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向真理低头”

人物周刊：目前您最主要的工作，或者任务，是什么？

江平：现在主要的工作还是推动社会。我和吴敬琏先生在上海创办法律经济研究所，目的也是推动社会，如何真正在中国实行法治和宪政，希望能起到一些作用。包括教育方面，演讲，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再往前一些，1979年，你开设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在当时谈“西”色变的背景下，有怎样的困难和风险？

江平：1979年，刚刚复校，思想领域的氛围还是比较解放。过去，这种课程一般叫做资产阶级民商法，要加上意识形态。当时作为选修课程，还是比较自由。当时开这种课程的很少，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了解西方罗马法的也不多，老一辈懂罗马法的很多不存在了，新一代的又没有学过。我当时在苏联学过一些，还带回来一些材料，加上我们有的文献古籍，所以大胆建议开了这门课。

当时的风险主要是，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有点批判自由化思想的话，这种观点显然要受批判。当时我们讲商法，讲股份制，公司制度，票据制度，这些完全是市场经济，这种东西带有了西方民商法中启蒙的东西，学生很欢迎。

人物周刊：就您个人来讲，刚刚从22年的磨难中走出来，为何要冒险去开设这样的课程？

江平：呵呵（大声笑，沉思），我想，人总是要有一个理念吧。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左的苦头，改革开放给我们一个机遇，这本身要求一种新的思维。我当时差不多是成为了学院的副院长，负责教学，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理念，一种办学思想，也就是：法学应该兼容，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当时的选修课，老师都可以选择，很民主的，这引进了一种新鲜的空气。

人物周刊：这种新鲜空气很快产生影响吗？

江平：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文科教育磨难最大，法学又是最甚。法学，被认为是最不需要，最没有用的东西。在左的情况，恰恰是不需要法律的，法律就是虚无。那个阶段，所有法学院校都解散了，只留下了北大。

经过那个法律虚无主义的时代，大家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法律必须从左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必须摆脱教条主义。复校，然后恢复法律，大家希望法律必须有一个新的理念和精神。过去苏联的一套，没有人再去宣扬，逐渐淡忘了。

人物周刊 ：在遭受了22年的磨难后，您对自由依然很执著，为什么？和您早年的生活有关系吗？

江平 ：反右的时侯，我被划为右派，是因为我受到了自由思想的影响。我的高中是一个教会学校，后来上燕京大学，也是洋人办的，还有更早参加的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无非也是要民主，要自由。从这个意义上，青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就是这个东西。

我这个人，在多年的经历上，造就了追求自由的性格，自由高于一切。我的一生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只向真理低头，一个是自由高于一切。

我常常说，人一生追求什么，最朴素的真理，嘴无非两个作用：吃饭和说话（大笑）。你仅让我吃得很好，不让我说话，这更可悲了。

“我能做的是力所能及地呐喊”

人物周刊：当时，学生给您外号，“民主校长”，您是否喜欢？

江平：我当时离职，学校有一个处长说，我们学校有的人，不愿意当红色校长，愿意当民主校长。哈哈，今天如果这两个给我来选择，我看怎么理解，如果红色校长理解为共产党的大学校长，那我说，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校长，应该有民主理念，这两者不应冲突。

人物周刊：您曾说，您对民法典的很多想法被否定，您对立法的很多理念，往往也很难实现，是否经常感觉遗憾，感觉疲惫？

江平：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学者之间的争论，另一是学者的建议，不被执政者采纳。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学者最多是智囊团，学者的一些东西不被采纳，我不会强烈感觉到失落。我们提出过建议，也有对有错，这都有可能。终究，法律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对谁错。

学者往往从理想主义出发，更多考虑应当做到什么，立法和执法者往往是从现在能做到哪一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和立法者与学者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有时理想的东西不总是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74岁了，也许应该安享晚年，但您还是到处奔走，内心的动力是什么？

江平：（沉思）从个人来讲，活动就是生命。因为是终身教授，我现在还没退休，即使退休了，要我在家过退休生活，恐怕是生命的减少，而不是增加。我很感觉到，不断讲课和活动，不仅体现了生命价值，而且是真正意义上延长了生命价值。不断跑，是一种锻炼，也说明我的思维还可以。我常考虑：我的思维有没有老化，思维有没有保守，有没有新的想法？

如果从大一点来说，从社会的使命来说，不必说太大的大话，无非也就是觉得，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人物周刊：我想，呐喊总是要遇到苦难，您曾经是否有过犹豫，甚至要放弃？

江平：（长长叹息，沉思）以前还有，近十年几乎已经没有了，人生的路已经差不多定了，六十岁之后，差不多定了。

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人物周刊：在您生命的前19年，是民族危难和动荡时期，之后是22年的磨难，再之后26年是您生命和事业的春天，这样的命运安排，您有怎样的感慨？

江平：我出生的年代，是中华民族走到了命运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没有参与很多救亡和抗日的运动，但从小时起，民族的患难意识很强，所以我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重要的，我的诗集中有很多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是说，在困难中就一点希望没有，而是坚韧不拔，相信有更好的将来。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还是一个很强大很有力的民族。我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我还是一个很强的民族主义者。

人物周刊：在极端困难之中，您怎么安慰自己？相信有更好的未来吗？

江平：一度也很失落，但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走出来。我当时想，人总不会老是这样吧，哈哈，很纯朴的想法。“总不会老是这样”，人要是这样想，就是还有希望。

人物周刊：除了慷慨陈词和四处奔走，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江平：我没有什么特别需求，房子不错。不抽烟不喝酒，忙起来茶也不喝了，很简单，走到哪儿也很随便，在物质享受上，很简单，知识分子，还是精神追求者。

人物周刊：按您的计划，还将继续奔走多久？

江平：走到哪头算哪头吧，没有倒下的话。哈哈，只要自己的身体还有这样的力量，思维还可以，应该还可以继续一些。

2000年以前，江平居住在政法大学教师宿舍，常常被上访者堵在门口，每月收到的求助信件达四五十封之多，感到无能为力，“也算是心灵上的一个痛苦”。

后来，找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好在校外买了房子，“想逃跑”。没有想到，新校长一来，不让他退休，有课的时候他就必须走大约25公里的路程回学校。

260平米的房子，三个客厅，正中大厅悬挂木雕门联，大幅字画，宽宽的红木桌椅，有清幽的士大夫之气。

另一个大厅直接通向书房，学生送的巨幅牌匾“为人师表”高高在上，奖杯、奖牌，整齐地摆放在角落。书房约30多平米，中央一张大床，床头夹着一个红色小台灯，方便看书。数百张唱片码在床边的书架上。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最喜欢贝多芬的《命运》，“经常听，我能听到命运的声音”，说着，嘴里发出蹦、蹦、蹦的节拍声，手也挥动起来，很快就进入音乐的世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听得出来，他在演奏《命运》。

清晨的阳光透过桔黄色窗帘斜斜地射进来，照在他身上，形成一个光晕，静谧，柔和，这位历尽历史坎坷的老人笑得纯真而安详。我们聊天的时候，一条叫“小熊”的黄色小狗不停地在他身边转悠，拿身子去蹭他的腿，撒娇一般。

告别，家人开门，刚从书房走出来的江平，似乎看到“小熊”从门缝溜了出去，高声喊，“小熊”，“小熊”，“快回来”，满脸着急，扭头对家人说，“快去看看，叫它回来”。蓦然回首，“小熊”从客厅里蹿了出来，江平这才松了口气，“哦，它在，没有出去”。

他想起了站在一旁的记者，握握手，道别。一转身，招呼在客厅等候多时的学生、妻子，两条狗紧跟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