高于其它行业劳动者平均收入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正是极富中国特色的非市场化带来的贫富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者收入受生产（职业）供求影响，所以除了价格市场化，劳力流动自由化之外，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是能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方面。当很多人拥挤在同一种生产如农业之中时，既使这种生产的劳动者收入难以提高，也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为缺乏职业选择空间受到限制。如果生产茶叶蛋者众，而消费者稀，即生产大于需求，显然制作茶叶蛋无法获得较高或正常收入。工业生产的发展拓展了人的需求多样性，也给大批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员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但是，工业化过程，是用集中的机器生产代替分散的手工生产的过程，因而是组织化的过程。经济的集中化组织化，迅速提高生产效率，急剧增加社会财富，也降低劳动者的自由选择空间，使大部分人只能在庞大的组织之中工作，因而对冲了需求多样性导致的劳动者选择空间的扩大。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组织化决定权力主导性分配方式仍然存在。但这种组织内部分配方式，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市场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劳力价格影响，因而与完全封闭的组织内部分配不同。二是迫于外部竞争压力需要加强内部管理，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分配越来越趋向按贡献分配，这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出现差别。复杂劳动因其对企业生成财富贡献更大，获得更多收入，是合理的，我们不能也无法去消除这种差距。如果研究原子弹与制作茶叶蛋是同一财富的生产，或者虽不是同一财富的生产，但处于同一组织之中，制作茶叶蛋比研究原子弹收入更高，那确实是咄咄怪事。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质上全国既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组织，又是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而非是一个个体生产者（包括生产组织）直接相互交换生产成果的社会，因而并不存在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

显然，市场对企业组织内部分配的影响大小，与劳动者的自由选择空间相关。劳动者自由选择空间大，则市场对企业内部分配影响就大，反之则小。在工业化初期，因为集中化组织化对冲了职业选择的多样化，所以工业化初始阶段贫富差距扩大，与生产组织化和组织内的权力主导性分配是相关的。但是，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一是生产的自动化，使传统社会需求的工业产品可以用很少的人员生产出来，减少了生产组织中的人员，而扩大社会自由劳动者；二是社会需求的日趋多样化推动了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文化体育服务产业等，它降低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使更多人转变为更独立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收入更决定于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当一个人脱离严密的生产组织，变为生产组织出卖劳动力到向市场出卖劳动，包括一些非机器生产的劳动产品时，他与一些大型企业的关系就不是组织关系而是市场交换关系，他的市场主体地位更为独立，与其它市场主体的交易更为平等，因而他的收入更多受市场主导会提高，这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比如一个大型汽车企业的普通工人，在企业中不能获得与高管相同的收入，如果脱离企业而从事餐饮业之后，只要餐饮业不是供过于求的产业，他比之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的高管，虽然或许还是更简单的劳动，收入却不一定比企业高管低。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过程，是社会需求向多样化发展，即第三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社会生产整体组织化程度降低，劳动者职业选择更自由，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扩大影响和复盖范围的过程。这会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

现在我们正在讨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含意是，当农业剩余劳力向工业转移完成时，劳力工资会进入一个上升期。表面上看，似乎是劳力出现短缺导致劳力工资上升，实际上是由于减少农业生产者，而使农业生产者收入提高，工业雇用劳力的价格需要超过起码要等于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从而出现劳力工资的上涨。其实，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同样存在一个拐点，当相对自由的劳动者获得的收入高于在组织中工作的劳动者时，劳动者就会选择更加自由的工作。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为这种选择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企业管理者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为工人增加工资。因而扩大了市场分配对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影响。所以，劳力工资的上升，并不仅取决市场劳力的供求，而更多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数量，能否为劳动者提供更加自由的职业选择空间。即使整个社会存在劳动力剩余，在劳动者具有更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也会抵消劳动力供过于求对劳力工资的大部分影响而提高工人的工资。我想，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这个拐点，应是第三产业发展规模的某一点上，当这一点到来时，相对自由的劳动者数量超过了在组织中工作的劳动者数量，市场主导型分配方式开始成为社会分配的主要方式，将会使社会贫富差距大大缩小。因为它既使自由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同时又影响到在组织之中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提高。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比之工业化初期有所降低，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相关。

