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5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
可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但是，在两国媒体、民间、军方甚至学者当中，中美关系“前景悲观论”甚嚣尘上。由此，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感知与未来的期待上，呈现出鲜明的官民脱节、官媒脱节、军民脱节现象。此外，美国高层的美好言辞似乎同其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之间存在反差，给人留下“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印象，反过来强化了“冲突论”、“悲观论”市场。如何将高层的意志转化成多数人的共识，如何将政治宣示落实到具体行动，是近中期中美关系努力的方向。而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充实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从而为最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创造条件。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战略性思考。
一
中美关系既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对其现状和前景的把握就不能从一时、一事中仓促得出结论，甚至也不能从几件事、几年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而必须始终从纵深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中总结规律。
在2011年1月中美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高层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换言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两国关系总体运行是成功的，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
那么，40年的中美关系究竟有哪些基本规律可循，有哪些基本经验可资借鉴呢？笔者将其基本规律概括为“螺旋上升、起伏不定”，将其基本经验概括为“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充满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前的，而不是倒退、走回头路。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这一数字仅低于中国同欧盟27国贸易额的总和（5672亿美元），也是中国与东盟10国2016年要努力实现的目标。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密室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60多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三年内会晤11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密。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0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趋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两艘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无他，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而且近年来呈现两国斗争白热化的趋势。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以上两个基本规律和两条基本经验，无疑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参考和启迪意义。
二
有意思的是，自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到2009年1月小布什下台，在近8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再未出现上述每隔两三年定会发生的重大恶性事件，相反，这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使两国关系保持了冷战后最长时段的和平稳定状态，以致不少人一度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打破“起伏不定”的周期律，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第一件事发生在2003年12月9日。这一天，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温家宝总理期间，当着全球媒体的面正式表态反对陈水扁搞“入联公投”，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反对“台独”。自此之后，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主要不再是美国支持“台独”与否，而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台军售。
第二件事发生在2005年9月21日。这一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在这篇重要演讲中，佐利克提出了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并带有某种颠覆性的命题：中国不反美、不反民主、不反资本主义、也不反现存国际体系。因此，美国不能再用大国关系的旧模式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而应调整过去30年来的对华政策，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础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崛起论”，对华战略手法由“接触＋遏制”转向“融合＋牵制”，具有某种转折性意义。
第三件事发生在2008年8月8日。这一天，小布什携一家六口来华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当时西方借“3·14”西藏骚乱事件抵制北京奥运甚嚣尘上之时，小布什一家的到来客观上起到某种示范效应，带动多国元首访华，宣告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图谋的破产；同日，俄格冲突发生，小布什未紧急回国，仍如期在京停留三天观看奥运赛事。这一事件表明，在攸关13亿中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重大问题上，小布什总统顾全大局，由此一定程度改善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
这三件事之所以相继发生并总体对中国有利，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就是2011年“9·11事件”的突发。由于“9·11事件”，曾经想当一名“文教总统”和实现全球战略收缩的小布什最终成为“战争总统”，被迫将战略重心锁定全球范围反击恐怖主义，并将地缘重心转向中东、中亚。这一变局客观上使小布什政府淡化了“中国威胁论”，弱化了对亚太地区的经营，并期待同中国的战略合作，由此极大减缓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9·11事件”及后续的美国战略调整做出了迅速准确的战略判断，将联合反恐视作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机遇。于是，中美联合反恐的大气候压住了其他各种矛盾汇集而起的小气候，中美关系遂相对平稳度过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国际重大变局往往可以极大程度重塑两国关系的面貌，而能否朝互利共赢的积极方向演进，则取决于双方高层和战略思想界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及时果断调整。双方认知路径一致、战略调整相向而行，则无疑将推动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从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到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这两年间中美关系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就多少同彼此的战略误判有关。鉴于国内对这一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不一样的评估，笔者在此略作铺陈，以厘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出笼的特殊背景。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怪圈”，而且较之小布什时期似乎更进一步。从当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对华政策出奇的积极，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面临“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反恐战场重回阿富汗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即，美国急需中国全方位合作与配合，因此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赢得中国的支持，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而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显然存有一定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我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阴差阳错和“谷歌事件”的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更或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强硬反制（包括决定制裁涉军售相关公司等）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奥巴马对华政策由柔变硬，与应对国内压力不无关系。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是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整体、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很难说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
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正是为使双边关系止跌回暖、重回正轨的政治努力。
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双方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以轮换方式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TPP的启动，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有再度陷入紧张状态之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可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双方共同决定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题。胡锦涛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五点具体构想；习近平副主席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第一，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关系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明显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版，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媒体则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在这一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关系。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日益减少，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中美高层共同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JohnLewisGaddis）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也无法建成类似关系。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美国支持的北方和英国暗助的南方之间的一场军事较量，其后美英矛盾虽未升级为战争，但主要因为“一战”、“二战”两国同德、日的矛盾盖过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因此权力过渡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的背景也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
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创造条件。而过去40年的经验显示，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究其根本，同当年的英德、日美冲突相比，今天处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纵深发展的新时代，大国之间承受不起发生严重冲突或对立的代价；同美苏关系相比，今日中美之间利益深度交织，只得以超越冷战的思维去加以经营。更重要的是，中美高层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两国关系不能重蹈覆辙，只能创新思维寻求新路，这种领导人的战略自觉也成为确保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如此，中美已被推向了大国“权力更替”的国际政治游戏，能否在这场游戏中互利共赢，对彼此都是重大考验。对奥巴马政府而言，经历了自2010年以来两年多的对华示强，以及有意倚重中国周边国家对华施压之后，似乎并未实现其亚太战略的最佳目标。近期美政府高官有意弃用“pivot”（转向）一词描述其新亚太战略，显示其亚太政策、对华政策正进入新一轮反思调整。如何在软硬之间，合作、竞争与遏制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也足令奥巴马团队费尽思量。恰在此时，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无疑给处在摸索中的奥巴马、克林顿们思考未来对华战略以极大启迪。
四
面对实力对比之变、战略心态之变、内外环境之变，中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笔者以为，在总结过去40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吸取现当代大国对抗的教训基础上，以下几点似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其一，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
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的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两国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乎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很难想象单靠共同利益推动的大国关系能够持久稳定，探寻“共通价值”理应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
其二，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所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可以大有作为。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有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中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副主席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其三，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盟国，或是我友邦，有的与我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我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我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且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似应提上日程。
其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须。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各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的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不进则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格局的大判断和大战略的需求；33年前，邓小平最终推动实现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再次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大深远，又要细深实。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