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系统的阅读生活，将我们带到问题的深处——为什么晚清谢幕之后不到30年里，中国这个传统封闭的农耕经济国家会出现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峰？其历史逻辑究竟在哪里？
民间自治不意味着对抗政府
现在看来，答案是明显的：晚清最后20多年的时间内，通商口岸出现了成熟的商业精英阶层；他们一方面承担着市场自由交换的职能，一方面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社会公益的职能，由此带动了内地一批城市的社会自治格局。
的确，历史出现了转型的契机：政府的力量长期以来苦于财力不够，或者执行力有限，一直处在松散且不作为的状态。民间的、市场的商业力量崛起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肩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能。这类似于日后人们总结出来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民间自治的局面。诸如发展慈善事业、维护社会治安、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港口维修及实业型企业的创建与管理。
到晚清末年，这样的社会自治局面差不多成为一种常态，不仅商人群体亲力亲为，而且将过去传统的士绅阶层也接纳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民间社会自治的范围和力度。
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从城市的商业精英阶层开始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城市精英阶层在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能够和中央集权博弈的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潜滋暗长。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各种学术团体和教育会开始产生。1897年，上海创立了第一家农会，1905年，江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教育会。农会主要关注由日本引进过来的农业技术，他们自办刊物，试图向上海周边的农村推广；教育会的使命感显得更大，他们不仅关注教育与学术，还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间自治组织的出现，事实上是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业机构为中国人提供了样本。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表述，对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认识，主要是由上海商业组织对外国商业机构的借鉴而来。1903年，这样的原则正式写进了上海总商会的章程。今天依然在运行的城市市政管理办法，主要也是当时的上海民间机构从英美公共租界的经验中汲取的。
必须指出一个事实：种种民间自治力量的勃兴，并不构成和晚清政府的直接对抗，相反，这些自治性组织完全不希望看到晚清朝廷中央集权体制的消失，或是过分的削弱。他们谋求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良性力量。这是城市商业经营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占据的立场和方法。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晚清末年，当朝廷兴起一批技术性官僚，几乎所有参与到洋务运动中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家，都按照这个逻辑组合起来，到20世纪初叶，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民间自治力量，与朝廷的官僚体系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共识，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权力向城市机构转移。一批有专业背景、商业能力以及社会管理经验的精英人群，为官僚体制输送了大批的社会管理人才。
而朝廷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格局。一方面，朝廷当然不愿放弃通过官僚机构来控制社会的权力，另一方面，社会自治的力量参与到改良中，为朝廷谋求进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总之，晚清末年，传统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相结合，整个城市的管理秩序，其总体利益似乎是一致的。
社会精英群体的突起
社会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应，而且天然具有协调性。不同的社会自治团体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展。散落在各个城市的社会精英，既拥有富裕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在一个时代的突起，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苏，这个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业经验深深影响的地区，就涌现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张謇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精英，他几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长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张謇，他应算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最成功的企业自治领袖。
黄炎培在自己的家乡川沙兴办学校，他是近代以来在教育自治方面走得比较远的社会精英之一，一方面做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工作，一方面不断发出改良社会的声音。
马相伯的贡献更大，这位基督徒、神学博士是震旦大学的创始人，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学者。早年他曾致力于洋务，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清江、松浦的3000亩田产，悉数捐赠给教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赠家产兴学”的字据，规定这些钱财是日后培养学生的助学金。马相伯在教育层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他在晚年曾经对前来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罗振玉是着名的金石学家，在甲骨文研究和敦煌研究方面成就卓着。他曾以一己之力保护晚清大库档案，让明清两代历史第一手资料得以部分幸存。同样，他也是晚清着名的教育家，曾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培养了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诸多大学者。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农学堂的校长，日后的中国农业大学即来源于此。
这些在企业、教育、学术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会精英，构成了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最有思想意义的风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承担着领导作用，而且促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团体之间的直接合作，从而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可以说是晚清末年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一个由专家、社会精英构成的社会管理阶层由此产生，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有建设意义的改革者，他们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愤怒的暴力推崇者，这批社会精英的政治属性最为清晰。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的认识，可谓前无古人。
求改良而非求革命
整个国家都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自治的方向，甚至是宪政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民间自治秩序和朝廷大一统的管理秩序博弈的结果。
晚清的社会图景是这样的，社会精英在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方法，朝廷也在探索。区别在于，朝廷设立的一系列控制性机构，很快就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固步自封。重要的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始终认为，民间的自治力量一直处在朝廷的管辖范围之内，双方的博弈并不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层面。但是，新兴的社会精英阶层显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拒绝政府制定的辅助性角色，而是谋求平等对话者的身份，不断对国家制度，对社会管理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双方之间的张力是巨大的。晚清政府对这些自发的民间机构非常不安，事实上民间团体的联盟变得越来越紧密。1907年，商会的联合可谓狂飙突进，他们在上海聚会，成立了有别于朝廷商部的民间商会联合会，是年底，各省商会代表在上海再聚会，选举产生了全国性的商会代表。1911年5月，教育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大集会，并且制定了共同纲领，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中国教育会。1909年11月，17省咨议局的57位代表聚会上海，由张謇倡议，发起了一次要求全国召开真正国会的请愿运动，全国上下响应者众多。
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晚清政府试图努力控制民间社会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则是，不断兴起的民间自治力量并没有谋求革命性的暴力，而是致力于一种对话性的博弈，一种和平的改良。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完全区别于那些暴力性的农民起义，区别于不久之前的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中国的变革，或多或少具有英国光荣革命的影子。至少一个历史事实摆在这里，晚清的谢幕，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没有民不聊生，中国的历史第一次以一种看上去渐进、和平的方式，走进了新时代。
这样的变化，既不是晚清自由贸易的结果，也不是近代洋务运动的结果，更加本质的内在动因，是市场的自发秩序、社会的自治秩序构建了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士绅阶层的分裂，现代城市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一个时代的思想在裂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古老的集权式管理基础被瓦解，延续千年的单向社会终于衍生出一种市民社会，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个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