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十分特殊，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正确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轻易解决的，始终存在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中国学者需要树立起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全面认识并深入研究“中国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使之成为全面了解、真正认识、深刻分析、深入理解中国的主线。
关键词 中国之路 国情 发展经济学
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
100多年前，有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被列强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衰落;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必然奋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和极低发展起点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开启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伟大复兴光明道路，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腾飞。现代中国的巨变为我们提供了阅读这部巨著的伟大题材、历史画面，以及丰富内容。读懂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当下，解决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当以“全面了解中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分析中国、深入理解中国”为己任。所谓“全面了解中国”，是指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要看树木，更要看森林，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的了解;所谓“真正认识中国”，就是要真正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一个十分复杂的中国，一个动态变化的中国，一个具有多面性和差异性的中国;所谓“深刻分析中国”，就是要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内部重大矛盾、重要关系的性质及动态变化，解析中国发展之路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动因;所谓“深入理解中国”，就是从历史分析和现状分析、从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从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来理解。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十分特殊，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正确认识，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轻易解决的。我们始终面临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始终面对着难以回避的各种挑战。
研究中国国情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也是确定适宜发展目标、拟定有效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这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①正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的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②国情研究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十几亿人民，从事长达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这是人类活动史中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国情研究以这个伟大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同时又对这个实践作出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③其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性人口大国，不但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甚大的大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军事的大国。大国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小国，大有大的好处，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回旋优势，④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国不同地区互补优势，⑤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⑥但是大国也有许多劣势，“大有大的难处”，⑦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⑧是世界上主要发展指标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相对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难度极大、困难极多。管理和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世界上几乎是特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处理过。⑨
第二，中国是一个快速多重转型的国家。这包括：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型，突出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服务业化在加速;二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城市群化在加速;三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突出表现为市场化在加速，各类竞争日益激烈;四是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全面开放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在加速，“走出去”在加快;五是从封闭、落后的文化向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转型，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进步。从人口规模来看，超过任何一个大国转型的规模;从转型速度来看，又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社会变迁的速度;从转型类型来看，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大国的转型特征和过程。这是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多重转型，必然伴随着各种重大矛盾，以及来自社会冲突、国际竞争等方面的转型挑战。
第三，中国既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现代化的追赶者。中国直到1950年之后才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正式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时间比发达工业化国家至少晚了100～200年，发展起点水平明显低于这些国家，既存在因初期的“扩大缺口”造成的后发劣势，⑩也存在“有条件趋同”的后发优势，即利用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快地“追赶式增长”;还存在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国际知识和技术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成为新技术的积极采用者和再创新者;利用最新技术(如信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利用“蛙跳式”或“跨越式增长”的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
第四，中国独特地开辟了一条非传统、非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很难从现成的标准的教科书中找到答案，很难从外国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只能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是独立自主决策、独立自主选择、独立自主探索的发展道路，决不依赖于任何外部势力，决不依附于世界大国，决不屈服于世界霸权。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二是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如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五大优越性：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是中国追赶并超越美国等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制度优势。四是对内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五是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更不复制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对外霸权、对外扩张、对外侵略的历史。
国情与发展经济学
所谓“国情”，指的是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的客观实际情况，或那些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常常决定着一国长远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
在不同的国家发动和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和因素各不相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1949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对此问题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理论探讨，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一国发展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们的定义是什么?张培刚认为，所谓工业化的发动因素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的基要因素，或战略性因素。换言之，它是能够直接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所谓工业化的限制因素是指那些从根本上阻碍或制约工业化过程的发动和演进的因素。
后来，张培刚先生把推动一国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这相当于通常所讲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把一国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自然方面的限制，包括资源和地理环境;社会方面的限制，包括人口、制度以及文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既此消彼长、又相互转化，从而形成社会合力，既可能相互抵消或对冲，也可能相互增加或减少。
