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中村治研究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了。它最初主要集中在对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上，到1990年代中后期，其研究重点转向了乡村治理。相对于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研究对象更加广 泛，视角更加丰富。2000年前后，华中村治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乡村治理之社会基础的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就是指乡村治理得以展开的中国国情与其特殊的时空条件。中国是一个有 5000年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3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的巨型国家，若不能真正深入到农村社会内部，理解具体地域社会乡村治理得以发生的时空条件，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 农村的治理状况、治理机制及决定治理绩效的原因。

展开乡村治理之社会基础的研究，需要将概念化的“农村”作具体展开，这一展开首先是区域的展开。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区域差异巨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文化特点、种植结构、居 住形态、开发历史等都有所差异，我们需要对区域差异进行内在的把握，较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对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区农村的实践过程、机制与后果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我 们要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结果？这种不同反映出农村社会怎样的区域性差异。

一旦进入到农村区域差异的研究，就不仅仅可以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状况切入，而且可以从其他的各种制度实践切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制度作用于同一个农村地区，就会 与农村的内部结构发生接触和碰撞，并由此形成特定的实践后果。特定农村地区，又有着特定的内部结构，它关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政策与制度实践切入到 特定农村地区内部结构的不同层面，又将这内部结构的不同层面统一到对这一特定农村地区的理解之中，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村治模式”的研究方法。“村治模式”即指特定农村地区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共同形塑而成的特定治理模式与秩序模式。

“村治模式”的研究和写作，带动了华中村治学者对农村更为广泛方面的关注，村治研究也就不只局限在村民自治等制度问题上，而是扩展到农村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土地制度、社会 现象、农民生活、农村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

其中尤其值得讨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现代性的全方位渗透，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中，比较表面的是农业税的取消和农村基础性结构的瓦解 （以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瓦解为典型）；而最为根本的则是农村的价值之变，它是农民意义世界的变化，是农民对什么才是有价值生活的定义的变化，及由此导致的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刻变化 。

正是在上述视野下面，华中村治研究就几乎涉及到了乡村社会的所有方面，华中村治研究由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了乡村治理与秩序之价值基础的研究中。

二

华中村治学者崇尚“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我们强调要在厚重经验基础上进行有硬度的思考，因为只有有了厚重的经验，只有让经验本身的逻辑得以展开和贯通，面对外 来的理论，面对抽象的大词和理论模型，我们才能真正进行有主体性的思考。当前学界包括农村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主体性的丧失，学术研究变成了与西方理论的对话，甚至变成了 验证西方理论的材料展示。在高度抽象的来自西方的大词和理论模型下面，因为经验本身没有贯通，西方理论在经验材料中“寻章摘句”，所谓的中国研究就变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真正的中 国是什么，仍然不清楚，甚至是更加不清楚。

“田野的灵感”并非仅仅是到经验中寻找材料来讲故事，而要“认识中国”和“认识农村”，是要形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只有强调“田野的灵感”，形成厚重的经验基础，才能真正有主 体性地“为我所用”地阅读和消化西方理论，也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学术的交流、对话、批评机制，也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认识中国的学术积累，从而形成并发展具有自主性的中国 社会科学。

三

华中学者近年的研究，尤其是集中在农民上访、乡村政治、农村土地、乡村水利、基层组织、农村文化、农民宗教、农民自杀等领域。华中学者中，在田先红之前，还有吴毅、陈柏峰、申端 锋等人对农民上访进行过研究。田先红的新著《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接续华中研究传统，以在一个乡镇长达半年时间的深入调研为基础，以农村基层信访治理 机制研究为主线，讨论了当前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了技术治理的限度。田先红不仅注意到了当前农村谋利型上访蔓延这一重要社会事实，而且提出了在新时期的国家政权建 设过程中如何避免基层政权内卷化重演这一重大问题。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找回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基础权力，还原专断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作者的这一论断 ，但因为作者摒弃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争辩，而以事实为依据，力图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脉络里面思考这一问题，本书结论就具有相当说服力。

《治理基层中国》所着力讨论的谋利型上访虽然只是农民上访中的少数现象，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少数，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少数。之所以出现谋利型上访一类“怪现状”，导因于 乡村的去政治化。国家越来越忽视甚至放弃对人心的改造，治理者过于强调治理技术，忽视政治，放弃原则。结果，国家制定了越来越多的制度，出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而大多数情况下， 制度和法律都被抛在一边，不起作用。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公开的法律制度，而是在边缘地带跳舞的潜规则，从而在当前中国农村开始出现普遍的无序。仅靠制度建设、技术治理，国家治理 是无法完成的。找回政治，找回意识形态，是善治的必由之路。我以为，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将治理技术与政治性结合起来，如何用政治来塑造人心，或许是本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 示。这可能正是作者所欲阐明的“息访之道”吧！

是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田先红著《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一书所作序言。《治理基层中国》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已于近日正式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