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真的离我们而去，那么，即将到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速度更低但质量更高的时代，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 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在未来的若干年之中，有几个强大的潜在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因而也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优势——这造就了中国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利润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环 境、土地、税收、利率、基础资源、水电、汇率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 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 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要素，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与空气一样，我们虽然对社会 资本熟视无睹，但它却渗入并润滑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社会施以最大限度和最为严厉的抑制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企业也通过欺诈、蒙骗、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滥用和挥霍了这种资本。这种滥用与挥霍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企业一种普遍的盈利模式。结果是，一场高速经济增长下来，作 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国社会却已经奄奄一息。社会资本是经过代代相传的美德和文化逐渐积累起来的，如果它必须重建，我们将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种隐性坏账，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将必须为此付出巨额拨备。事实上，中国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就是对中国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我相信，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双双陷 入危机而孤苦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社会资本是何等珍贵，而它在中国又是何等稀缺。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 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 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 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 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 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 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 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