市场化向纵深的发展过程，是塑造更多数量更为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使交易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的过程。这会降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削弱主导生产组织的资本或技术对生产组织中分配的控制力，甚至会削弱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对社会中分配的控制力，当然也会瓦解权力主导性分配原则，而使分配更取决于独立平等的社会个体之间在交易过程中的相互制约。

（四） 资本盈余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解构

资本与土地，同为生产要素，在经济生活中，同样获得收入（利润和租金），所以两者是相同的。但两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变得日益稀缺，会使土地价格升高。从总体上看，土地是不会出现盈余的。而资本则不同，它是可以通过积累和转换（消费资金转变为生产资本）而增加总量的，所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段，因资本供应与需求出现不平衡，会导致资本稀缺或盈余。而从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来看，资本是逐渐从稀缺走向盈余的。

现代金融业包括证券业（如股票）的建立和发展，即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市场经济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体现。资本市场具有以下功能：第一，它加快工业经济扩张阶段资本的筹集速度，大大缩短工业经济扩张过程。第二，它使资本持有人广泛化，中低收入阶层的人群，也有机会进入投资领域，所谓“人人都是资本家”，正是资本持有人广泛化的通俗说法。第三，它建立了一个运用资本价格来调节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市场机制。当经济扩张对资本需求增大时，资本价格上升，人们为了追逐资本利润，会节衣缩食，通过资本市场把消费资金转变为生产资本；当社会资本总量超出经济发展需求时，资本价格下降甚至为负，人们就会通过资本市场兑现，把生产资本转变为消费资金。资本市场的这种功能，给现代经济带来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通过资本的自我积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社会资本不断增加。当社会资本总量超出经济发展需求时，社会资本出现盈余。这不但导致生产大于供求，促使产品价格下降，加快产品消费的大众化过程，即加快缩小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会导致资本价格下降，遏制资本过高的利润，并迫使经济结构调整。资本盈余意味着资本在实业经济领域难以寻找投资机会，于是一部份资本会进入投机领域，但大部份资本或直接或通过资本市场会转变为消费资金。因而扩展了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多样性的发展。满足这种消费需求多样性的第三产业，往往是在社会资本出现盈余时获得长足发展。一般而言，第三产业服务对象开始多是富人，所以，从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开始，第三产业也就开始发展。这种发展，既是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某种调整（富人把超出投资部份的货币通过服务性消费转移给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因而会扩大了工业品或其它产品的消费），也是贫富差距的某种缩小（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并会缓慢地增加就业人员的收入）。但这种发展是缓慢的，只有在社会资本出现盈余时，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才会明显加快，甚至迫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改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当某种科技突破带来的一轮工业经济扩张过程（如信息技术的突破导致计算机手机生产增加并使其产品消费大众化的过程），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这个过程以资本出现盈余为界，分前段和后段。前段表现为资本需求增加，经济增速加快，产品价格高企，企业利润大增，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只要新的技术发明还没出现，新的工业经济扩张还没产生，这一过程的后段则进入一个调整时，表现为资本出现盈余，经济增速下降，产品价格低企，并潜伏着经济危机。但只要没有出现失业大幅增加劳力收入下降的恶性经济危机，这一时段却是二三产业结构的市场自动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市场自动调整，较大贫富差距向较小贫富差距的市场自动调整过程。世人偏好工业经济扩张的前段，殊不知后段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十分重要的自我调整阶段。没有这种自我调整，经济关系无法理顺，会给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麻烦。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资本的迅速积聚，大大缩小工业经济扩张的前段时间，增加后段时间，给了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较长时间尺度，在新一轮工业经济扩张还没到来之前，完成这种调整。

