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各地的条件和情况不一样，发展的路径自然各不相同，但是在营造适宜的环境，通过鼓励、扶持企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各地都是不约而同的一致。地处东部、华南和西南的三个城市泰州、惠州和绵阳及分别位于三市的三家企业春兰、TCL、长虹的发展很有意思，既有很大相似性，也有差异，各自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分析其成败得失，不管是对于三座城市和三个企业下一步的发展，还是对国内其他城市和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三城三企的相似特点

泰州、惠州和绵阳三城同属中等城市。泰州和惠州虽各处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但整体经济发展在各自区域里都只居中下水平。绵阳地处西部，却是四川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因此，三市经济总体发展差距不大，具有可比性。三座城市具有一些共性。

1、三个城市都培育出了一个著名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企业，这三个企业的声誉和影响都超过了它们所在城市，很多人只知长虹、TCL、春兰，不知绵阳、惠州和泰州。

2、三家企业对各自所在城市近年的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三市以这三家企业为核心带动了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发展。目前这三家企业仍在各市的GDP、财政收入和工业产值比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与所在市一荣俱荣，企业一打喷嚏，该市就要感冒。

3、三个城市都不遗余力地扶持各自的支柱企业发展，地方政府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在企业的发展轨迹中清楚看得到地方政府的影子。

表一：2002年三市自然、经济指标

人口（万人） 面积（km²） GDP(亿元) 财政收入（亿元）

泰州 503.1 5790 504 53.13

绵阳 521.75 20249 370 27.04

惠州 283.02 11158 525 20.70

长虹、TCL和春兰三家企业也有相似之处。

1、三家企业都源自国有企业，长虹是国有军工企业，春兰和TCL最初是地方小国有企业。三家企业经过十几年市场经济的打拼，大浪淘沙，脱颖而出。

2、这三家企业都属家电类，在很多产品领域还是竞争对手关系，例如都生产彩电、空调。

3、三家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各自的当家人，另一方面三家企业也成就了三位著名的企业家倪润峰、陶建幸和李东生。

4、三家企业在不同产品领域都是同行业的排头兵，资产规模、生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品牌价值和综合竞争力都名列前茅。

三家企业各自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企业界享有盛誉的企业领袖，

表二：2002年三企业情况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万元） 品牌价值（亿元） 与当地GDP的比值(%) 主 要 产 品

春兰 186.1 105(1998

年数据） 36.9 空调，冰箱，彩电，汽车，摩托车，压缩机

长虹 143.5 18395 266.00 38.8 彩电，空调，一次性电池，激光视盘机

TCL 318.9 152578 187.69 60.7 彩电，手机，计算机，电话，手机电池

注：三企业营业收入均有部分是在总部境外实现，但不易剔除。因此企业营业收入与当地GDP的比值只能近似作为地方GDP对企业的依赖程度。

二、三城市经济发展的比较

本文打算就三个主要的因素进行讨论。

1、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然而地处何方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只能通过改善交通状况，结合区位特点，发挥本地的地理优势来为经济增长服务。

三市中惠州的地理位置最为优越，已建成由深水港、航空港、高速公路、铁路互相衔接的立体交通网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惠州港距香港仅４７海里，京九铁路与广梅汕铁路交会于惠州，12月即将投入营运的惠澳（惠州港）铁路与京九、广梅汕铁路接轨，将形成铁路连接港口的大陆桥格局，不仅将带动京九铁路沿线广大地区的出口贸易，更将极大地促进惠州经济繁荣，为惠州工业化进程加足马力。惠州还拥有惠深、深汕、广惠、惠河等高速公路，环市高速公路网业已形成，惠州机场也开通了北京、成都、苏州等多条国内航线。良好的区位和发达的交通为惠州地区大规模制造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惠州根据其大亚湾具备天然深水良港的地理优势和国家经济发展布局，选准了发展石化加工业，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努力运作和中央的支持，引得中海壳牌这个目前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首期投资就达43亿美元。惠州市先后为此投入40多亿元人民币，兴建相应配套工程，包括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的村民搬迁安置等。这一项目规模大、技术档次高、效益好、带动效应大，能带动大批中下游项目和相关产业，正因为看好这一点，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已将投资目标锁定惠州。这一着棋，为惠州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比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长江天堑是主要的原因。尽管长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但它同时也阻隔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传递，阻碍了苏北苏中的发展。尽管如此，泰州市的地理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地处沿海和长江“T”型产业带的结合部，西连扬州，北面和东北毗邻盐城，东依南通，南与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以及镇江所辖扬中市隔江相望，苏中入江达海的5条重要航道在此交汇，境内长江岸线99.8公里，其中-10米以上较为稳定的深水岸线61.6公里，但远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认识到这些，当地政府下了大力气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成3座长江港口，以国家一类开放港口泰州港为主体的内河港口群初具规模，市境内有328国道、宁通一级公路、同三高速、宁靖盐高速、京沪高速，江阴—靖江长江大桥及其北接线广靖高速与沪宁高速，形成了泰州与上海、苏南的快速通道。新长铁路也已全线竣工。目前还在抓紧进行泰州第二过江通道、沿江高等级公路、宁通公路互通立交及连接线、沿江大型火电厂工程、区域供水工程以及泰州港集装箱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泰州经济要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把被称为“黄金水道”的沿江“黄金江岸”的潜力开发出来，构筑沿江开发新平台。1999年江阴长江大桥通车，拉近了泰州与上海及苏南发达地区的距离，以此为契机，泰州注意强化区域间纵横互动，以靖江和江阴的合作开发为重点，靖江与江阴的跨江联动开发，成立了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并且有了新的动作，推进两岸沿江工业经济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把农业、三产服务业亦纳入开发规划。

