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当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地区冲突乱象纷呈，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而在这个全球化加速的当下，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必要的责任。除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断走到前台的中国在“地球村”的时代还能向世界贡献什么，多元化趋势中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财富如何在国际舞台找到自己的位置？4月22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寻找共同价值：中国能向世界贡献什么》主题论坛中，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西•加顿•阿什教授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中西对话。
蒂莫西•加顿•阿什：抛弃西方中心主义
蒂莫西•加顿•阿什：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柏林教授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定期为《卫报》、《泰晤士报》、《纽约书评杂志》等刊物撰稿。
探讨共同价值观
过去两百年来，人们更多谈论的是西方能给世界什么，如果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话。为什么“中国能向世界贡献什么”这个话题如此重要，我认为有两大原因。
首先，原有的模式正在终结，很显然，我们正经历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一场历史性变革。而西方或许比东方更多地接受了这一变化——那些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将在21世纪决定国际政治的走向。而历史上，每当权力出现转移，大国兴衰变化之时，常常伴随更多冲突，爆发战争。从古罗马帝国到埃及、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兴衰，都是如此。而今这一危险再度显现。事实上，我和阎学通教授首次交谈时，我谈及这一规律唯独有一个例外：当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衰落美国崛起时，英美两国没有发生冲突。对此阎教授就指出，当然爆发了战争，只不过是与别的国家，和纳粹德国。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国际事务，避免战争。而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探讨共同的价值观。
其次，和几千年前的文明不同，当今的世界我们都是邻居，70亿人口在这个拥挤的地球，相互之间依赖程度很高，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洲经济都互相联系。全球变暖是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在互联网的时代，约40亿人已通过电子设备联系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追寻共同的价值观，正如我们都住在一个共同的社区或城市。顺便提一句，当一个社区、城市或跨国企业，当它们变得愈发多元化时，也更需要一个明确的章程。
寻找第三种模式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在2002年说，20世纪的斗争结束后，只有一个仅存的可持续模式，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但过去十年证明它既不是唯一仅存，也不是可持续的模式。因此单纯这个模式行不通。与之对立的一种模式则是，强调国家的主权，同时承认文化的差异。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文明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不同文化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不干涉，才能避免冲突。但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种模式也不能应对当下世界的两大主要基本挑战，无法让我们在这个拥挤的地球上和平地实现权力转移。
因此，我希望提出的是，我们需要第三种模式，追寻有更多共识的价值观。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我们是在一个纯粹西方版本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环境中成长的，它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发展成熟，并向世界传输。但是这个普遍主义本身却是存在矛盾的，因为它只是少数人的普遍主义，几百年来，女性在其中并未得到平等位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这是一个不普遍的普遍主义。我们要做的并非抛弃它，而是寻找一个更普遍的普遍主义。
那么如何寻求它，我们可以拿出普遍主义的一套基本标准，通过对话辩论的方式寻找哪些是我们共有的，哪些不是，这样的对话我认为正是当下西方和中国以及不同文明间所需要的。
解决当代问题的共同价值
接下来我想从四个方面谈谈为什么这样的对话很重要。首先，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在权力转移的危险时刻避免战争。以当前亚洲地区的格局为例，一方面是增长的美国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军力的增长，如果和历史作比较，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应对。
其次，是对于言论自由的基本准则。我正在负责一个牛津大学的研究项目，探讨在互联网的时代言论自由的标准，我们开设了一个有13种语言的网站，提出一些言论自由的基本草案用于辩论。其目的并不是重复西方过去的做法，直接告诉别人怎么做，而是展开跨越文化的辩论。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人道干预。这必须有清晰的界定，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并非人道干预，但多国对科索沃的干预则属于此类，因为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种族屠杀。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属于此类。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寻求共同价值，否则就会变成单边的干涉。
最后一点，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当历史上人类第一次开始威胁自然环境，引发全球变暖，能源短缺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而需要全球共同应对。需要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当然，这四个领域只是非常片面的，我希望以这几点为例子，探讨中国能给世界贡献什么。
阎学通：中国将贡献“礼仁义”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英文)等多部作品。