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和资本持有人的广泛化，使社会经济细胞企业的权力与分配结构产生一些微妙而重大的变化。虽然产权私有仍是企业建立的基础，产权责任仍是企业责任的担当，但在资本市场化和资本持有人广泛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设立和经营决策权逐渐与产权相分离。这首先源于企业建立与经营越来越需要创新性知识与能力，而非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和购买来取得，而创造性知识与能力与个人素质相关，只有很少的资本所有者才具备这种知识和能力。其次在于资本市场产生之后，资本可以通过买卖产权来实现更为自由的选择。如果说一个企业的建立现在仍然是资本所有者特别是企业的主要出资者在发挥较大作用，那么，企业建立之后，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市场可以脱离这个企业（当然也可以不脱离）。这就使企业的经营权力慢慢转移到具有创新性知识的管理层身上。资本同劳动一样，对企业来说，更具有生产要素的特征，并缓慢地放弃对企业的主导。附着于资本所有权身上的其它权力，如经营权分配权等所谓的资本法权，已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企业的分配结构也发生一些微妙而重大的变化。除劳力工资仍受市场劳力工资影响，企业必须在生成的财富中按市场工资付给劳动者报酬之外，企业生成财富中的另外一块在资本与企业管理者或者说知识之间进行分配，资本利润虽然仍与企业生成财富多少相关，但也掺杂进市场资本价格的影响。而企业管理者由于经营权力的掌管，其知识和能力对企业生成财富的影响明显，在企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由此导致资本利润减少。现在企业中管理层的兴起及其高薪化，证明这种趋势的存在。资本通过市场流动，其利润越来越接近资本市场价格，同时也均化了资本投资不同产业的投资回报。显然，资本的市场化，削弱了资本对企业的控制，而强化了知识对企业的主导。分配缓慢地却又不断地向知识倾钭。比尔* 盖茨的财富，恐怕更多来自于他的创新性能力与知识，而不是他的资本。

资本盈余，不仅在微观上使企业发生权力分配结构上的某些重要变化，从宏观上看，也使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曾经有一种形象的说法，说在美国硅谷，只要有人在路上说一声我有创意，路边的树上立刻就会跳下七八个投资者，争相投资。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却反映了一种创新知识相对于资本的稀缺，即资本积累速度大大超过创新的发展速度。而其包含的深刻内容，却是资本与知识关系的变化。后工业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推动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社会资本总量出现盈余。这是因为资本只是工业经济扩张而非是工业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当资本出现盈余时，工业经济扩张能够迅速完成，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经济进步而非经济扩张。同时，资本积累速度超过创新发展速度，使资本与知识主客易势。资本稀缺时，知识转变为社会财富必须依赖资本，资本盈余时资本要获得利润则必须依赖创新。资本出现盈余和创新性知识转变为财富的实践更依赖个人能力的特征，使创新性知识特别是个人的创造和实践能力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资本正缓慢地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资本利润正日渐变为一种财产性收入，资本控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削弱。而知识经济时代贫富差距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知识特别是创新性知识的差异，并不是资本有无和多少。

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配权相分离时，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解构。列宁说，小生产不断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大意），并不准确。在我看来，社会生产由不需要资本的手工生产和分散的小生产转变为需要资本的机器化集约化生产时，资本主义社会就开始出现。机器化集约化生产因其高效率是经济进步的标志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资本主义不可抗拒。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资本并不会退出社会生产。我们不能用消灭资本（实际上是消灭资本所有权）来消灭资本主义。但资本出现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由生产需要资本使社会被资本控制，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资本只是生产的构成要素之一，而无法左右经营分配，如果资本利润通过资本市场逐渐转变为资本价格并使其市场化平均化，则资本主义慢慢就会变成历史。但是，资本主义的衰退过程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即剥夺资本所有权的过程，因为这种剥夺会导致权力或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的历史倒退，所以只能是经济发展和市场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其中，社会资本出现盈余 ，应是资本主义解构的起点。这里的盈余并不是消费资金与生产资本之间比例失衡，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阶段性资本盈余，而是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资本总量，远远超出科技进步能够迅速转变为社会财富所需资本数量而出现的整体性资本盈余。现在世界上一些最先进最富裕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业经济扩张的速度很快，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正在走向同步，已经隐隐出现这种盈余。

我们把资本追逐利润当成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而资本能够产生利润并追逐利润会导致社会资本量近乎无限的扩大（包括资本数量和资本持有人的扩大）。一般而言，生产资本与消费资金的相互转换（既包括市场利率即资本价格的市场调节，也包括向富人征税用于救济穷人的行政调节），会使社会资本量保持在一个与社会需求相当的水平，但由于并不是全部的生产资本都具有转变为消费资金的可能，所以社会资本总量从长期看呈现出无限增加的态势。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从另一角度看，资本的无限扩大和资本之间的竞争，会大大削弱资本超出生产要素作用而对经济的控制力量。所以，从长期看，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正在使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生长，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看成是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其实，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生长初期，经济出现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同以大量资本投入为特征的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机器化集约化生产，是同步发展的。这时强调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对市场经济而言，是阻止暴力和权力掠夺他人财富，是产生平等交易的基础，而对资本而言，是确立其所有权，因而确立其主导经济的地位，是资本推动工业经济扩张的黄金时期。分工和专业化加深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专业化带来的机器化集约化因其高效率强化了资本主导地位，这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高度一致，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