绵阳距成都91公里，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在西部地区是优越的，但相对其它两个城市，却处于劣势，对发展物流量很大的现代制造业不利。经过近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除宝成铁路复线贯穿全市南北外，成绵、绵广高速公路连接成都、广元，毗邻绵阳南郊、成都双流两个航空港，距重庆港口也仅5小时车程，强化了其川陕交通要塞的地位，也为长虹等大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绵阳借四川省规划旅游线路的机会，争取九寨沟黄龙寺旅游环线经过绵阳，大大促进了市里旅游业的发展。

总结三个城市的经验，在发展地区经济时应该准确认识地理特点、区位优劣势，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确定自身区域定位，通过兴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硬环境，发挥诸如沿海、沿江、沿线（铁路、公路）的优势进行生产力布局。

2、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地区和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惠州的人力资源质量比较低，专业人员比例很小，创业人员缺乏，人力资源受教育状况较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竞争力相对落后，相当缺乏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R&D投入与其经济总量也不适应，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惠州过去的发展中从外地引进了大量人才，弥补了本地人力资源的不足。惠州的企业如TCL等很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TCL的几员大将袁信成、万明坚、杨伟强都是从各地纳贤而来的。高效率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合理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了人才对地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的作用。

泰州1996年才建市，文化教育科研的设施和基础比较薄弱，本地的人力资源也同惠州一样相对匮乏。但泰州人有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北宋大教育家胡瑗的这一理论影响深远，其“分斋教学”法在中国教育中首开先河。今天泰州的企业也很擅长借用外脑，同时挖掘现有人才的潜力。春兰集团、扬子江药业集团、河海集团、梅兰化工集团、双登集团等企业建成了博士后工作站，泰州已成为全国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最早、设站最多和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最多的地级市。泰州还先后与中科院、国防科工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建立起产、学、研全面合作关系；成立了包括10名两院院士在内的江苏省第一家地级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科学和前瞻性支撑。作为国内最早认识“人力资源重要性的企业之一，春兰高度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与全球化经济适应的人才机制，营造了良好的人才氛围。是春兰依托企业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

相比另两个地区，绵阳市的科技力量雄厚，条件在中等城市中属一流，聚集有10多万各类科研技术人员，25名院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８００多名，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汇集大量高层次人才，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防科研院所１８家，西南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７所，长虹和九洲国家级技术中心２个。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绵阳的人才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也是绵阳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惠州和泰州的原因之一。

人才的静态数量只是经济增长潜在的有利基础，它还需要有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要激活人才科技优势这一核燃料，使其成为经济建设的强大核动力，必须为其创造链式反应的临界条件。

3、我们可以从三市与三个大企业的关系来观察政府与企业间有趣的关系。

三个城市都不约而同地走了一条通过扶持龙头企业的成长带动当地经济的路子，取得了成功。总的来说，三个城市政府与企业是共赢的关系，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有弊端，带来一些负效应，主要是地方对一个大企业的依赖过强，这些企业稍有风吹草动，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就很大，地方政府也会面临巨大压力。近几年，绵阳由于长虹的不景气如是，如果春兰或TCL遇到长虹同样的情况，泰州或惠州也免不了如是。

惠州的市场发育相当充分，政府审批和管制比较宽松，为企业创办和经营创造了有利环境，地方法制相对健全。TCL集团是惠州的名片和经济重心，在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投产前可能一直会在整个惠州GDP和工业产值中占最大份额，它是1980年用5000元借款创办的地方小企业，20多年后已成为销售额超300亿元的大集团，发展速度惊人，这一切当然来自于公司自身的努力，但也离不开惠州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这种支持体现在政策、人才、资金和项目等各方面。TCL的当家人李东生本人就是由于当时管工业的副专员林树森（后任广东省计委主任、市长，现任广州市委书记）慧眼识英雄，一手呵护和重用才得以在TCL大展经营才华。

