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上，都有过于简单化与过于复杂化的倾向。过于简单化乃是以美国国内的民主体制来看待中国，做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过于复杂化又是把中国的民意与实际的情形看得太过纠结，用错力道。
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坚挺，也是最脆弱的关系。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些小细微，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而任何两国之间惊天动地、天塌地陷的争端，又往往都能够相逢一笑，和好如初。
最近又是一个不太平的时候。“王教头夜奔领事馆”以及相关后遗症、盲人律师陈光诚去留的一阵罗生门、孔子学院的兴废之争……想来不久关于签证难的传说又要开始流传。“在曲折中前进”，学术界和官方在概括两国关系的时候，总是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我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几年时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自以为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也就是使我所接触的美国人民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但是在几个月之后，我就自动放弃并且留下一声叹息：原来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是如此地怀有善良美好的愿望，但是对中国原来如此地无知傲慢呀。我想这大约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庶几相似。
近日一字一页，终于读完了邹镋先生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双方的研究著作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这本研究短期美国对华政策与行为的学术作品，却读来令人一惊三叹，心悸无语。作品早在1963年就已经出版，对于当时的史料掌握之详实，美苏国共日，方方面面，无不深文周纳，上穷下达；而其学术立场之客观严谨，令人无论立场何在，都无以辩驳，惟叹命运之促狭，历史之捉弄，以至于今日本当携手共进的中美关系，及至猜忌重重，戒心四起。
邹镋先生早已于1999年谢世，而他的名字也早已不闻于中美关系研究学术界。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即赴美攻读学位，此后留任芝加哥大学直至荣休。但若以为这本著作可随先生作古，却是大谬不然。其间所揭发的中美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彼此误读与妄为，今天也未有甚多更张。
著作所阐述的时间从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直至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中国，尾声至中国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短短十年时间中美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本在于“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
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这十年期间，美国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政府一直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政策本不该有反复。而这正揭示了一个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国家完全缺乏了解与应变的原则与机巧，以至看上去完美的一段佳话，成为了一地鸡毛的废墟。
在经历了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罗斯福所延续的政策，乃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大国”，并尊重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噱头，在联合国秩序的安排上，中国已经定为安理会常务理事国；而在战争中的重大会议上，中国一直是以与美英苏并列的位置出现的。
然而，在对援助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却无法在行动以及资源上给予当时执行中国任务的史迪威将军以实际的支持。一方面，在对中国的援助上，缺乏在缅甸战区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上的兵员投入，而仅仅是有限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建设上，给与蒋介石政府以资源分配的全部权力，而不对其分配权力进行约束，以及对其它中国力量给与相当的关注，导致了蒋政权的独断性不断扩张。
罗斯福的后期委派赫尔利将军接替与蒋介石龃龉不断的史迪威。但是赫尔利执行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政策，也就是全面支持蒋政权，但是却并没有使蒋能够相应地支持他的行动，以至于赫尔利与中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化为乌有，反而使中共认为美国出尔反尔，产生反感。
1945年马歇尔将军成为了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力求促使联合政府的产生。但是马歇尔的和解政策在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前提下崩溃。此时中国的民意已然倾向共产党，而马歇尔的政策清晰无误地表明了不干预中国内战，并且决不派一兵一卒进入中国战区，却在援助上依然不断供给国民党政府（期间虽有10个月禁运）。这已经明确地使美国的形象是“帮助一个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
到了最后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已经准备溃退台湾的时候，美国虽然谨守不出兵干预的承诺，但是其资源包括武器，依然在不断输入给蒋政府。
在整个期间，美国的援助政策似乎为宿命所左右：它希望中国独立生长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却无法摆脱蒋这个精明的独裁者；它希望平衡中国的力量，却无法赞助为民间所拥戴的共产党；它期望通过不干涉来摆脱自己对中国的责任，经济援助却无一不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成为内战的主要资源。
邹镋教授似乎一直为这样的几个因素所困扰：其一是美国坚持门户开放与不干涉政策而从来不敢放军队入华；其二是美国的政策一直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左右而未能对政策做出灵动的调整；其三是未能平衡中国各方力量以寻求蒋的替代品。
显然，美国政策是首鼠两端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也绝非绝无仅有，而是在中国一败再败。
到最后邹教授的概括是“历史的友谊发展到定点，变成互相间的敌视”。这委实是一个迄今难以摆脱的诅咒：今天在美国的华人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之一，而美国在华经商人数与投资世界第一，而两国之间的紧张与对峙从来就不曾放松过。
在我看来，美国从来没有正确地选择过与中国的民意同声同气抑或同仇敌忾。内战时期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美国向来以国内思维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事务，而从来未曾明白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与美国式的民主与政体思维不同的政治存在。美国尽管有两党政治的存在，但其外交选择与政策运作空间，仍然有着足够的杠杆可以运用。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认识与行动，与其长期所积累的民间关系是脱节的。从职业外交官与民间交往的层次上来讲，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有着长期的浸染与了解，但在政策选择上，这些都显得无关紧要，进行政治决策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选择往往根据官方的去向来进行，而与民间所形成的纽带与共识并无关联。这些行为于是就与实际民意背离，造成美国形象在民间的污化。
美国的国家利益通常与中国国家利益并没有本质的冲突。以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辅以美国国家利益的声张，加剧了中美之间实际利益并无冲突而心理之间相互敌视的现实。过分地张扬意识形态的对立，除了一再加剧双方的冲突之外，掩盖国家利益之间的互补性，反而夸张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
从美国数届政府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亦可清晰美国对于中国内部力量的完全无知。对于蒋的长久依赖，使美国缺乏在实际情形中的替代品与缓冲地带。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于其它抗日力量，包括共产党，非蒋系的军队，全然没有直接援助，以至其它力量根本没有生长的空间。到了内战时期，非蒋即共，失败就成为了必然。中国人历来讲中庸与平衡，任何一方的过度强大，都必然是悲剧，这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一览无余。
再有，就是其长期目标与短期行动之间，充满了矛盾。
美国对华向来有着长期的美好善良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在实际政策的执行之中，却往往因短期政策的随意性破坏殆尽。帮助中国的独立、统一与民主是美国的传统政策，但这种政策往往伴随着短期利益的即时呈现，而其破坏性，以及引发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弹，却造成的是长期伤害，减损彼此之间的信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上，都有过于简单化与过于复杂化的倾向。过于简单化乃是以美国国内的民主体制来看待中国，做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过于复杂化又是把中国的民意与实际的情形看得太过纠结，用错力道。
我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本身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是完美的。几乎所有批评美国的元素，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中国。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因此，美国在中国的一再失败，并非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与政体之间的矛盾，而根本就在于美国政策选择与执行上的自我、误解、失衡与草率上。这样的政策，自然也就只能带来悲剧的结果。
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为紧要的关系之一。而两国在民族性、理想性与自由性上，有着很大的亲缘关系。无论中国未来的走向如何，对于美国都有着至关重大的要害利益。而美国对于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又是模范与希冀。和则俱荣，损则俱亏。
愿望与现实之间，向来十万八千里，惟有长期、谨慎与中庸之道，方才能建筑熙睦之境。于中国如此，于如今更为强大的美国而言，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