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与资本的发展逐渐走上歧途。资本主义经济或其物理表现形式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是走向集中化组织化和垄断，当集中化的发展脱离专业化时，与市场经济通过细化生产分工使交易不断扩大广度和深度而发展产生矛盾。脱离专业化的集中化组织化会阻碍甚至萎缩交易广度与深度的扩展，而交易广度与深度的发展会瓦解和削弱脱离专业化的经济集中化。然而，市场经济终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这不仅在于如前面所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市场作用下，会产生资本盈余使其自我解构。而且还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需求和消费向多样化的发展。当技术发明和工业经济不断带来新的产品，引领消费时，人的需求也在向其它方向（如文化需求，旅游需求，服务需求等）发展，这些需求有很多并不通过工业生产来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产业，也是非资本型或弱资本型，非组织化和集中化或弱组织化和集中化，甚至是非技术型或弱技术型的（很多是艺术性的，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是个人的艺术劳动）。这类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工业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正如工业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经济的比重一样。也推动着市场交易广度与深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它会从更根本上约束和解构以生产集中化组织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资本控制社会的资本主义终将变成历史，市场经济却不会变成历史，而会走向更加成熟。

（五） 全球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等等。市场经济的常识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产生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在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从产生贫富差距的那一刻开始，同时也内生一种均衡机制，它通过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价格的变化，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同时通过市场均衡机制的作用，又会缩小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本身就是推动经济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动的原因，也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原因。社会就是在这不断产生贫富差距又不断被缩小的过程中发展。而且经济要素包括商品，生产要素，信息的流动越通畅，越迅捷，越广泛，贫富差距的缩小越快。按照这种市场机制均衡作用的机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经过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贫富差距虽然不能被消灭，却是可能逐步缩小，而达到一个合理水平。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包括一些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甚或有扩大的现象？这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使贫富差距的缩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使贫富差距的缩小进入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全球的贫富差距不仅包含社会个体之间的差距，而且包含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要缩小社会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首先要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过程中，会影响到社会个体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甚或会扩大这种贫富差距。

地区国家之间是怎么样出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我们知道，工业经济发展具有聚集效应。首先集约化生产带来企业规模扩大，人员增加，其次生产分工导致的专业化，因为之间需要协作，为了降低协作成本，也会带来经济的集中，再次工业经济的集中包含有人员集中，使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也向工业经济区集中。这是出现城市和大型经济区域的原因。当由于某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制度原因，使某一地点因为技术发明，资本选择，地理位置，资源的发现和开采等出现经济发展优势，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点时，由于聚集的效应，其它经济要素如资本技术劳力等受聚集能够带来效益的影响，不会在广阔的地域上均匀分布，而是按照效益原则，选择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聚集，由此使这一地点或地区与其它没有出现某种经济发展优势的地点或地区产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而经济要素按效益原则的聚集流动，会使发达地区更发达，不发达地区更不发达。