惠州政府有比较突出的创新能力，能灵活执行政策，提出了不少重大创新，政府办事效率高，服务能力强。正是市政府的支持帮助公司在国有企业中较早解决了激励约束问题，实现了股份的多元化，为公司的高速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１９９７年市政府开始对ＴＣＬ实行授权经营、增值奖股的政策，市长李鸿忠（后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任深圳市市长）对TCL一如既往地支持，并给李东生出了两个主意：“第一合法，第二不可逆转”。在企业的增量资产上做文章。公司与市政府签订了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核定当时TCL的净资产为3亿多元，每年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增长在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得其中的45%。现在市政府对集团的持股比例由５８％降到了４０．９７％，净资产超过了１６亿美元，后来又引进了日本东芝、住友、香港金山、南太和ＰＥＮＴＮＬ等５个战略投资者。

惠州市政府的这些支持政策帮助TCL集团在股权和企业制度上较其他国有大型企业占据了优势。随着企业的成长和业务的多元化，TCL的投资开始跨出惠州甚至广东，在这点上市里还是积极支持企业通过跨地域投资和并购来做大规模。但是当公司出现将总部迁到深圳或别的更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意见时，惠州市政府坚决反对，通过各种方式做工作，要求留在惠州。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TCL集团总部留在惠州，一些重要的制造基地留在惠州，一些专业公司总部落户更适于他们发展的地方。在“孩子”长大了要搬家远行这个问题上，由于税收和产值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基本都是反对的，有的甚至采取比较激烈的行政干预来阻止总部的迁移或者业务的区域转移。这方面惠州市的做法还是相当宽容的，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泰州市政当局对春兰等骨干企业也是倾注了满腔心血。朱爱群，曾任泰州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发现、提拔、重用了陶建幸，这才有了后来的春兰。后朱提前从政府退下又到了春兰集团担任执行总裁直接为企业服务。当春兰扩张需要资金的时候，市里积极帮助落实，集中当地资源扶持；当公司要争取国家政策和有关审批时，市里也是把企业的事当作政府的事来做。陶建幸在泰州地位特别，他既是春兰的一把手，也是市委常委，还是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在企业家里是很少见的。

象惠州一样，泰州市也积极支持春兰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走在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前面。春兰启动了产权制度改革，(集团)公司从其审计后的净资产中拿出25%，对经营层和员工进行量化配股，按1：1比例用现金配股，3年内配足。春兰集团现已有净资产近百亿元，其中(集团)公司净资产约40亿元，按25%的比例，涉及配股资金高达10亿元。这一举动在当时是要冒相当政治风险的，泰州市委和政府为了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坚定地支持了春兰的改革。当春兰提出为了国际化经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要将总部迁往上海时，市里也有反对意见，但泰州以企业发展大局为重，同意春兰的计划。当然，由于企业和企业家对地方的感情和责任感以及双方的周密考虑，春兰最终形成了泰州、上海双总部结构，两全其美，较好解决了“子大搬家”问题。

与TCL、春兰一样，长虹的发展也与绵阳市当局的倾斜扶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长虹也对绵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虹的两任高管王金城、黄学玖做了绵阳市市长，前任股份公司总经理赵勇现任副市长。倪润峰在绵阳的地位就象陶建幸在泰州一样，长虹崛起在他手里，长虹也使他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之一。

在长虹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上，当地政府的做法不如惠州和泰州好。长虹的经营离不开大规模高效率的物流和发达的交通，然而公司前几年在生产地域多元化、分散化方面却作得不好，公司到那时还一直以自己是世界最大的单厂型彩电企业而自豪，忽略了规模经济过了度就是规模不经济，生产和市场相隔太远，运输成本高企。这一失误是经营者的责任，但也与当地政府不愿肥水流外人田，想将投资集中在绵阳的想法有关。由于地处内地，观念比沿海要迟滞一些，长虹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大大落后于春兰和TCL，在制度上落后于竞争对手，为此作为大股东的当地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绵阳的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过多地依赖于一个企业—长虹，企业经营难以避免的波动给市里乃至省里带来了麻烦。1994年到1997年的增长高潮过去后，长虹的利润总额和每股盈利开始下滑。1999年的利润总额由6.21亿，升到了2000年的7.8亿，但两者相加都还够不上1998年的23.28亿。每股收益更是每况愈下，由最高时的2.9元掉到0.04元。长虹由形象极佳的龙头股、绩优股沦落了，在这种压力之下，作为长虹最大股东的绵阳市政府下了几着颇有争议的棋，成为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典型案例。