1921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他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目的。1963年，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为此，国情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两个：一是认识中国国情;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所谓认识中国国情就是要深入认识和了解发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所谓建设中国，就是促进发动因素或有利因素的成长，减少和改变限制因素或不利因素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消除贫困、摆脱落后、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一门学问，是研究国家如何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学。虽然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比，发展经济学更适用于回答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发展难题，但是对“中国发展问题”及成因的理论解释还是显得不足，既没有充分吸收并反映中国发展实践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没有能够提供前瞻性地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实践的理论灯塔。尽管以中国等发展中人口大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贸易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但是发展经济学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衍生物和附属物而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主流学派。
现代中国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留下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历史实践，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我们既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主导的发展经济学，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逐步创建中国学术体系、理论体系。正如毛泽东所言：“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毛泽东讲这段话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就我们中国经济学者而言，关键是缺乏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主创新。因此，总结出真正合乎中国实际、真正科学的理论，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历史责任。
我们所置身的伟大国家与伟大时代，正给了我们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最好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而总人口数超过1亿人的国家只有11个;农村人口超过1亿人的只有3个：印度(7亿人)、中国(6.7亿人)、印度尼西亚(1亿人);世界上就业人口数超过1亿人的国家只有4个：中国(7.8亿人)、印度(4.8亿人)、美国(1.5亿人)和印度尼西亚(1亿人)。其次，中国面临着诸如吃饭、就业、教育、卫生、居住等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再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过去30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进出口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贸易体，还是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可以认为，在具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国，十几亿人民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最重要的认识来源，是检验发展经济学理论最大的、最生动的社会实验，也是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发展政策优劣的最好检验标准。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更是要以我为主，大胆创新。
总之，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此时不同于彼时，依不同的时间、条件而不同;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也没有一个最好的、统一的发展模式，此国不同于彼国，此地不同于彼地，依不同的国情、条件而不同。任何发展战略如同战争战略一样，它本身就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随时间、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适应性地变化。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动态的角度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诊断。本文从五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是自然国情，包括地理国情、资源环境、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第二是人力资源国情，包括人口、就业、教育与健康;第三是经济国情，包括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第四是社会国情，主要讨论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第五是国际维度，重点讨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里需要的是系统知识集成，即需要整合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进行综合研究、集成创新，需要借助那些可量化或不可量化的诊断变量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动态的多角度的综合诊断，这也是国情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见图表)
如何阅读中国这部天书
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是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或学术领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学”或“汉学”(Sinology)，它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从国际范围内就现代中国进行的学术对话和学术竞争，现在已经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从事专门专业性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封闭，国际学术界无法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调查，现代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或“中国猜测”(China Skeptics)，而不是“中国研究”，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往往将其研究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应用领域而已。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现代中国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学科，世界各国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之间开展高水平的、真正平等的学术对话。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得“现代中国研究”对国际上优秀的学者更加具有吸引力。国情研究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同时需要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么如何系统地研究中国国情呢?这就需要参照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提出的三条基本要求：首先，研究国内和国际现状，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系统、周密的研究，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客观的真实情况;其次，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再有，学习国际理论与经验，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极其丰富的社会科学，由此来“有的放矢”，“的”就是具体分析中国的发展问题，“矢”就是国际理论与经验，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是实证——理论层面：首先分析中国的发展实践与国情变迁，从实践分析中抽象出理论认识，同时充分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成果，形成理论概括，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往复。
第二是认识——政策层面：研究国情的目标是作出知识贡献，影响公共政策，“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国情研究的最大价值就是在理论与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的目标与战略这一最大的公共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是识别出发展的挑战，这就需要发展诊断这一中间环节。
第三是过去——现在——未来层面：这是指要从历史维度来认识国情。一是30年尺度分析，重点分析改革开放30年发展实践(1978～2009);二是60年尺度分析，分析建国以来60年(1949～2009)的发展实践;三是千年尺度，延伸到古代中国，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国情。现状分析以及综合诊断是对现状进行分析，目标与战略则是前瞻分析。国情研究不但需要历史感觉、历史体验、历史认识，也需要现实理解与现实参与，还需要未来愿景与未来眼光。
第四是世情——国情层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们不仅要研究国情，而且要研究世情。因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不知彼，则不知己。这个彼不只是对手，而是全世界。不了解世界，就无法准确地了解中国;不具有国际视角，就无法深入地认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世界影响整个中国，世界改变整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也将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既要研究国情还要研究世情，即世界的发展动态变化，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我们所做的国情研究是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回答：当代中国实际“是”什么?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就不同于“规范社会科学研究”，即应该“是”什么，对各种行为方式的合意性作出判断。这就需要以真实的中国为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方法、历史的观点、宏观的视野、国际的视角、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这是坚持不懈的知识积累而不是断断续续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和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而单一的研究，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深入研究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一般性描述，是采取跨学科和多角度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是仅从某一学科或方法作单一专题性研究。总之，国情研究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对此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化研究。国情研究是非常专业化的研究领域，同时又需要将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加以集成、综合和凝炼，并从事创造性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重要的办法。定量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知识贡献，是因为提供了一种我们称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知识。通过定量研究能够提供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史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这就能真正深化我们对中国发展历史轨迹的理解。