当然，当这种聚集达到一定程度时，受土地荷载能力极限影响无法继续扩大。因为土地是不动产，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无法聚集的。资本技术的聚集与土地关联不是特别大，但劳力不但是生产要素，而且是消费主体，他的很多需求如吃住等，需要通过土地来提供，所以他的聚集与土地的容纳能力紧密相关。当经济集中特别是人的集中超出土地荷载能力时，经济集中的成本就会超出经济集中的效益，从而迫使经济要素以经济发展中心点为轴心向四周扩散。但这仍然是发达地区地域面积的扩大。而且地域面积的扩大，可以容纳更多人员，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生产的社会财富，正好可以满足因聚集而增加的人员和每个人需求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这正是一个发达地区的发展过程，区域面积在扩大，经济在增长，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不过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并不会带来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但是，劳动力向经济聚集区的流动，受流动距离的加大等因素影响而日渐困难。第一，经济聚集区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劳力流动距离加大使迁徙成本增加；第二，地理距离加大产生语言，生活习惯等对人员流动的文化障碍；第三，当人员流动超过国界时，政治藩篱产生制度障碍，遏制着大部分的人员流动；第四，工业经济的发展虽然使与土地相关的产业（如农业林业等）生产人员减少，但仍有相当部份的人必须从事这种生产，这些人员必须均匀分布无法聚集。由于上述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流动或很方便流动的，因而必定遏制发达地区的进一步扩大，这是出现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无法迅速缩小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出现一些变化。第一，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生产的商品和积聚的资本大大超出经济聚集区人员的需求和经济聚集区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向其它地区输出；第二，由于经济聚集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发展成本，比如土地价格，劳力成本等，已经高于经济聚集带来的效益，与不发达地区相比较，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生产低成本的不发达地区流动，效益好过向发达地区流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这种成本差异越大，商品，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向不发达地区流动的冲动越大，以至于历史上出现不少发达国家使用武力，来打破不发达国家阻碍经济要素向其流动的政治藩篱。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完全自由流动。劳力的流动一般是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符合聚集的方向，所以劳力的流动，虽然是在全球化的内涵之中，但这种流动并不是全球化的开始。只有当商品，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逆聚集方向，而向不发达地区或国家流动时，真正的全球化才开始。全球化究竟有无好处？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是经济侵略，还是因为可以解决输入国的经济发展资金瓶颈有利于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商品向不发达国家销售，是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掠夺，或阻碍不发达国家本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还是使不发达国家人民可以消费更好的商品？美国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国家转移，是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使中国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是中国人得了好处，还是美国的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因中国土地劳力等低成本优势而获得更多利润，抑或美国人可以消费中国制造的更低价商品，因而总体上是美国人得了好处？等等。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要素流动，带来复杂的利益变化，站在不同的社会个体和集团利益角度看，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它反映了缩小社会个体贫富差距与缩小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如果没有全球化，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发展后，商品会出现饱和甚至过剩，资本会出现盈余，技术市场受限无法扩大，因而会出现商品资本技术价格下降，并迫使经济结构调整，如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不但会遏制富人财富的进一步增长，而且可以使底层劳动者即穷人的收入提高。富人更富受遏制，穷人收入却在增长，正是贫富差距的缩小过程。全球化是在社会个体或集团追求更大利益的推动下出现的。地区或国家之间出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本质上是经济要素价格的差异。人口密度不同导致土地价格差异；收入水平不同导致劳力工资或劳力成本差异；资本盈余或稀缺导致资本利润差异；技术水平高低导致技术价格差异等。正是地区或国家之间出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为社会个体追求更大利益提供了更有利更广泛的选择机会，结果会带来某些社会个体利益的增加。除了劳力向发达国家或地区流动，一般是穷人为了获得更多收入之外，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流动，大多是富人为了更富所采取的行为。这会导致某些富人更富。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商品资本技术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流动。会导致其价格难以下降甚至升高，会延缓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因而不利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缩小。这似乎在颠覆着经济要素流动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的看法。

但经济要素流动既源于差别，又会缩小差别，这是合乎自然原理的基本规律。不过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要素流动，是逆经济聚集方向的流动，它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流动的效应也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而非是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缩小。甚至这种流动，还会带来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某种扩大。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由于技术落后，可以引进和购买技术来加快技术进步步伐；由于资本稀缺，可以引进资本来越过资本自我积累的漫长阶段；由于生产快速发展会与市场缓慢扩张产生矛盾，可以借助世界市场，来缓解这一矛盾，保持生产的较快发展。所以通过经济要素的流动，可以加快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推动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当我们把贫富差距当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来解决时，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显然要高于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缩小。因为只有在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全球范围内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缩小。比如象日本人，现在与过去相比，和美国人的贫富差距在缩小，正是因为日本经济发展水平正接近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缩小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快捷的方法就是经济要素在大范围包括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因为这种流动可以使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能够缩短经济自我封闭发展的漫长阶段，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所以，即便这种流动会带来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某种扩大，也是缩小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而最终达到缩小全球范围内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一种必要代价。

当我们一体化的看待全球经济时，我们实际上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经济扩张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局部区域可以速度很快，迅速完成，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扩张范围加大，难以迅速完成。这既给生产者，资本和技术拥有者提供发财致富的万千商机，也由于他们的发财致富，推动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资本盈余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导致工业经济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迅速完成，经济要素价格差异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缩小导致要素流动规模和速度下降时，交易才会从广度的拓展走向深度的平等化变革，基于全球范围内社会个体贫富差距的缩小，才会真正开始。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六） 消除贫富差距是一个贫富差距合理化的过程