2000年5月，四川省、绵阳市两级政府出面，安排倪润峰从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由赵勇接任股份公司总经理。赵勇调整了公司的经营思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放弃规模最大化。2000年，长虹生产彩电559万台，而销售却高达694万台，两者之差为135万台。在消化库存的同时，率领长虹进入精显彩电的新品推广活动中。

　 企业消化库存，自然减产。长虹1999年纳税8亿元，2000年纳税7.8亿元，赵勇没能让长虹止跌。长虹产量和产值的停滞对绵阳市GDP的影响，政府不得不断然出手。因为到此时，长虹的兴衰已不仅仅是长虹自己的事，更是整个绵阳市的事。2001年2月，又是在政府的操持下，倪润峰以CEO的名义重返一线，原长虹总经理赵勇易职为执行总裁。2001年4月，赵勇向长虹集团提出辞呈。这一事件，既给长虹内部造成了动荡，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调整，也给长虹和绵阳市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好在后来的一子，为绵阳市赢得了爱护人才的名声，挽回一些影响--2001年6月，赵勇出任四川绵阳市副市长。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企业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急切心情往往有帮助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爱之过殷，其实害之，政府有的影响很可能过度，反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地方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准确定位自身，结合本地特点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绵阳、惠州、泰州三市相比，条件各有优劣，在发展地方经济和扶持企业成长方面有不少共通做法，也各有千秋。在过去的改革和发展中，三市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在不断总结提高中探索着最适宜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和学习。

1994年惠州财税总收入为16.6亿元，2001年为90.9亿元，8年间，财税总收入平均以27.5%的速度递增；1994年全市GDP为180.1亿元，2001年为480.4亿元，8年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6%。惠州认识到自身具有的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特色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一如既往支持TCL发展。随着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的落户，惠州的优势更加显著。

近20年间，泰州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1998年至2002年，泰州GDP平均增速为11．1％。所辖市（区）中有5个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区）行列。这几年泰州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提出了“以沿江开发为突破口，以工业为第一方略，以开放为第一动力，以项目和园区为载体，以招商引资为关键”总体发展思路。以现有产业状况为基础，着力资源整合，规范引导，培植壮大优势企业，做大产业集群。大力培植春兰式企业群体，同时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在抓好“顶天立地”的同时，做到“铺天盖地”，大力发展“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的个私企业群体和“一乡一品”的板块经济。力争到“十五”期末，私营个体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税收占全市纳税总额的比重达40%以上。

绵阳尽管在近年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自１９８５年撤地建市以来，ＧＤＰ以年均１０．７％的速度增长，工业增加值以年均１４．７％的速度增长，但在整体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近年来绵阳不断优化区域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综合水平和形象，先后被列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四川省加速实现“两个转变”试点城市、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全国信息化试点城市和全国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试点城市。这些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００年９月４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绵阳科技城的重要指示。２００１年７月３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绵阳科技城建设全面展开。绵阳市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把绵阳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基地”的指示精神，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环境创新，充分发挥绵阳的人才科技优势，借助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科技城的机遇，实现赶超。

三、启示

1、扶持龙头企业要与发展中小企业并重，形成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这一方面是防止过多倚重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企业，以免企业的经营波动造成地方经济的大起大落，另一方面是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意识强的优势，为支柱企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更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就业的扩大。泰州市就清醒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力扶持一批企业向春兰学习看齐，壮大民营中小企业。

这一点对当前很多地区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各地和各行业都在扶优扶强，采取种种措施支持工业、农业、服务业的龙头企业发展，颇有“杀贫济富”的意味。从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优化产业结构来讲是合理的，但这样做要注意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要依法行事，政策要符合非歧视原则和公平原则，不要用行政手段越位干预企业的经营；二是注意所在地方的企业规模结构，防止地方经济对某个企业的过多倚重，分散财政风险，借助中小企业提高地方经济的活力。

2、政府要利用与企业的关系支持企业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做百年老店。目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地方政府无疑还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影响。无论是因为股东关系，还是因为属地关系，地方政府都可以对所在地企业施加影响以实现其目标。地方政府要注意利用自己的影响，督促企业在制度建设上超越竞争对手。春兰、TCL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长虹CEO倪润峰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失误时也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滞后是长虹近年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

3、地方政府眼光要高一些、远一些，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观念，要淡化行政区域概念，强化经济区域意识；既要做大GDP,也要做大GNP。前者指地方政府不能眼中只有本地区，要从更大的区域来看本地经济的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分工，实现双赢。后者指地方政府既要支持在本地投资经营的企业做大做强，增加本地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要为企业的发展考虑支持企业向外部扩张，在地域和产品上多元化，这样做虽然本地企业的新增投资流向了外地，但企业实力壮大、规模增加也就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对本地区的贡献也一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和公共管理系博士，邮箱：zhaoguohong@sohu.com。原文发表于2004年2月13日《经济日报》，有删节）