第二，开放式研究。“文革”十年、包括“文革”之前的十几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与西方同行相互隔绝，而且封闭时间太长，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政治(权力)统治和垄断的时间太长。即使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也是十分封闭的，既不能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基本不了解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展，更谈不上进入国际主流(当然是西方学术界主导的)。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不参与到主流之中，就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同时也就没有办法对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作出同样的贡献。
第三，参与式研究。我们从事当代中国学研究，与国外的“中国观察”或“中国猜测”最大不同之处是参与式研究。这样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与认识中国。如何持续参与研究，以下两个导向是最为重要的：
一是发展挑战和问题导向。我们要研究现实中国的“真问题”，选择中国的发展挑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治理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还是就业问题、能源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将把对中国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主动及时研究对于中国的挑战，并且从研究中获得“真知”。
二是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我们要提出解决重大挑战的“真办法”，及时地、前瞻性地回答如何来处理和应对这些挑战，进行高水平的发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这就构成了“挑战-应战”研究模式，研究挑战是为了更好地应战，研究应战是对挑战的积极回应。
第四，森林式研究。观察和研究中国既有不同的价值观，又有不同的角度。我们应当避免对中国认识的片面性，毛泽东曾说：“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因此，我们对中国的研究不仅要从地面近距离地直接观察各种“树木”(企业或个人)的微观变化，而且还要从高空俯视和全面观察整个“森林”(社会和国家)的宏观变化，给出多方面总体评价。
第五，创新性研究。学术研究就是求真与创新，发现新现象，提供新知识，提出新理论。国情研究也同样如此，它需要发现当代中国发展中特有的新现象和新特点，需要不断提供比较系统的当代中国变化的新信息和新知识，需要创新性地提出和解释关于中国发展的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我们以中国崛起为主题，主动回答中国崛起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崛起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它的国内经济背景是什么，它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以及中国如何更加成功地顺利地崛起、和平地崛起、可持续地崛起、绿色地崛起。从理论角度来看，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用创新说来解释中国的崛起。又如我们通过研究综合国力及国际比较、研究影响发展的五大资本及国际比较，从历史背景和国际比较研究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创新不仅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包括自我纠正。研究现代中国本身是一个信息和知识不断“搜索”的过程，需要不断认识、识别、检验、修正和超越。
第六，集成式研究。当代中国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的历史画面，她的变化与发展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不能从单一方面、单一学科来研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综合研究、集成创新，这包括以下几方面集成：一是信息集成，通过数据实证来提供中国的关键性信息。二是知识集成，集成了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环境生态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作为分析中国的综合理论依据。三是思路集成，集成了我们多年不同领域国情研究所形成的政策思路。集成创新并非知识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通过再加工、再组织，提高知识附加值，实现知识向更高形态转化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是要像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明确的观点去统率材料”。这也是集成创新的“灵魂”。
中国开创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伟大复兴的创新之路，是推动经济繁荣、社会转型、中国巨变、迅速崛起的“人间正道”。中国学者需要树立起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全面认识并深入研究“中国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使之成为全面了解、真正认识、深刻分析、深入理解中国的主线。
注释
①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②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③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④这是毛泽东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174、189页。
⑤这是胡锦涛的观点。2008年5月31日，胡锦涛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严重的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写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新华网，2008年6月2日。
⑥这是邓小平的观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⑦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红楼梦》里头的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她这么一说，刘姥姥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好办，据我看，它的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龚育之，逄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30页。
⑧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88页。
⑨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September 9, 1987);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文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
⑩这是指富国与穷国初期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大，即使穷国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富国人均收入增长率，尽管他们的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是下降的，但是他们之间的绝对差距是不断扩大的，直到相当长的时间之后，这一“扩大缺口”才开始缩小，从而构成了对穷国为实现经济追赶所做的努力的严峻挑战。可参看： Charles P. Kindleberger, Bruce Herrick: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58, 1965;[美]查尔斯·金德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这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2011年7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2011年7月1日。
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1949)》(中文版)，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7、151页。十分可惜的是，张培刚先生《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更未能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认识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事与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鄢一龙，魏星执笔：《2030中国：走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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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编：《2010国际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04～106、112、118页。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7页。
这里参考了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174页。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6～797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页。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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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王亚华执笔：《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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