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贫富差距就没有消失过。而且我怀疑，即便是原始社会，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还是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一直主张消除贫富差距，也经历过一个所谓“平均主义”的时期。从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来看，那时的贫富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起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就没有。但从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等级差距，比如高干病房，按行政级别配置的住房，汽车，生活待遇等，实质上与现在存在的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距离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现在的亿万富翁要看病，最有钱也只能享受高干病房的消费。物资的分配制降低了货币的作用，货币上的大体平均与实物分配上的特权，使那段时期成为一个伪“平均主义”时期。

我想，一万年之后贫富差距还会存在。这是因为贫富差距不仅根源于各种社会性制度性原因，还根原于社会个体差异。从理论上看，我们可以消除产生贫富差距的社会性制度性原因，但即便从理论上看，我们也无法消除产生贫富差距的社会个体差异。勤劳的，懒惰的；精打细算的，挥霍浪费的；聪明的，不那么聪明的，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存在。贫富差距无法消除的另一原因是非货币形态财富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任何一种高新技术产品或我们称之为高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在开始出现时总是数量有限，不可能人人得到。而且，高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传统高端产品和服务消费大众化了，新的高端产品和服务又会出现，以至无穷。这些高端产品和服务一出现，总要有人消费，短时间内又不可能人人消费。从理论上看，我们可以通过均分货币来达到人人平等，但即便从理论上看，非货币形态的某些财富因其刚出现时有限而无法均分。所以，从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来看，永远都会存在。

社会上存在合理的贫富差距并不可怕，因为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差距的社会能够获得发展。比如，现在我们给每一位贫困者发放一百万的救济金，让他过上与富豪一般的生活，姑且不论这种发放具不具有可能性，即便有，这社会能发展吗？我们需要缩小差距，消灭不合理的差距，但无法也无必要去人为的消灭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皆因有这高低之差，没这高低之差，人还能走，水还会流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仅因某些非货币形态财富有限因而无法实现人人同时拥有，而且还因其会失去经济发展的激励，似不可取，所以只是一种乌托邦。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消除贫富差距的改革和斗争，都是或者说只可能是消除不合理贫富差距的改革和斗争。那种通过权力和暴力掠夺他人财富，把自已的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个体之间转移而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仅不符合伦理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激励原则。这种贫富差距，也是历史上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但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所改变的不是权力可以掠夺他人财富的体制，只是改变了掠夺的主体。虽然革命胜利时因为在革命中曾用均贫富来动员民众，所以也会实行一些均贫富的措施，但在权力掠夺性体制没变的情况下，这种贫富差距慢慢又卷土重来。这种所谓的革命其实是因为权力可以掠夺他人财富而带来的争夺权力的博弈，历史话语体系中的“逐鹿中原”，形象的反映了这种在革命口号下博弈的本质。革命或反革命的集团，都把土地和老百姓当成 “鹿”，他们血腥争夺的，是对土地和老百姓的拥有，即能够掠夺被统治者财富权力的拥有。唯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在这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人的平等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逐渐杜绝了权力掠夺性体制产生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杜绝血淋淋的争夺统治权力的博弈。但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保护，并没有消灭贫富差距，它只是使贫富差距更合理化。

市场经济初期产生的贫富差距，主要是资本能够获得较大利润，相较于前市场经济时代，资本在市场经济初期是经济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通过资本介入，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迅速增加社会财富，所以资本利润比之权力和暴力掠夺的财富更具合理性，但并不就是完全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具有很多掠夺的特征，而被称为原罪；资本利用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分配权，压榨工人工资获取更多利润，也是一种剥削；市场交易过程中由垄断而产生价格与商品价值的过度背离，也会成为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个体之间转移的途径；劳资之间过大的贫富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劳动的价值；等等。但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推动贫富差距不断走向更合理化的功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仅普通劳动者能够逐渐获得更多收入，而且资本主导性经济正逐步过度到知识主导性经济，分配开始向知识倾钭。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地区，正在转变为由个人创造能力高低即知识多少所产生。这种贫富差距比之由资本有无和多少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又更合理。知识与劳动获得更多收入，同时又是对资本获得社会财富增加部份中较大一块的矫正。

