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

1958年，湖南平江县，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斤，创造晚稻大王”的宣传标语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牛寨大队的1960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牢狱里的抗争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难以遗忘的历史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廖伯康，1924年出生，重庆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1962年，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回川后受到政治打击。1982年获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目前离休在家。（图/郝非）

萧风报告第一页：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 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 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微博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这个帖子的作者的高学历和媒体工作背景，为“大饥荒”的事实成为历史悬案而慨叹。他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如同做地下工作

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

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

中央派来秘密调查人员了解天府之国的惨状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

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

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

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

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

“萧李廖反党集团”，真相与判断

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

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

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