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凯歌高奏的时代。不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经济（NIEs）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也进入了向市场制度转型的过程。当时，许多人过于乐观，以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会立竿见影地解决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当世界进入世纪后期，随着转型过程种种矛盾和市场竞争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显露，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反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声音高涨起来。
其实，在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就曾经用邱吉尔的话表达了一种共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坏的经济制度，不过它在现有的各种经济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种。[1]尽管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已知的组织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特别是其中的金融市场，对于创造财富和机会、战胜贫困是一件利器。然而，市场也有它与生俱来的缺陷，例如它在较为关注机会平等的同时，却无法满足人类对结果平等的诉求。而且，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因素，例如完善的法律和执法系统、有效的会计制度和证信制度、在有限范围内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政府等等。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这些制度条件往往不完全具备，甚至完全不具备，而权力对竞争的干预随处可见。自由和公正的交换得不到切实的保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进一步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强化竞争的主张外，还会出现种种企图用强化政府干预和抑制市场竞争来克服社会弊病的呼声。
在中国，经过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市场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由于竞争性市场体制所必不可少的法治等配套制度在很多方面仍付诸阙如，我国经济体制表现出早期市场经济的缺点：权力资本对竞争的压制和交易行为的扭曲。于是，一些具有权力背景的人就有可能通过寻求租金的活动、操纵市场的行为和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侵吞公共财产等途径侵犯大众的利益，积累起巨额私人财富。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有远见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广大公众主张通过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克服目前体制的弊端，以确保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外，也出现了种种反对市场竞争的呼声。
怎样看待市场，怎样看待上述反市场的呼声，是一个关系我国改革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不能不冷静地加以思考。
最近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期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立会危及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正当不满被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够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扩大政府干预，摒弃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R.拉詹，L.津加莱斯，2004：243）
从中国的情况看，上面的观察也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在我们这里，反市场的呼声也是来自两类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一种是来自力图保持自己的权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表面上无保留地赞美自由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都在企图扼杀竞争性市场。他们极力保护并力求扩大由“权力揽买卖”而形成的寻租环境；他们拥护不受约束的官员权力，因为他们实际上掌握着这种权力，或者有能力把它们“搞掂”；所以，他们所追求的体制与其说是自由市场经济，还不如说是“权贵资本主义”。第二种呼声来自自称代表广大底层群众的人们，他们声称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损害了大众的国家的利益，要求回到苏式社会主义的老路。这两种主张一“左”一“右”，看似截然相反，其实是相尅相生、相辅相成的。“右派”既得利益者剥夺大众以肥私的活动愈是猖獗，“左派”反市场主义者就愈是能够获得完全有正当的理由反对腐败和掠夺行为但却不完全明白真相的广大底层群众的支持而肆意攻击市场取向的改革，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退。反之，“左派”的反改革活动愈是猖獗，“右派”也愈是能够以捍卫改革成果的名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不能识破这些反市场喧嚣的真正意图，不充分认识他们的主张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入歧途、使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正确的选择既不是抑制自由竞争、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也不是从市场取向转型的道路上后退，加强政府干预和摒弃对外开放，而是努力去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能够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防止这些人依靠其政治影响力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建立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参与；要坚持开放，强化竞争，约束偏向于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干预；还必须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为社会贫困阶层提供帮助，而且努力帮助他们发展有适应能力的人力资本；最后，要通过有效途径使公众真正了解其利益所在，使他们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符合其根本利益的选择，并真正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我们就必须超越“左”与“右”，向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努力。
参考文献
R.拉詹，L.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1] W. 邱吉尔在1947年11月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