历史的看，贫富差距从权力或暴力掠夺生成，到利用资本获得资本利润生成，再到个人知识差异生成，是贫富差距走向合理化的过程，它体现了历史发展日渐走向公正。但主要由个人知识差异形成贫富差距，并没有穷尽贫富差距的合理化过程。而市场机制通过构造更多更为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通过更广更深的交易，使普通劳动者与知识精英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缩小，可以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正。贫富差距走向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市场使权力去魅化的过程。市场颠覆了行政权力主宰社会分配的体制，使具有统治和指挥特征的行政权力，回归到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本位；市场正在削弱资本控制企业分配和操控社会分配的权力，使资本回归生产要素的本位；市场正在和将要阻碍和防止技术成为操控分配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权力，使技术也只能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虽然是很重要的要素，却非全部。可以说，市场是权力的天敌。当任何一部分人都无法把自已的某种优势转变为或明或暗的权力，并以此影响分配时，贫富差距也就达到了合理化。

社会走向公正，当然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如工业经济比之农业经济，知识经济比之工业经济，都带来实现社会公正更有利的经济环境。也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如民主制度较之专制制度，有社会保障的制度较之无社会保障的制度，是更能保障公正更进步的制度。但核心是所有人自由的充分发展。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因为自由是人幸福最重要的体现。自由又是人类发展的手段，因为自由是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即人类发展活力束缚的解除。自由还是一种机制，人追求平等的天性和人的自由经济行为，构成市场机制均衡贫富的基础，可以渐次推进社会公正。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会带来人性中恶的方面膨胀，比如资本的贪婪，比如生产者的制造假冒伪劣等。这曾经也被人们认为是产生某种不合理贫富差距的人性原因。其实，人性中恶的方面膨胀，正是有一部份人的自由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带来的。如果与资本有依存和交换关系的其它市场主体，如劳力技术等的自由选择能够获得充分发展，如果消费者有获得信息和用脚投票的更大自由，就是对资本贪婪和生产者制造假冒伪劣的根本约束。显然，所有人的充分自由正是人类社会自由获得健康发展的条件。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得到保护和发展，贫富差距并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它虽然可能会产生某些社会动荡（如罢工，而这正是人的自由权利，也是社会均衡贫富的机制之一），却很难产生社会革命。市场经济越成熟人的自由权利越得到保障和发展的国家，出现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越小。当然，市场机制均衡贫富的作用，是渐次和长期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一些行政权力手段，在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贫富差距进行某种调节控制，是必须的。如向富人征收一定的税收，用于使社会基本伦理原则得以实现的困难群体保障；在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允许和支持建立工会组织以对抗资本权力（在后工业时代，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人职业选择自由度增加，强化了工人个体对抗资本权力的力量，因而正在弱化工会组织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不够成熟时，加强监管和行政约束（如反垄断），以及提供信息服务，防止利益集团借助某种优势带来的权力，在交易中实行对他人的掠夺；等等。但这种调节和控制，不能妨碍人的经济行为自由，约束人的自由发展，因而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仍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主要表现是：政府不创造财富却仍然拥有太大的控制和征收财富的权力，政府拥有财富过多而社会保障水平却很低，相对应的是个人财产权没有受到有力保障，权力掠夺和自肥的特征仍然存在；行政垄断型经济占据国家经济的很大部份，交易不平等导致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转移形成不合理的贫富差距，竞争的缺乏削弱企业提高效率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也延缓消费意义上贫富差距的缩小过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妨碍人的经济行为自由，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与劳力流动受制度约束不通畅，要素流动对均衡贫富差距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等等。这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这种贫富差距甚至比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可怕，它不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贫富差距合理性的问题。当这种贫富差距相似于前市场经济时代，又无民主和市场机制对其进行一定均衡时，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矛盾，正在积聚巨大的社会动荡风险。所以解决中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最有效和最迫切的，是坚决将市场化改革进行下去，尤其是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即强化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和扩大人的经济行为自由，而不是倒退回虚有“平均”外表的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市场经济不但能带来效率，而且与传统理论带给我们的只是会产生贫富差距，因而无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看法不同，其实它同时又具有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并使其不断走向合理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