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问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时代周报：相对之前的《奇迹的黄昏》，在刚刚出版的《大拐点》中，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有哪些不同？
袁剑：《奇迹的黄昏》是一种更系统的写作，而《大拐点》作为紧贴时代的评论集则更有历史的连续性。《奇迹的黄昏》大致写的1989年之后到2002年的中国。对于这一段的中国当代史，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性框架或者说模型，那就是所谓“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所有官僚系统都是，也并不是只有官僚系统才是。而是围绕着官僚利益集团并以之为核心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竞争性的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模型。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动力、指向以及约束边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所以其在逻辑上的结果也一定与1989年之前的改革会有巨大的不同。《奇迹的黄昏》主要描述和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大拐点》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我觉得这个模式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疑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沉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时代周报：在《奇迹的黄昏》中，你把1978-2003年的25年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阳光灿烂”、1984年“蹒跚之旅”、1992年“后改革时代”。又是十年过去，你会怎么来归纳目前这个改革阶段？
袁剑：最近这10年，是前面10年的改革全面开花结果的十年。其中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如影随形，难以分离。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
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力量变得更为复杂，除了延续所谓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面卷入。但大家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逻辑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在发生重要的作用。可以说，2002年之后的10年，是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在全球化环境中全面收获他们改革成果的10年。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中国的财富差距在这一阶段又一次显著扩大了。我也不是说，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形势比人强，机制比人强。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
阻止权力经济的只能是利益集团自己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分析了改革的“权力经济”现象，指出利益分配模式正趋于锁定。今天人们呼吁改革再启动，你认为，当下的权力经济现状如何？改革能否在这方面有突破？
袁剑：权力经济是对应于权利经济的，权力经济意味着特许，而权利经济意味着自由地创新。当然，真实世界并不是理想国，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从某种消极的角度讲，权利经济首先授予并培育公民反抗财富被剥夺的权利。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系。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至于如何启动这种改革，那是政治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所在。既得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唯一可以阻止这种进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毁掉这个游戏。
时代周报：你在新书中用“大裂变”来形容2008年后的中国，我也注意到，你早先也提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淘汰出局”。请问这和孙立平教授“社会断裂”的说法是否有类似之处？
袁剑：孙立平老师是特别贴近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位优秀的学者，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孙老师的社会断裂大致是从社会学视野提出来的。我的“大裂变”是一个隐喻。我是指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自我解体或者说内爆。而这种内爆与中国参与其中并作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条件的全球体系的内爆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人被淘汰出局，当然是这个裂变的一部分，也是裂变的一个特征。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会毁掉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指一部分人终究会看透这个游戏，不玩了，或者不按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定的规则玩了。没有人参与这个游戏，强势集团又到哪里去觅食呢？
泡沫化生存在中国有强大动力
时代周报：新作开篇以对冲基金LTCM崩溃为例，提到即使概率是非常小，危机还是可能发生的。你是否特别担忧危机可能始自金融领域？
袁剑：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为开篇是偶然，并没有特别的指向。在私下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将次贷危机比喻成一个超级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在相当意义上，所谓金融危机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其实，更加历史地看所谓次贷危机，它是冷战之后的一场全球体系的实体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在《大拐点》一书中曾经谈到个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如果实体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力保银行不失，但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银行、资本市场再保也保不住的。
时代周报：2005年你曾发出房地产泡沫“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的呼声，2010年你也断言“房地产十年牛市即将结束”。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
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一个最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悖论在于：全民创造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少部分人所攫取。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丘吉尔早在一战之前就讽刺过，却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非但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更首先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从不预测，为什么在房地产问题上做出如此大胆的预测？我笑答：吓唬吓唬那些自以为是、到处忽悠的房地产老板没有坏处。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如果你是房地产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员，那么你可以找到房地产会继续膨胀的太多理由，但如果你是投资者，我劝你还是谨慎悲观点好。不要以为政府坐庄这个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再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也有做不动庄的时候。
时代周报：在新作里你提到“泡沫化生存”的概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八年来首次将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调整到8%以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管理者正对“泡沫化生存”做出某些修正？
袁剑：我说的泡沫化生存讲的是通过扩张资产泡沫来拉动经济增长。在中国这个政治合法性对经济高速增长有着非同一般渴求的国家，泡沫化生存就有更强大的制度性动力。毫不意外的是，这个泡沫会被制造得更大，更难以收拾。将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5%，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迫的因素。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这是被迫的因素。但主动将经济目标调整到更低的目标，带来的挑战会同样多。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本届政府的政治勇气。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增长并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魔术，它可以做属于它的事，但不能影响它不能影响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调节器完全掌握在宏观决策者手中，是十足的糊涂和荒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工具可以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
时代周报：海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似乎你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袁剑：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并非独独是一种中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脱离地球引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自有其独特性所在。而这个所谓独特性就是我在“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个框架中极力试图解释的。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至于你说，有很多海内外学者把它概括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可能是出自他们对中国一种不切实际的投射。
时代周报：在给《事变—2006中国经济记录》一书做的序中，你认为中国经济是“车到山前更迷惘”；你在新作中也发问：改革到了拐点，我们该怎么办？你对具体的路径或应对之策是否有明确的观点？
袁剑：中国改革早在1989年之后就发生精神上的深刻嬗变，而这种精神嬗变逐渐外化为显性的制度结构，则经过更长的时间。在本世纪初期，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终结。这是1989年中国改革变性之后一个必然的后果。在这种前提，再奢谈什么“改革”、奢谈什么“改革再出发”，我觉得特别的荒谬。少数人垄断和挟持的改革，其后果必然是自弹自唱，无人喝彩。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换言之，不是改什么，怎么改，而是谁来同意、批准和监督改革。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不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任何改革都是有疑问的。前面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乱改就怎么乱改。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而不是“被改革”。改革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的永恒主题，不必刻意将其作为一块金子招牌加以供奉，实际上，改革这块招牌早就光环褪尽了。
时代周报：不少乐观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但“危”中有“机”，本届政府在公平正义上也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言“大拐点”，是否可能有点早？你认为的拐点有具体时间线还是更多指一种压抑的气氛？
袁剑：“危机”这个中国词语确实非常妙。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愉快的辩证法。不过，首先是“危”，然后才是“机”。你可能必须首先应对“危”，才能争取“机”。如果被危击垮了，你就出局了，“机”有何用？作为一个力求独立的思考者，我对任何执政者的赞扬都必须表现得十分克制。但是我的确愿意承认，他们做了不少事情，也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还是那句老话，制度比人强。大拐点何时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到来，谁也说不清，那是上帝干的事情。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不少，你的新作中也多指出全球霸权体系不稳定的迹象，是否美国某种程度上也处在“拐点”上？如果是，跟中国的“大拐点”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
袁剑：在现阶段，美国的任何衰落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的衰落早就开始了，并不始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将这一潜在的历史进程公开化、正式化了。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光着脚的模仿者和竞争者。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其政治及社会韧性暂时应该可以吸收这种拐点所带来的冲击。但中国之拐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全球体系公共品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美国的相对衰落，都会引发全球体系的重大变动。在我看来，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所谓次贷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越来越难以胜任越来越膨胀的全球体系公共品提供者这一角色所导致的。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
袁剑
1964年生于湘西。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200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经评论。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大拐点》。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本报记者 刘颂杰 实习生 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