中西能够找到共同价值观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首先，中国能够向世界贡献什么样的价值观，并且能为其他国家广泛接受？其次，中国怎样才能建设成这些价值观，并使其成为普世的价值观？
首先，我同意阿什教授所说的，一些好的共同价值观是具有减少战争危险的作用的，然而，我却不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就能减少战争危险的看法。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中东地区一些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之间正在发生着军事暴力冲突。其次，我赞同阿什教授的看法，即中国与西方是能够找到共同价值观的。
第三，对于人道主义干预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应当十分谨慎地做出判断。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国际行为是否道德是要根据具体事务来判断的，而不能以抽象的道德为标准。以抽象的道德为借口发动战争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冷战后就有以民主和人权为名发动战争的现象。所说理由是解放平民，使之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结果是在战争中杀死的平民比独裁者杀的人还多。
汲取中国古代传统思想
经常有人问我，除了自由、平等、民主之外，中国能向世界贡献什么价值观呢？大多数人，不仅西方人，很多中国人也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观能超越这三点。然而，根据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学习，我认为并非如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礼”，即以文明方式行为是超越“自由”的价值观。东西方社会都有餐桌礼仪。怎样吃饭是一个人的自由，但人类的文明要求我们吃饭时尽量不出声音；人们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自由，但是教室里不能赤身裸体。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学生声称自己有不穿衣服的人权，裸体上课。校方找警方解决，警方说他们无权干涉他的自由。最后校方找到了学校土地的所有者，请其出面声明在其土地上不允许在公开场合裸体。上述例子说明，“自由”是动物的本性，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当需要自由，然而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也许是本质区别则是文明，因此人的行为要与动物不同。“礼”是要求人举止文明的价值观。
其次，“仁”也是中国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公平”是比“平等”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平等是不区分先天和后天差别的价值观，因此平等仅是使弱者获得与强者的相同机会，而不保护弱者。公平则包含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观念。平等的原则是先上公共汽车的有座，而公平原则是体壮者给老弱病残让座。事实上，公平原则在国际规范中是有所实践的，例如，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已经接受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公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和谐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三，“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这个字即可译为“正义”或“道义”。“民主”是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的方法，但民主并不能保障人们用权利做正义的事。希特勒是通过选举获得的国家权力，但他利用民主方式获得的权力做了极为不正义的事。民主是保证决议的合法性，但并不保障决议的正义性。2003年美国政府进行伊拉克战争是得到国会多数支持的，但这并不意味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正义的。依据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则要兼顾过程的合法性和结果的道德性两方面。
根据以上分析，我以为中国具有向世界贡献“文明、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潜在思想资源。
中国可向世界提供更高标准的价值观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让这些价值观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呢？我认为，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其价值观就很容易被世界接受。因为，社会习惯的扩散方向是，穷人效仿富人，弱者效仿强者，落后效仿先进，失败效仿成功。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国时，世界价值观的演化仍将符合这个规律。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成功方面还不如美国多，因此中国需要比美国更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才能得到世界广泛的接受。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呼吁建设核心价值观。这不意味着当前的中国社会没有核心价值观，而是有着不高尚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中国建立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就需要将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心。同时用“文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取代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非常困难，但这个目标值得努力，这个目标高于聚集财富的动物本能。如果我们把建设和谐社会放到经济建设之上，我们就有更高标准的价值观。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礼、仁、义”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思想创新，是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比“自由、民主、平等”更好的价值观的。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创造更好的价值观，而且需要在国内进行实践。今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和美苏之间的竞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当促进两国文明竞争。美苏战略竞争像一场拳击赛，以暴力击倒对手才能取胜；而中美竞争更像一场足球赛，虽有冲撞，但暴力不是主要获胜的手段。我以为，我们需要建设文明、公正、正义的国际规范管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